【背景介绍】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的结束。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 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点而载入光辉史册。

【人物简介】

  于光远（1915年7月5日—2013年9月26日），原姓郁，名钟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1955年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学部委员。1964年任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以后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委会副主任。

于光远学识渊博，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许多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是由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并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他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我自始至终参加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这次历史转折的见证人，我觉得应该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和自己当时以及现在的想法写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为期5天。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日期是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为期36天。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的时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7倍，的确为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能理解，何以5天的全会能开得那样成功。

对原定议题的重要突破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举行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虽然它们是两个会议，各有各的功能，但是由于这两个会议之间存在一种不寻常的关系，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果和意义时，不能不把中央工作会议包括进去。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不能不同时纪念中央工作会议。

中央委员会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在党的章程中的地位不同。对许多重大问题，中央工作会议无权做出正式决议，必须召开全会才能使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各种主张正式成为全党遵循的决议。就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说，中央工作会议已经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充分准备，即十一届三中全会要确定的路线、方针、任务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都已经提了出来，并且有了解决问题的主张。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幕，就是华国锋讲话。他讲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三个议题。第一个议题是如何进一步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第二个议题是商定1979年和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第三个议题是讨论李先念副主席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分组讨论一开始就突破了原定的三个议题。产生最大影响的是11月12日陈云在东北组的发言。他认为，对揭批“四人帮”运动中遗留的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是需要由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的。他举了六个问题为例，包括“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陶铸、王鹤寿同志的问题，彭德怀同志的问题以及“天安门事件”等。陈云同志在党内威信高，考虑得周到，问题提得准确，语言有力，他的发言得到各组出席者的纷纷响应。

还有，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时间特别长，特别集中。30来天的分组会，几乎每天的会议都直接间接地接触这个问题，发言也很坦率和尖锐，没有模糊、藏头露尾的情况。因为这个会议有一个特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提出者、发动者、组织者与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坚持反对真理标准讨论的主要人物都在会上，可以面对面地进行交锋。同在一个组的人进行交锋，就是不同在一个组，看到别的组的简报也进行交锋。《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是那场真理标准讨论的主持者之一，他了解的情况很多，体会很深，在西北组做了多次发言。我对“两个凡是”是坚决反对的，在西北组我也做了许多次发言，同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进行交锋。

在这个会上把汪东兴等在上面支持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人也点了出来，这样就把有关这场讨论的问题搞得更加彻底、更加深刻，这一点在学术界讨论时是不便指明的。

胡耀邦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胡耀邦是中央工作会议上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西北组的召集人，虽然他在分组会上的发言只有三次，但他的每一次发言内容都很重要。他的话不长，但内容却很精彩。

我记得他第一次发言的时间是1978年11月13日上午，那是我们分组第四次会议。他在关于重点转移的发言中，引证毛泽东说的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要等一波平了之后再去提新任务。他说揭批“四人帮”这个“波”还没有平，而是到了波峰，这正是提出建设任务的时候。同时他指出，着重点转移不等于揭批“四人帮”的工作已经完成。

胡耀邦的发言不但没有“就事论事”，而且还提出一个深层次问题。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要总结一下”。他要大家思考：为什么林彪、“四人帮”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训是什么？

接着他讲了邓小平说的一句话：党内要有一大批敢于思考问题、敢于说话、敢于处理问题的干部。他主张要揭露生活中的矛盾。

胡耀邦第二次发言的时间是11月16日，讲的是农业问题。胡耀邦认为，农业是当前我们工作中一个最大的实际问题，他认为有些农村体制如“政社合一”就应该改变。他认为“文化大革命”使我们元气大伤，林彪、“四人帮”使几亿农民和几百万干部的积极性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他认为笼统地说集体就是好，是抽象的分析方法，集体经济如果办得不好就不能充分发挥农民的积极性，那就根本没有什么优越性。

他把话说到这个程度，使人听出是在讲包产到户的必要，他虽然没有明讲，但这四个字已经呼之欲出，只剩下一张薄薄的糊窗纸，只要手指轻轻一点就破了。

胡耀邦在发言中对“农业”的基本概念，还讲了一番有深刻见解的话，他认为现在我国农民养活自己的标准太低了。同时他认为我国的耕地面积比统计上要多得多，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之后农业增产的潜力是很大的。

胡耀邦第三次发言是在11月26日上午，是对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表态。胡耀邦的发言站得高看得远，我听了是很欣赏的。

邓小平和“宣言书”的起草

会议开了20多天，许多问题都已经被提了出来，许多人已就这些问题做了发言，中央工作会议到了该闭幕的时候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前后，叶剑英和邓小平就着手准备和找人起草在大会上的讲话。

12月2日，邓小平找胡耀邦和我到他家里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自己写了一个讲话稿的提纲，一共有七个问题：一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是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四是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是允许一部分先好起来，六是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是新的问题。在提纲的最前边，邓小平还加了“对会议的评价”这个问题。所以加起来是八个问题。

邓小平首先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第一个问题是对会议的评价。他说：这次会议了不起，五七年以后没有，五七年以前有，延安（时期）有。这个风气要传下去，（这是）很好的党的生活，党的作风，既有利于安定团结，（又有利于）防止思想僵化，实在可喜。

第二个问题是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他告诉我们写这个问题时要“讲点理论的重要”。他说，这个争论（指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很好，越看越好，越看越是政治问题，是国家前途命运问题。他提出要解决新的问题，全党全民要开动脑筋。

第三个问题是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他指出：现在这个时期更要加强民主。集中那么多年，现在是民主不够，大家不敢讲，心有余悸。发展经济，（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工厂工人监督，农村社员监督。他还说：目前主要反对空头政治，反对说空话。他在谈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时说，这个矛盾只能靠价值法则及供求关系来调整，否则不能自主。要靠质量，质量好会销全国。不要怕乱，市场不会乱，承认市场的一定调节。他说：经济民主，重点不是政治，重点是经济民主。有些要用法律，如民法、刑法、各种单行法，总之应该有法律，地方也可以立法。

第四个问题是向前看。他说：这个会议向后看解决一些问题，目的是向前看。不要一刀切，解决遗留问题，要快，干净利落，时间不要长。完全满意不可能。“文化大革命”不要涉及，让时间来说清，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个问题，没有一点亏吃。

第五个问题是克服官僚主义。他批评了人浮于事、拖拖沓沓的现象，还批评了“几多”如会议多等。邓小平提出：要学会管理，培养与选用人才，使用人才，改革规章制度。好的企业必须用先进的办法管理。党委领导好不好，看企业管得好不好，看利润，看工人收入。城市如此，农村如此，各行各业也如此。

第六个问题是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员，先好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农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再到百分之二十，城市百分之二十。邓小平说这样才有市场，本身就促进开辟新行业。要反对平均主义。干得好的，就影响左邻右舍。

第七个问题是加强责任制。在批评了无人负责的现象后，邓小平说搞几定：一是什么项目，二是从哪里引进，三是定在什么地方，四是定哪个人，从谈判到管理，可能六七定，开单子。并头进行，不耽误时间。现在打屁股打计委，有什么用？要打，打个人。国内企业也要专人负责，专门机构搞几定，请些专家，譬如荣毅仁就可以当专家。

第八个问题是新措施新问题。邓小平提出要搞人员核算标准。

邓小平有如此详细的提纲，又做了如此具体的谈话，我们这些起草的人就好办了。从邓小平那里回来，胡耀邦和我找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人赶紧起草稿子，两三天就起草好了。初稿起草好以后送邓小平审阅。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邓小平又找我们谈过几次话，逐字逐句地提出修改意见。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谈到要为敢想敢做创造条件。怎样才能敢想敢做？从制度上解决，根本是民主制度。对新事物要采取支持鼓励态度。特别是学术研究、思想领域上更需要民主讨论。武断可不行，要真正搞“双百”方针。越轨怎么办？这有个信任群众信任干部的问题。

他再次谈了开动机器的问题。他说：开动机器，一个生产小队看到一块空地没有种树，有一块小水塘没有搞养殖，睡不着觉。开动脑筋可以增加多少财富？脑筋用在什么地方？四个现代化嘛！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健全党规党法，他说：党要有好作风，党的作风，无非那三个作风，它本身就是制止违法乱纪的。

谈到向前看，邓小平说对（犯错误的人的）过去不要求完备，自我批评不够，让他自己考虑，在实际工作中改正。因为过去的问题太复杂，但（对）以后新的错误要严一些。

邓小平谈了权力下放、责任到人的问题。他说：有一个责任到人的问题。讲集体负责、党委负责就等于无人负责。打屁股不能乱打一通。既然责任到人就应该有权，没有权也就不可能有责任。领导得好不好，根本的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有技术是否得到不断的更新，靠体力劳动不行。

谈到先富起来的想法，邓小平说：80元少了，加到100元，城市带农村，大城市带小城市。搞好城市的服务行业，大有可为。他还谈了城市规划问题，北京西山、石景山都应规划。

另一次谈话是在稿子再次做了修改以后。邓小平肯定稿子由原来讲八个问题改为讲四个问题，基本可以。同时要求开头或中间要讲一讲重点转移问题，他说这是一个主要的方针，要不了多少语言，但这是个大前提，是总的东西。

邓小平还提出稿子要加写按劳分配的内容。他说：搞得好的，包括领导干部，就应该多得，就应该先富起来。积极性没有经济手段调动不行，只讲风格是不行的，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个时期可以，长期一辈子不行。要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他说：总之有赏有罚都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讲这个问题。奖励而且物质奖励也奖到具体的人、具体的车间。通过责任制，通过赏罚，该升的升，该降的降，不合格就要降。要培养专家，专家一用就用下去，为社会主义事业，实际上为人造福就是政治标准。

邓小平还提出要建立必要的法律，他列举了六个法律名词，并且说要研究国际法，否则将来国际交往增多，要栽很大跟头。

关于改革所带来的新问题，邓小平指出：改革上层建筑，改革生产关系，都可以带来许多问题，会涉及大批人的切身问题。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并且创造条件使其各得其所，相信群众，会取得群众理解、谅解。他说，震动比较大。新的矛盾并不比现在的问题简单，而且会更复杂。走群众路线，信任群众，教育群众以大局为重，随着生产力发展可以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对稿子看得更细，意见也谈得更具体。起草的同志根据他的意见又做了修改。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当邓小平听执笔的同志对改定的稿子通读一遍之后，说“行了，就这样拿出去吧”，起草工作就完成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的号角，就集中表现在邓小平的讲话中间。关于这个讲话稿，那些精辟的见解可以说全是邓小平自己的，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语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讲话用的题目也是他起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

中央工作会议于1978年12月15日散会，18日就要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不是中央委员的人要离开京西宾馆。曾涛、胡绩伟和我等少数几个“非中央委员”留下来了，仍住在原先的房间。

12月15日是星期五，周末我回家休息了两天。在回家前我已经知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议程，18日是阅读学习文件和传达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三位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议程上当然不会说参加了工作会议的人可以不阅读文件，但事实上听过那三个讲话，又在14日、15日两日讨论过那几个讲话的人，在18日能自由支配时间。

12月18日星期一我回到京西宾馆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参加者和列席者的名单。从这张名单知道，在十一大选出的333名中委和候补中委中，有6位已经去世，他们是郭沫若、罗瑞卿、彭绍辉、王铮、林李明和谢正荣。前四位我熟悉，后两位不熟悉。在余下的327人中，又有25人由于种种原因经中央决定不通知他们到会。余数是302人。这张名单上因事、因病请假的有21人。实际出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中央委员有169人，占中委201人的84%，大大超过法定人数。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目的是对中央工作会议准备好了的事履行合法手续，所以这个名单很重要，会议准备的名单就比中央工作会议搞得严密多了。

这张名单上列为列席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有宋任穷、黄克诚、黄火青、胡乔木、韩光、周惠、王任重和习仲勋，都是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建议增补为中央委员会的人，而且一旦全会通过增补他们成为中委，他们便成为既有发言权，又有表决权的出席者了。

曾涛、胡绩伟、杨西光和我，可能还有别的很少几个人都不是中央委员，但因有可能工作需要，中央工作会议散会后没有离开京西宾馆，无以名之，就叫作非正式列席人员吧。非正式列席人员没有上名单。我注意到毛主席著作编委会办公室的李鑫等人似乎没有留在京西宾馆。

在12月18日上午我看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分组名单按工作会议的6个组分组，各组召集人不变，原来在组内的中委不变，各组人数比以前只略多一些，西北组从原来的35人增加到44人，加上宋任穷、王任重2位正式列席者共46人，没有上名单的我，就自动按照老规矩去西北组听会。

12月18日整天阅读中央工作会议文件和传达闭幕会上邓小平、叶剑英和华国锋的讲话。这次全会没有做主题报告。从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3位中央领导人讲话的内容来看，邓小平的讲话由于精辟地、全面地论述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任务和组织问题，出席者都知道它实际上就是这个全会的主题报告。

18日晚上，在京西宾馆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大会。大会上华国锋讲了这个会议的开法、会议的议程等。这些话是他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已经讲过的那些。他的讲话很短，从内容上看很明显不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日各组继续看文件，西北组首先开始讨论。从20日到22日各组进行讨论。我的印象，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增补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这件事，都是在一天的大会上表决其他问题之前通过的。我记得十一届三中全会只在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开了大会，其余都是分组会。

3天分组会的内容，概括起来有四条：第一条是原先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中委们以发言的形式向未参加会议的中委们介绍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第二条是所有出席者都对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表态，对全会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表态，对中央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名单表态。第三条同中央工作会议一样，对“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平反冤假错案、康生问题等发表意见。还有一条，即第四条，便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草稿表态并提修改意见。

3天分组会做的事情是很多的，但是会上不再有不同意见的讨论。会上对汪东兴和有些同志继续发表了一些批评意见，并揭露了一些中央工作会议还没有揭露出来的新情况。

最后一天晚上举行了大会。大会首先通过关于增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这件事，原则通过两个农业文件和1979—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通过全会公报。在增补前，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式列席人员还没有表决权，增补通过后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时他们就有表决权了。

选举结果，候选名单的100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全部当选，并选出了第一书记陈云，第二书记邓颖超，第三书记胡耀邦，常务书记黄克诚，还有副书记11人、常委23人。陈云当选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在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过程中没有什么事要我做，简报很少，六个组的简报加在一起只有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个组那么多，阅读简报不用花太多时间，我过了五天比较轻松的日子。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从此，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有步骤地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许多历史遗留的问题和实际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了繁重的建设和改革工作，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出现了很好的形势。

（本文根据于光远2008年发表于《文汇报》题为《于光远：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的文章、王红茹发表于《中国经济周刊》题为《于光远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章改编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