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5-08 / 来源:《口述改革历史》 / 属性:回忆述评-亲历自述
中改院主动承担首届年会主题议题的设计
博鳌亚洲论坛永久会址位于海南琼海的一个滨海小镇。自博鳌亚洲论坛诞生以来,由最初的亚洲成员国参加,到吸引欧美等多国政、商、学界人士参与,这一多边外交平台已经成为世界关注中国的窗口,成为亚洲乃至世界合作发展的重要舞台。回想在博鳌亚洲论坛草创初期,我与我所在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下简称中改院)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每年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的主题议题,无疑是年会的“灵魂”。与会嘉宾围绕主题议题,各抒己见,共促发展与合作。2001年2月,博鳌亚洲论坛正式成立,并决定首届年会在2002年4月举行。但到了2001年9月,由于论坛尚未建立起自己的研究机构,首届年会学术筹备工作仍未启动。所以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论坛中方首席代表、中改院董事局主席陈锦华同志交办中改院以承担为论坛提供智力支持的相关重任。
2001年9月14日,锦华主席专门召开会议,正式交办中改院承担为论坛提供智力支持的任务。第二天,我从北京赶回后立即组织召开会议,组成论坛年会主题议题准备小组。随后的4天时间里,我们组织了5次内部讨论会,通宵达旦地讨论、修改,再讨论、再修改,提出了第一个主题议题和背景报告题目的征求意见稿,当时主题方案就准备了3个。
到了9月20日,在北京领受任务还不到一个星期,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原秘书长辛格率团访问中改院,经过友好商谈,论坛秘书处以备忘录形式,正式委托中改院为亚洲论坛的智力支持机构,具体承担4项工作:一是根据双方会谈,细化主题,修改和补充议题;二是撰写论坛年会背景报告;三是推荐年会各个讨论单元演讲和主持的专家人选;四是组织一次论坛主题议题中外专家讨论会。
当天下午,院里就抽调一批研究骨干,组成工作小组,开始日夜兼程的讨论。我们用了3天时间,形成了用于征求各方意见的“首届年会主题议题建议稿”“首届年会背景研究报告提纲”和“首届论坛年会中外嘉宾邀请名单建议稿”。
第二天,也就是9月21日,我们还派人赴厦门大学,就“内部讨论提出的主题议题征求意见稿”征求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的专家以及正在厦大参加“东南亚论坛”的中外专家的建议。还有一组人立刻赴京,拜访咨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亚洲研究所等机构的全国知名亚洲专家,整理提出了主题议题设计和相关背景报告的讨论稿。
9月29日,锦华主席亲自主持中改院亚洲问题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中改院亚洲问题专家委员会由国内以及亚行的知名亚洲问题专家组成。会议讨论了2002年年会主题议题及相关背景报告题目的建议,审议了中改院博鳌亚洲论坛主题议题准备工作小组提交的《博鳌亚洲论坛2002年年会主题议题讨论稿》和《博鳌亚洲论坛2002年年会背景报告题目建议》,一致同意向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提出由中改院专家作出的这份建议。
国庆节期间,中改院根据亚洲问题专家委员会的讨论意见,整理起草了“论坛2002年年会主题议题建议及说明”“论坛2002年年会组织方案建议”和“建议邀请出席论坛2002年年会的部分专家名单”。在节日期间,中改院亚洲问题专家委员分工完成了3份相关背景报告。
首届年会主题议题诞生的背景
为什么首届博鳌亚洲论坛要设置“新世纪、新挑战、新亚洲——亚洲经济合作与发展”这个主题和讨论那些议题呢?这主要是从当时国际,尤其是亚洲经济和国内的大背景考虑的。博鳌亚洲论坛的基本目标是从亚洲的角度,通过分析亚洲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亚洲各国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通过探讨促进亚洲区域合作的途径和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从而促进亚洲经济的增长、繁荣和稳定。尽管亚洲各国存在着许多可望通过区域合作解决的发展问题,但不能期望一次会议解决所有问题,也不能每年都讨论相同的问题。所以,一年一度的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主题议题的设计,应该以推动亚洲经济区域化进程为根本目标,以促进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为基本内容,重点考虑亚洲当前面临的经济形势、亚洲经济发展与合作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经济走势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切实可行的亚洲区域合作机制。只有这样,主题议题才能真正做到以结果为导向,一年一度的论坛才能深入,才能产生促进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共同纲领。
在当时看来,亚洲经济受到三个重大国际事件的影响:一是恐怖主义袭击美国的“9·11”事件,二是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三是1998年的金融危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采取哪些促进亚洲区域合作的措施,才能抵御这3个重大事件对亚洲经济的消极影响?采取哪些区域合作的措施,才能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抓住全球化带来的机遇,消除全球化的消极影响?我们考虑这些应该是2002年博鳌亚洲论坛主题议题设计的重点之一。
另一方面,金融危机后亚洲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到论坛举办之初还没有完全复苏。学术界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是资本市场的开放失控,特别是短期资本市场的开放。另外一个看法是亚洲的经济结构不合理。所以,许多亚洲国家争先恐后地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电子信息等高科技产业。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都生产出口到美国的电子信息产品。它们现在的电子信息产业都随着美国经济的衰退而出现滑坡。全球经济的波动给亚洲带来的损失和冲击,究竟向亚洲提出了哪些问题,迫切需要讨论。亚洲国家都把目标市场定位在美国和欧洲,并没有产生好的经济结构。亚洲国家大部分很落后,但内需都是有潜力的。亚洲国家之间应该有很大的互补性。
所以,我们考虑,亚洲经济复苏应该成为2002年论坛的重点议题。讨论这个议题必须从亚洲区内经济结构入手,从区内经济合作上找出路。讨论亚洲经济复苏的重点是亚洲区内经济结构优化、亚洲区内经济互补、扩大亚洲区内内需、开发亚洲区内市场和资源潜力、调整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等问题。
另外,当时中国加入了WTO,这也是亚洲各国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所以,我们建议在中国加入WTO方面设计一个讨论专题,重点讨论中国入世和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给其他亚洲国家带来的发展机遇及其为亚洲经济所做的贡献,亚洲其他国家的企业怎样抓住中国加入WTO给亚洲经济复苏带来的机遇等。
博鳌亚洲论坛的特色在于它的非政府性质,设计论坛议题不应仅从政府的角度观察亚洲经济发展和经济合作问题,而是应该设计出足够的企业界愿意参与讨论的议题,这样对企业才有吸引力,这样的非政府论坛才有生命力。所以,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制度性安排、企业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加入WTO与亚洲其他国家企业的发展机遇,能源、电信、民航等亚洲经济合作的重点领域都应列入相应的讨论专题。此外我们还认为,要开门办论坛,吸引亚洲国家参与,论坛主题议题设计应该而且必须充分考虑其他亚洲国家的意见。
为首届年会筹备建言
主题议题设计有了初步思路后,随后的工作就得到了较大的推进。10月8日,中改院向秘书处正式提交上述4套文件的电子版。10月13日,中改院向秘书处提交了上述4套文件的中英文书面文本。10月30日当天,陈锦华同志还召开中方协调会,决定由中改院根据秘书处的委托,承办11月15日的主题议题亚洲专家讨论会。
到了11月15日,在中改院由高尚全同志主持召开了亚洲专家讨论会,13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和官员出席。会议围绕中改院提交的4份建议,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当时中外专家认为,我们提交的文件基本反映了亚洲国家共同关注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也对会议组织程序给予肯定,即邀请函附有提交讨论的所有文件,体现了论坛年会主题议题形成的透明度和公开性。会议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修改意见,会议结束时通过了专家讨论会报告。
根据中外专家的意见和当年APEC上海会议成果,以及陈锦华同志11月24日的批示精神,中改院在专家讨论会以后开展了几项工作,包括会后立即根据专家意见修改了4个文件,向50多位亚洲专家发出了根据亚洲专家会议意见修改的4个文件,继续征求意见,收到17名亚洲专家对会后修改稿反馈的意见后,对所有文件再次进行了修改,包括增加了“10+1”“10+3”“三国四方”“中国自由贸易区”等区域自由贸易构想,“亚洲区内经济合作与区内最不发达国家”“亚洲经济结构性改革与人力资源开发合作”等讨论内容;根据APEC上海会议精神和我国加入WTO出现的各种新观点,修改了背景报告;提出了可供秘书处根据年会实际需要邀请的127名中外专家名单;向秘书处提交了由10个文件组成的2002年年会筹备文件汇编。
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关于论坛年会后期筹备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建议,现在我仍记忆犹新,当时我们的建议上是这么说的。
现在离年会仅有100天时间,非常紧迫。为了保证完成作为智力支持机构的任务,我们就筹备工作的几个问题提出以下建议,供参考。
一是建议尽快确定应邀中外专家学者名单。我们向秘书处提交127名中外专家名单后,目前还尚未得到秘书处的明确意见。对此,中改院很着急,有的专家也在询问。建议尽快确定名单并发出邀请函,并尽快同确定的专家联系,以便明确每个专家的讲演单元、讲演题目和提交论文的最后期限。
二是11月15日中外专家讨论会通过的报告,明确由秘书处负责企业调查,把握亚洲各国企业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目前,我们尚未接到秘书处关于中外企业对会议主题的反馈意见。建议秘书处尽快告知中改院亚洲各国企业界的意见,以便进一步修改完善年会讨论内容和会议组织方案。
三是建议尽快提出应邀出席年会的企业家名单。会议组织方案安排20名中外企业家主持或发表讲演。所以,最紧迫的是尽快确定发表讲演的企业家。建议秘书处尽快向拟邀发表讲演的中外企业家发出邀请函,函中明确讲演的单元、讲演的题目和提交论文的最后期限。
四是为了保证会议由企业家唱主角,建议尽快落实一些大的企业以及在亚洲投资的跨国公司代表参加会议,并请他们主持某些分会。尤其是在我国投资很大的公司,如摩托罗拉、爱立信、德国大众等。
五是建议根据年会主题,尽快确定应邀发表讲演的国内高层政府官员。根据我们的了解,企业界对我国入世以后的各种区域经济贸易合作构想,特别是中国自由贸易区构想、宏观经济政策、资本市场发展、金融安全、西部开发等问题都十分关注。考虑到高层政府官员的日程安排,应当抓紧确定名单并发出邀请函。也建议邀请部分东部沿海和西部省区的领导出席年会,发表演讲,与企业家交流。另外,除了政要外,其他国家的高级政府官员要安排多少人发表演讲,也需要尽快确定。
六是为了扩大论坛的国际影响,建议适当邀请几位获得诺贝尔奖和其他有国际影响的著名学者。请尽快确定是否邀请,邀请哪几位,由谁负责联系。
七是要尽快明确大会、各个分会以及各个单元的主持人和讲演人。这件事由谁负责,应当明确责任。
八是建议论坛年会大会、分会、讨论单元的主持、讲演安排,考虑几种不同会员的适当比例,以有利于会员的招募。
九是中外媒体会前的宣传和会议期间的报道对论坛的成功举办至关重要。建议制定详细的新闻计划,并落实责任者。新年前后应根据会议的主题进行宣传,以吸引更多的中外媒体关注此次会议。
我们当时提出,由于时间极其紧迫,需要做的工作还相当繁重,高效率的落实机制和协调机制是十分重要的,建议此次中方联席会议对此给予进一步的明确。同时,我们还再次明确表示,愿意并保证承担和落实中方联席小组,陈锦华同志交办的各项事宜,并在秘书处的统一协调下,尽可能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此次年会智力支持的各项任务,决不误事。
因此,论坛议题公布后,立即得到了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及各国政要的呼应和首肯。
以上就是首届博鳌亚洲论坛议题设置的情况。在首届年会上,参会代表充分表达了加强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愿望和共识。有了第一次成功,第二次年会的议题设计又顺理成章地落到了中改院身上。
中改院为博鳌亚洲论坛提供智力支持
自2001年博鳌亚洲论坛创立起到2006年年会,中改院一直是其唯一智力支持机构,为年会提供主题、议题方案设计,并积极参与相关活动。在博鳌论坛的议题设计中,中改院的专家网络做了大量工作。作为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初创阶段的智力支持机构,我们建立了由480多名全球知名的亚洲问题专家数据库。每届年会结束的
3个月之后,中改院都会启动下一届年会主题议题的策划,都会向这些专家发函咨询对下一届年会主题议题的建议。
2003年年会,议题在2002年的基础上,进一步围绕着“亚洲寻求共赢,合作促进发展”这一主题拟定了一系列会议议题。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推出了2003年年会主旨是“亚洲寻求共赢,合作促进发展”。大会设置了4个主议题、14个分议题。4个主议题分别是“亚洲经济发展前景”“亚洲区域经济和贸易合作与展望”“亚洲区内金融安全与金融合作”和“亚洲发展之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平衡”。这4个主议题体现了中改院的智慧成果。2003年2月25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亚洲论坛理事会成员时,对此也充分肯定。
到了2004年2月,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与中改院正式签署了“中改院作为博鳌亚洲论坛智力支持机构的协议”,明确了中改院参与制定年会议题、为年会提供工作人员、参与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组织的其他会议的议题设计、协助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建立专家委员会、承担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委托的其他服务等多方面的智力支持内容,我们还同意承担博鳌亚洲论坛秘书处在海南的联络工作,为秘书处在海南的工作提供后勤保障。博鳌论坛秘书处则指定中改院为其智力支持机构,并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及其他有中改院参与的会议及此类活动正式出版物和网站上展示中改院的标识。所以,在博鳌亚洲论坛初创阶段,中改院与博鳌亚洲论坛的接触非常亲密,在论坛初创的前5年,中改院一直是论坛的唯一智力支持机构,承担着研究提交《论坛年会主题议题建议性方案与说明》等工作。
也正是在博鳌亚洲论坛2004年年会上,我代表学术界向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提问:“您如何看待本地区大国在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区域合作中是否存在竞争关系?”胡锦涛主席回答:“亚太地区既有大国,也有许多中小国家。我们一向认为,无论是大国还是中小国家都是亚洲区域合作平等的参与者、支持者和受益者。大国对地区和平与发展负有更大责任,我们欢迎本地区大国在区域合作中发挥更为积极的建设性作用。中国有句名言,叫‘合则两利’,我们希望本地区大国加强沟通和协调,通过区域合作,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共同促进亚洲的稳定和繁荣。”这次提问机会让我非常激动,我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来准备这个问题,作为博鳌亚洲论坛的智力支持机构之一,中改院一直积极参与,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认同。
回想起17年前中改院受命参与首届年会议题设计,仍令我心潮澎湃。当时一个不起眼的博鳌镇,现在已成为亚洲乃至全球政界、商界、学界的一个大舞台。在这其中,中改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尽了应尽的职责,真正体现了中改院作为一家以建言中国改革为己任的智库的宗旨: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