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汉县是个好地方，气温好，水利好，土壤好，劳动力也很充足，但就是生产水平不高。1976年，全县平均收入分配水平只有78元钱。这一年往前推10年，10年里面每人的收入只增长了2.3元钱。1977年10月10日，县委召开了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央、省委领导关于解放思想、把生产搞上去的精神。因为当了县委书记以后，我感觉责任重大，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各个公社跑，调查情况，所以会上我就讲道：有一天我转到一个生产队，看到那里生产搞得很好，水稻、玉米都比周围生产队的长得茂盛些、高一些。我就问旁边的一个老农，这生产搞得不错，咋搞的？他不敢说，让我问生产队长。我就找到了生产队长，说我是县委书记，来总结、学习一下你们的生产经验，你的生产搞得这么好，总有个窍门嘛。反复问了几遍，生产队长才告诉我，大家都磨洋工，生产搞不上去，我们就“包产到组”了。他把生产队分成3组，包产到组，人分了、土地分了、任务分了。其他的跟着走，猪、羊等家畜都跟着组走。

  介绍完了情况，我就提出来：有些生产队搞得好，原因是他们“包产到组”了。与会的同志都说这个好，就是不敢搞。有的说，过了10多年了你还敢“包产”啊？有的说把它改成“定产”，有的说“定产”跟“包产”是一样的。当时大家讨论得很热闹，都认为这么搞是对的，但是就是不敢搞。其中金鱼公社的党委书记李明英站起来说：“常书记，只要你同意‘包产到组’，我保证一亩田平均增产100斤，增不到100斤你就撤我的职。”我心想，这个也不增加肥料，也不增加本钱，光靠“包产”增加100斤粮食是不容易的哟。当时我就说可以。

  但是开了金鱼公社这个口子后，全县22个公社都要求搞“包产到组”。这时候四川省委政策研究室的主任岳忠，从德阳到广汉来考察工作了，我正好碰到他。我问：“岳主任，大家情绪很高，想搞‘包产到组’，从政策上看行不行？”他建议，先搞一个试点。大家说那就在金鱼公社搞个试点。因为金鱼公社之前就在河坝上搞了“包产”，虽然是沙子地，但是长得挺好。而且李明英承诺一亩田增产100斤，增不到100斤就撤他的职，决心很大。但是，其他公社也都要求搞，这样就放不平。最后我派县委副书记夏更坤，跟农业局的一个姓陈的同志到地委、省委去请示：我们要求全县搞“包产到组”行不行？夏更坤认得岳忠，就找到他，岳忠说这个他做不了主，找领导吧。于是岳忠就把他们带到了杨万选a的办公室。杨万选当时是四川省革委副主任，分管农业。汇报过后，杨万选说：“好是好，先搞试点，我支持你们搞试点。”夏更坤回来跟我汇报，我就决定先在金鱼公社搞试点，金鱼公社搞好了其他公社再推广，这就定下来了。

  但是我们名义上还是不敢说“包产”，当时的叫法是“分组作业，定产定工，超产奖励”，其实搞的就是“包产到组”，组毕竟还是集体的，但是“包产到户”我们就万万不敢提了，虽然大家都明白“到户”比“到组”更好。说句实在话，我也知道搞这个有风险，但是我从1952年转业到地方当区委书记起，搞了几十年农村工作，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不休周末，晚上还加班，生产就是搞不好。我对不起群众，心里有愧啊！我在笔记本背后写了8个字：“求实与事，富民为先”。我冒险搞“包产到组”，就是为了能搞好生产，让群众富裕起来。

  就在金鱼公社搞“包产到组”的时候，杨万选书记带了工作组来了，住了一个星期，专门研究“包产到组”。到秋后，金鱼公社的粮食产量增加了500多万斤，平均每亩增加200多斤。公社党委给县委写了一个报告，填了一个表。我拿到表格后高兴得很，说一个公社一年增加500多万斤，不简单。正好当时温江地委决定在大邑县召开“点小春”的现场会，参加的都是公社党委书记、县委书记。到大邑我要经过成都，于是我就拿着这个表去省革委会报告。我先去找杨万选，他不在，我就去找杨汝岱，他一看很吃惊，决定要向省委报告。之后我就去大邑开会了。

  到大邑县报到的当天晚上，地委书记通知各县的县委书记先在大邑县委二楼会议室里开个会。我一进会议室就见省委书记在对面坐着，他边上空了个位置。他看见我，就说：“常光南，来来来，坐到这里，今天晚上你唱主角，把一个公社一年增产500多万斤的情况跟大家说一下。”我说好，然后就如实地把金鱼公社的“包产”过程、增产的情况给大家做了汇报。汇报过后，省委书记就说：“大家讨论下，看金鱼公社这个搞得搞不得，大家想不想搞？”灌县的县委书记说：“搞是想搞，就是不敢搞。”新津的县委书记王友昌说：“金鱼公社的‘包产到组’是一个创造，应该搞，我回去搞。”这会上10个县委书记都发了言，多数人都表了态要求搞。有个县委书记提出：“搞是搞，但是‘包产到组’把生产队都给瓦解了，那生产队它不就废了吗？”说这句话的县委书记他是想搞，但是就怕把生产队给瓦解了要受批判，就先说出来看看省领导态度如何。后来省委书记就说了：“金鱼公社搞‘包产到组’方向、道路没问题。社会主义的劳动制度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符合这个原则。想搞的呢可以推广，还有看法的可以搞试点。”我心里一下子就高兴了，因为书记的话肯定了方向，证明这条道路没问题。虽然这只是短短几句话，但我都把它记下来了。

  会议过后，党委书记、各公社召开了社员会议，全县搞“包产到组”搞得热火朝天。有的呢，把组的范围划小，本来这个组二十户，他划个七八户，四五户；有的干脆就“包产到户”了。就跟当初“土改”似的，分田，丈量田，分牛，当时全县搞“包产到组”搞得相当热闹。省委发了简报，说金鱼公社一年增长了500多万斤，各地可以参观、学习。一下子各地都来了人，外省的也来了。周围的地区都带了县委书记到金鱼公社“看热闹”，我们当时一天到晚就忙着接待了。

  正在这个时候，1979年3月15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还加了长长的编者按，说搞“包产到组”是倒退，“包产到户”是错误的。这报纸一登，县委政策研究办公室的主任边野，就拿着报纸叫我看：“常书记你看，‘包产到组’是倒退哦，你搞倒退，准备好挨批斗吧！”我当时看到这是《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的，就觉得来头不小，真是做好了挨批的准备。我那时就坐车子到省委去向省委书记汇报了这个情况。省委书记说：“我们跟他搞的不一样。我们搞的是我们的。”本来我还怕被批斗，这下我心里又高兴了，回来继续在广汉推广“包产到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