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四大之后，实行股份制成为当时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更多的国有企业积极进行股份制改革并开始在资本市场发行上市。但由于缺乏有效监管，股票发售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深圳的“8·10”事件，也充分暴露了当时党中央、国务院居然没有一个部门负责监管证券市场、证券监管处于真空的问题，由此直接促进了监管机构的建立。在一次世界银行的讨论会上，我发现各国的情况很相似，很多国家的证监机构建立也是因为出现了相关问题，包括美国的证监机构建立也是在1929年经济危机a发生以后。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就决定要成立证券监管机构，机构的性质是半政府机构，亦官亦民，与现在的政府机构有所区别，它是由专家组成的机构。报告参考了国外的经验，当然并不是完全照搬。比如美国证监会，它在政府编制之外，证监会的主席由国会任命、总统批准，向国会负责。而我们要设立的证监会，虽然是一个由专家组成的半官半民的单位，但仍然是政府里的一个特殊事业单位。当时对它制定了一些专门的政策：因为是由专家组成，所以待遇应高于一般政府部门；财务自收自支，而非来自国家财政预算。当然后来随着发展，这些政策也有些变化。

当时要成立的是两套机构：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同志兼任证券委员会主任，副主任是刘鸿儒和时任建行行长的周道炯，委员由13个部委（包括公安部等）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部门负责人组成，这是一个协调领导机构，而中国证监会是一个实质性机构。

1992年9月，国务院下达文件，决定成立这两个机构。当时就指定刘鸿儒同志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和国务院证券委员会副主任，刘鸿儒同志让我协助他组建证监会。

当时我们是怎么组建证监会的呢？还是依托了联办，包括我们的办公地点，都是由联办王波明去找的，他在保利大厦租了一层楼，因为他跟保利大厦的贺平比较熟，租金也便宜。人员主要是从几个方面来的：体改委系统的，包括刘鸿儒、我、朱利、李青原，大概20人；另外主要是从联办抽了11个人；人民银行系统抽调了夏斌、金颖、朱重九等10多人；再有就是从国外回来的一批人，如高西庆、陈大刚、汪建熙、林义相等；还有从国内的一些大学，如北大、人大、清华、财贸大学来的一批研究生。在我印象当中，当时这些人加起来也不到100人。

经费怎么办？经费的解决也很有意思。我们从联办借了200万元，海南证券的张志平也拿出了200万元。之后我又找了财政部部长刘仲藜，我说：“我们证监会要开办了，能不能从财政部借一点钱，将来还给你。”这样就从财政部又借了200万元，于是我们就有了600万元的开办费。我们自己找房子、买家具、找钱、组织人，就这么把证监会的架子搭起来了。

开办证监会之前没有经验可循。虽然这期间我们也在国外考察过了，但是这毕竟不是直接的经验。所以当时就请了台湾、香港的一些专家来讲座，讨论开办的事情，包括股票应该怎么发行。因为我们要吸取深圳的教训，不能再有抢购闹事的事件发生，需要学习人家的经验。证监会下属的部门怎么设，也是参考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美国的经验。

这个机构一开始就是个半官半民的机构，所以当时我们跟一般的企业、政府部门都不太一样，层次比较简单，办事的效率也很高。当时的证监会工作人员并不多，我跟刘鸿儒同志商量，副主席尽量不要设太多，尽量不要招太多人，队伍要精干，要真正干事的。他也很赞同。

当时我们的收入主要是靠交易所，规定交易量的1.5‰，1/3分给交易所，1/3给证券公司，还有不到1/3给证监部门。另外还规定，每个上市公司要交5000元上市费，因此我们的经费比较充裕。

中国证监会开办后做了几项工作：一是抓了证券法律法规的建立。开始筹备时，我们就专门抽出一个小组来起草证券交易法。当时不是法律，还是国务院的证券交易管理法规，包括内部法规，如证监会工作人员守则等。这些工作我们是从一开始就在做的。因为证监会是一个监督管理机构，本身是有权的，但是不能滥用权力。因此，我们对工作人员制定了很详细的法规，严格规定哪些行为绝对不能做，这起了很大的作用，后来证监会贪污犯法的人极少。因为从一开始发行股票，就已经有人想送礼走后门了，甚至连“送给刘鸿儒和傅丰祥一人100万股股票”这样的谣言都有，所以我们非常注意。我们非常警惕，严格审核上市公司资格。当时想来公关的企业很多，把保利大厦都住满了，因此我们非常注重廉洁问题。二是抓了中介机构的建立，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三是舆论发布。指定某几家报刊发布上市公司的信息。另外，还有一些基本工作，比如规定证券从业人员资格、抓人员培训等。

我认为，中国证监会的成立，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最重要的贡献就在于将其规范化了，怎么申请、怎么发行、怎么交易，这些制度都逐步地建立起来了，给予了证券市场正确的引导，从此中国证券业走上了规范化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