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之路”应该说是大家一起努力的结果，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我是1963年到昆山的，1981年当副县长，1984年当县长。在农耕时代，昆山历来是江南的鱼米之乡，每年上交国家商品粮4亿斤左右，农民温饱有余，对国家贡献不小。以农民人均收入来说，1979年昆山为210元、无锡为162元、江阴为143元、常熟为209元、张家港为175元，那时昆山在苏州地区名列前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乡镇工业在苏南地区异军突起，“无常江”（无锡、常熟、江阴）成了全国的排头兵，而当时昆山慢了半拍，经济发展就差了一大截，农民收入也相形见绌。1983年，农民人均收入无锡为412元、江阴为442元、常熟为447元、张家港为427元，而昆山仅为401元，当时昆山经济总量成了苏州地区的“小八子”、市管县以后的“小六子”。县委书记总结，昆山因为有穷土、恶水、吸血虫三大害，所以我们的发展上不去。昆山为什么叫“穷土恶水”呢？因为昆山土地的地势都低于水位，一下雨就涝，不能将水排出，灌水要靠水车、牛车，土地收成完全是靠天的。后来经过老一辈的努力，昆山实现了旱涝保收。

当时我也做了一些调查，我们为什么会比人家差，差在什么地方？发现我们差就差在没有现代工业。当时社会上有句话叫“无工不富”，我们工业很少，“无工不富”这句话在昆山是正确的。我调查了周庄镇和陆阳乡，陆阳乡本身田比较多，劳动力比较少，但是它发展了工业，人均收入远远高于周庄镇。周庄镇是田少劳动力多，3个人在劳动5个人在吃饭，这样的话人均收入就少。我后来算了笔账，劳动力富余了，至少有10万个劳动力需要转移出去，怎么转移，怎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结论是要靠工业。

怎么办工业？我们考虑学人家搞社队工业，但是后来经过调查，发现这条路已经走不通了。为什么？昆山历来是一个农业县，虽然发展了一些粮油等加工工业，但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要发展工业，当时我们有“五缺”，即缺资金、缺项目、缺产品、缺技术和缺人才，特别是进入80年代，周围兄弟县都抓住了城镇职工下放、知识青年插队、社队企业政策优惠等三大机遇，抢先打下了工业的厚实基础。在这种情况下，昆山如何迎头赶上？当时我的第一个想法是靠大家想办法、出点子，集思广益。另外，我们离上海很近，这是个优势。所以我先召开了家乡座谈会。一方面请大家谈谈，有什么关系可以帮助家乡发展，听取他们的意见；另一方面请有实力的人来帮助昆山发展。大家对家乡都是饱含热情的，有些人做了高官，不方便来参加座谈会，那么我就去拜访他们。座谈会请来的人讲了很多好意见，而且他们基本上都是有求必应的，有什么困难都肯帮忙。

最后分析下来，昆山要靠自己的力量上项目、办工业，在当时来说条件不具备，困难是很大的。要搞大项目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没有资金，1984年昆山财政收入只有6419万元，上缴国家以后，只能解决吃饭问题，哪有钱搞投资建设？即使资金解决了，也缺技术和管理人才，还没有好的产品和设备。但经过分析，大家看到了昆山的独特优势，特别是地理位置优势，靠近大上海，公路、铁路畅通，交通十分方便，虹桥机场离昆山只有40公里，等于同上海是共享的；昆山土地、水面资源多，农副产品丰富；昆山劳动力素质总体上比较好，既能吃苦耐劳，又肯学习钻研。而昆山发展工业所缺乏的资金、技术、设备等因素，恰恰是上海的优势，昆山在劳动力、土地资源、农副产品等方面的优势又能弥补上海的不足。如果双方能联合，就可以扬长避短、优势互补。

那么怎么把上海的工业引到我们这里来？特别是上海的名牌产品，例如自行车、电视机、手表等。大家就千方百计找上海的关系去联系，县里通过各种渠道，纷纷到上海寻找“靠山”，同上海市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企业全方位洽谈合作，请他们到昆山联营办企业。这就是从昆山的实际情况出发，走横向联合之路，“借鸡生蛋”“借梯上楼”“借船出海”，我们喊出的第一句口号就是“要发展靠上海”。因为上海的工业是比较先进的，我们要发展就必须搞一些先进的工业，不能再小打小闹。

我们去上海请他们到昆山来看，结果好多人看了之后不回头了。为什么？因为条件实在不好，没有路、没有水。所以当时就考虑企业究竟要办在哪里？很为难。1984年，新一届县人民政府制定三年工作规划，我们再三考察研究，昆山老城区只有4.2平方公里，居住了近5万人，城市中原有的工厂已影响了居民的生活，不可能再建更多的新工厂；如果把上海等外地引来的企业放到乡镇，由于当时道路、通信等条件不成熟，上海人去了就摇头；再考虑放到离上海最近的花桥乡，基础设施都要从头搞起，投资太大，花不起这个钱；有人主张放到有一定基础的红旗地区，但该地区离城区较远，早晚只有两班过路轮船，职工上下班不方便，这个方案也被否定了。经过反复讨论、权衡利弊，最终决定结合城区规划，选择在城区东南面开辟一个3.75平方公里的工业新区。实践证明，这样做有利于充分利用和发挥老城区的公共设施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在当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起到花钱少、见效快的作用，不失为多快好省发展昆山经济的一招好棋。规划经大家反复讨论了三四次，最后在1984年8月22日县九届人大常委会上通过，批准实施，这标志着昆山开发区的开发建设起步。

可以说当时昆山工业新区（开发区）的崛起是占了天时、地利、人和的。所谓天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把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为昆山创办工业新区营造了客观条件；所谓地利，昆山地处苏、沪之间，东距上海50多公里，西邻苏州30多公里，交通十分便捷，并与上海有着传统的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依托上海，发展昆山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所谓人和，昆山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不仅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经过拨乱反正，干部群众和谐团结，县委、县政府一班人一心一意孜孜追求改变昆山落后的面貌，上下齐心、同心合力，扭成一股劲，动脑筋、想办法，一步一个脚印，积极探索多快好省发展昆山经济的路子。

昆山的开发建设是离不开上级的关心和支持的。我们搞的三年工作规划，书记给予了充分支持，让县委把原来只搞农业不搞工业的规划改了一下，农、副、工都要搞，我们统一了思想。总的来讲，大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争议。另外，我们在昆山开发建设起步时搞了工业小区和14个重点项目，时任苏州市委书记的戴心思听了汇报后，明确肯定了昆山经济发展的思路，并指出：照这样走下去，昆山很有希望。所以说对昆山的发展，历届省委、省政府，苏州市委、市政府，以及各职能部门都非常关心和支持，昆山每每有一些进步，就会得到上级的表扬和鼓励。

昆山工业新区正式启动是在1985年初，前期工作是规划、审批、观察，准备了一年时间。当时国务院有位副秘书长叫顾明，是昆山人。我当时作为县长拜访他，因为我们都有过在国家计委的工作经历，所以交谈起来很投机。谈到后来我除了请他去家乡看看外，还请他看看可不可以介绍企业来昆山合作。他一听很热心，说：“生产‘金星’电视机的上海电视一厂，以前我帮他们引进过设备，你去找他们肯定可以，我帮你写封信。”上海电视一厂生产的“金星”电视机品牌响、名气大、销量广，并且有人才、技术、设备上的优势，而昆山有土地、有劳动力，正是很好的合作对象。我就带着顾明副秘书长写的信飞到上海。正好电视机厂原厂长要调走，正在办交接手续。我就将介绍信交给原厂长，原厂长也将其作为一件事交给新厂长，经过反反复复谈了好多次，总算达成协议，大家一人一半，花600万元建个7000平方米的新厂房，他们出300万元，我们出300万元。

协议一签我们就开始建厂。结果正式要钱的时候，他说不行了，上面不让拿钱出来。我说这怎么行呢，我已经开工了，不相信你去看，厂房都快建好了。他真来看了，当时是快建好了，他也不好坑我们。怎么办呢？我说这样，钱你没有不要紧，你要承认你是合作方，合作的牌子我要用，我要拿这牌子借钱。他同意了。我就拿着“金星”的牌子到上海的投资公司去借钱，我们建好时实际上总共花了450万元。这时他说我表个心意，把我们劳动保险的钱近30万元拿出来借给你。这样合作才能进行下去。当年我们就投产见效，生产了20万台金星牌电视机，经过两年多的建设、生产，实现利润1000多万元。一算账，需要给上海电视一厂300万元商标费，因为它是“金星”的牌子，是名牌，当时协议约定商标费为15元/台，生产了20万台，加上股份分红的350万元，上海电视一厂共拿走650万元。这样一来，一些昆山人受老思想影响，还是有些别的看法。其实，不要看他们拿走650万元，我们也没有少拿。第一，我们税收有300多万元；第二，他们帮我们把400多个农民、学生变成工人，还拿了工资，工资也要300多万元，还有股份分红的350万元，加起来我们是1000万元，他们是650万元，到底是合算还是不合算？后来大家就不再讲了。就这样，我们打开了横向联合的局面，这实际上是共赢的。第一年（1984年）工业增长了几十个百分点，第二年又是一个大发展。所以从1985年到1986年，我们的产值实现了两年翻一番。

开始我说“东依上海，西托三线，面向全国”，顾明副秘书长说：“还要面向世界。”我说：“好。”我们就确定了一条“东依上海、西托三线、内联乡镇、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对内、对外联合发展之路。之后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开展工作的。要发展工业就需要项目，县委、县政府广泛动员，要求做到“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人人都来关心经济发展，人人都可以介绍投资项目，不怕十谈九空，就怕不谈全部落空。当时我们有个银行的副行长跟计委的干部到苏州开会，得知苏州轻工局将一家日本企业介绍到常熟去办厂，回来后马上就告诉我了。我立马赶到苏州，找到轻工局的徐局长，要求让日本企业到昆山来办厂。局长说：“你们昆山不行，你们没有手套厂，那家日本企业是做手套的，是日本手套厂商苏旺你公司。”我说：“你怎么知道没有？我们有，你一定要让他们来昆山看一看，你一碗水要端平，既然到常熟去看了，也应该到昆山来看一看。”磨了一上午还是不行，下午我们又去找徐局长，最后他没办法就答应了，说到时候一定去昆山看看。

后来日本苏旺你公司的老板来了昆山，看我们的手套还可以，而且大家很热情，很欢迎他来。经过反复比较，决定把企业办在昆山。当时我们谈判，对股份、项目等都不懂，日语翻译也是从苏州借来的，谈判有一些沟通上的问题，很不容易，日本老板哭了两次，一次是中间谈判的时候哭了，后来谈成了也哭了，但他还是很守信用的。5月份资金到位，我们开始建厂，我亲自动员建筑工人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半年时间就建成了，这是落户开发区也是全省的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投产当年便赚到了钱，日本老板开心得不得了。

之后我们把开发区规划好，进行集中招商，还专门成立了组织，开始我是领导小组组长，从整个过程来讲招商是比较顺利的。后来省里知道了，1986年省委书记韩培信同志来昆山考察，回去之后在省委常委会上提出要求，让常委们都到昆山来看看。很快，顾秀莲省长利用春节休假的时间到昆山视察，其他常委也来了。顾秀莲省长看了以后很高兴，不仅对昆山工业新区建设给予了热情的鼓励，还说，老吴你这个还可以扩大，3.75平方公里不能搞其他的，就搞工业，其他设施可以另辟地方。我说：“好，马上办。”很快我们就把规模扩大到6.18平方公里。

当时我们的启动资金是1200万元，三分之一是从银行借来的；三分之一是当时我手里边的工业留存，这钱过去是用来补给工业企业的，哪个困难就给哪个，到我分管时，明确只可以借不可以送，所以我手里边有300多万元；另外三分之一是土地又收了300多万元。那么为什么我们投入却非常少呢？因为我们是不负责基础设施投资的。比方说，我们原来有个自来水厂，开发区要用水，需要增加2万吨的供水量，他们做了计划要投资300多万元。我说我没有这么多钱，我也不可能给你们钱，这个钱你们自己出。他们急了。我说这样，你们看看到底要用多少钱。他们说我们回去再算算，最后精打细算，采用先进工艺，将造价降低到150万元。我同他们商量好，由银行贷款150万元，利息我贴，本金你们自己还。当时我们企业还没有负债发展的思想，认为借钱背债不得了。结果，他们只贷款了75万元就把水厂建起来了。又如，为了减少工业新区小锅炉排放污染环境的问题，实行集中供气供热，政府研究决定帮助化肥厂通过银行贷款组建热电厂，做到既发电又供气，还降低了供电成本，结果政府没花一分钱就把这件事办好了，一举两得，两全其美。还有供电、通信问题等，都是这样搞起来的，这些我们都不花钱，都是企业来投资的，工业新区真正自己花钱办的项目主要是道路、桥梁和拆迁安置，这大大减轻了政府的开支，降低了开发成本。

昆山开发区从起步到发展，资金靠自筹解决，确实来之不易。因此，精打细算，突出重点，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对非生产性开支基本做到能省则省，尽量少用或不用，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由于政府采用依托老区开发新区的策略，工业新区在初创阶段没有建招待所、宾馆、娱乐场所等非生产性设施；管委会的工作人员开始都是从县级机关有关部门借调的，人员少而精，骑自行车上下班，进餐无食堂，挤在一排简陋的小平房里办公，工作条件相当艰苦；在拥有上万亩土地的区域范围内，搞规划测量的同志背着经纬仪和标杆到处奔波，常常是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拆迁工作更是艰苦，既要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又要做到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就要拆迁安置好。正是由于这样一批建设者的艰苦努力，走出了一条“富规划、穷开发”的路子，上下一心，为昆山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时，我们自费开发之后，马上就到特区办问能不能批国家级开发区。当时国家有14个开发区。批这个开发区是费了些周折的。费孝通副委员长那个时候还在任，我就请他帮着呼吁。1989年费老第一次到苏州考察，要我去汇报，我就把昆山开发区的情况向他做了一个详细的汇报。他听了开发区的情况以后非常感兴趣，最后他说：“我要去看看。”我就向他提出了一个希望：“我们开发区还没有正名，没有准生证，国家不好批，能不能请您帮忙看看。”他当时一口答应，说：“没问题，我写个报告，来向委员长汇报。但是我要去开发区看看，看了以后才可以讲这件事情。”看了以后，他回去确实写了一个报告给习仲勋副委员长，而且把原文寄给了我，还写了封信给我，说：“我已经报给习仲勋副委员长了。”

这个报告建议把昆山作为江南开发区，借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春风，1992年正式得到批复。在这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特区办把昆山作为“14+1”的“1”，14个开发区开会时也喊上我们，要我们去介绍经验，这也是对昆山的特殊照顾。埃塞俄比亚总理想搞工业园区，考察了深圳、上海的十几个工业园区，最后到昆山开发区一看，说他们其他的学不上，还是学昆山吧。

费孝通副委员长来我们开发区视察时，对开发区的工业结构很赞赏。他每一次来都要让我汇报，很喜欢听我们汇报情况，“苏南模式”是他提出来的，指的是当时以无锡为代表的社队工业是公有制的。他也提倡过浙江的“温州模式”，指的是以私人搞工业贸易、小手工业、小贸易为主，一家一户搞家庭工业的，很多产品还销往国外。而费老看了我们的开发区以后，觉得我们的开发区是一个更好的方向。后来他来过好几次，每次都会听我讲很多，听我讲完后他会问很多为什么，比方说对外资的看法、对私有经济的看法、对民营经济的看法，他觉得这些问题很重要，给我们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议。我非常感谢费老对昆山的支持。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为什么能超过其他县市，这同经济结构还是有很大关系的，应该说昆山的经济结构比社队工业要高一个层次，后来也有人说是“苏南模式”的升华。有人问我“昆山之路”到底怎么来总结？我说只有六个字：唯实、扬长、奋斗。也就是说，一切从实际出发，把自己的情况吃透，发挥自己的优势。而昆山有什么优势呢？我们当时总结出的问题很多，但有三大优势：第一个是靠近上海，地理位置好；第二个是农产品不少，上海人喜欢；第三个是劳动力不少。根据这三大优势我们跟上海搞联营，但我认为最主要的还是靠奋斗，靠人的精神，没有奋斗，这三大优势也不会发生作用。大家同心协力，为了昆山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而奋斗，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一开始我就讲，我们昆山的今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此外，我们还秉持着以诚信为原则的合作精神。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础。昆山工业起步比较晚，难度相对较大，县委、县政府深深意识到，唯有真挚连心才能体现诚信、赢得主动，相互合作才能站稳脚跟，昆山开发区就是靠这样的理念，逐步滚动发展，不断壮大的。1985年5月，江西897厂与昆山联营在开发区创办了昆山万平电子实业有限公司，生产以出口外销为主的各种电子产品，由于双方诚信合作，顺利竣工投产。引进一个，就带来一批，由1个“万”字号企业发展为8个“万”字号企业，其中内联企业4家、中外合资企业4家。1989年，台资企业顺昌纺织有限公司首先落户开发区，接着就有顺隆、顺风、顺发等一串“顺”字号台资企业先后诞生，“亲朋链”的巨大效应引发了“产业链”效应。昆山与上海凤凰自行车厂的联营也是从联心开始，靠诚信对待和坚韧不拔的精神，从开始时“坐冷板凳”到后来热情合作，无不经历了艰难发展的磨合过程。不少企业落户昆山后，政府都秉持着诚信对待、诚信服务、真诚合作的精神开展工作，使捷足先登昆山的投资者倍增信心，让外来昆山考察的客商不由自主地留住脚步，让已投资的企业不断增资扩股，这也是成功之道。正如有位外商风趣地说：“女要选好郎，男要选好行，投资要选好地方，昆山诚信待人、诚信服务，就是好地方。”

回过头来看，现在有一个特别好的条件，就是思想解放了。我们那个时候搞开发区有各种议论，但是现在不会了，现在大环境特别好，提倡合作共赢，我相信我们国家会越来越好。我很高兴，能够经历这么一个过程，总的来讲觉得值了。我们当时的财政收入还不满1个亿，1983年才5000多万元吧，后来算它1个亿，现在我们有700个亿。地区生产总值当时有4亿多元，现在我们已经有3000亿元，增长了700倍左右。看到这些成绩，我感到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挺高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