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之争贯穿始终，现在需要防止立法对社会生活的过分干预

行政许可就是行政审批、国务院可以用行政决定的形式来设定行政许可、类似保姆资质条例的行政许可是一种新的过滥……昨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张春生在广州市政府礼堂对行政许可进行了解读。

保留行政决定是为了方便灵活

张春生是九届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曾参与《行政许可法》的立法起草。他说，行政许可其实就是行政审批，是一种事前控制，法律性质上属于禁止与赋权的统一。但我国以往的行政许可存在过多过滥问题，深圳特区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曾清理过1100多项过滥的行政法规。

张春生表示，《行政许可法》起草当初，全国人大曾经想借鉴西方国家做法，但“这个愿望落空了，我们从西方也找不到一个系统的行政许可法规。”张说，国外多数是一事一定，如开餐馆，就在餐饮业法规、公司法等单行法里解决。而我国的立法是统一的、分层级的法律体制，显然不可能借鉴。

张春生介绍说，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宗旨中最重要的是条文中的第一句话，“规范行政许可的设定与实施”。但是围绕设定权，曾有两处引起过很大争论。其一是规定国务院只能在全国人大颁布法律范围内制定行政法规，但国务院是否还能以原有的行政决定的形式来设定行政许可？争论到最后认为，为了防范一些应急事项，如外贸争端需要及时作出反应，制定法规又来不及，而国务院发布决定的程序相对简单一些，因此仍然予以保留。不过，张春生指出，决定是一种暂时行为，长期来看，国务院可向全国人大建议立法。

地方法规“管得太宽了”

第二个争论焦点在于，地方政府的政府规章是否可以设定行政许可？正方认为地方政府要维持当地的综合治理，仍需要一定的设定权，反方则认为，连国务院的部委都没有行政许可的设定权，省市一级就更没有了。最后经过综合考虑，给了省级政府一个为期一年的设定权，一年之后要么是废止，要么就提请地方人大审议上升为地方行政法规。

张春生指出，现在需要防止立法对社会生活的过分干预问题。行政许可法不仅界定了设定范围，也划分了不需要许可的领域，如公民可以自主决定的事项。如有地方出台保姆资质条例，还有地方出台“公司文秘资质条例”，规定公司文秘需要什么学历等等。张春生戏称，保姆文秘雇佣双方你情我愿即可，这样的地方法规“管得太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