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的春天，中央提出改革开放已是第七个年头。当时全国农村改革搞得轰轰烈烈，取得很大的成功。相比之下，城市改革、企业改革基本上还在原地踏步，还是旧体制下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企业的生产经营主要由政府主管部门来管理，企业的法人代表——厂长、经理，仅有组织生产的权力，没有生产、计划、销售、人事、财务方面的主导权，企业要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政府主管部门说了算，按计划办、按下达的指令来办，生产出来的东西不是企业跟市场对接，而是政府统购包销；工资总额由主管部门控制，企业职工加班发加班费都要申请报批才能发；人事更不用说了，连个车间主任都要由主管部门直接任命，厂长没有任命权。有个厂长讲得很生动，说：“我连修一个厕所也往上报了，要主管部门批准。”

这就是旧体制对企业的束缚，五花大绑，把企业，把厂长、经理给捆住了，捆得紧紧的，使企业活不了、走不动，企业没有积极性，员工也没有积极性，“干好干坏，三十几块（元）”，混着过日子，企业谈何发展。那几年虽然说改革开放了，但是福建的工业生产步子缓慢，在放权前一年，我们福建省的工业产值只增长了3.3%。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的厂长、经理酝酿成立厂长（经理）研究会。经过筹备以后，成立大会就定在1984年3月22日召开，出席大会的有全省国有企业的55名厂长、经理。我们省经委作为主管部门，就帮他们筹备，也帮他们开这个会，我和企管协会的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议。

本来是成立大会，议程安排是讨论研究会的宗旨、章程，选举领导班子——会长、副会长、理事等。后来又加了一个议题。当时省委、省政府提出1984年工业生产必须“两位数三同步”增长，“两位数”就是十以上，“三同步”就是产值、利润、税收同步增长。这个任务很艰巨。我作为省经委的负责人，想借研究会成立的机会来传达省委、省政府对当年工业生产的要求，希望讨论一下怎样来搞活企业，完成“两位数三同步”这样一个目标。

在讨论中，我们请中外合资企业福日公司的老总介绍他们搞活企业的经验，还请了我们铅笔厂的厂长龚雄介绍试点企业的经验。铅笔厂是国营企业，进行了改革试点的，有相对的自主权。他们两个一介绍，大家都非常羡慕，羡慕他们厂长、董事长权力那么大。但又有点不服气，说：“你只不过是有权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就把企业搞活了；如果我们也有你们那样的权力，我们的企业同样可以搞活，甚至可能比你们搞得更好。”大家就议论开了，说国营企业的人、财、物、产、供、销的权力都掌握在政府主管部门手里，企业没有自主权。厂长、经理们越说越激动，于是成立大会变成诉苦大会，诉无权之苦，说“我们被捆绑住了，被计划经济体制捆绑住了，我们走不动了，搞不活了”，说要完成“两位数三同步”任务很艰巨、很艰难。

我对企业的厂长、经理受旧体制束缚的状况深有体会，很理解、很同情。于是也思考，看看能用什么办法帮助企业的厂长、经理走出困境。考虑到这不是一般的小问题，而是事关体制的大问题，如果用常规做法，写个简报之类的向上反映，根本不管用。我就想来个“超常规”，以这次会议55名参会厂长、经理集体的名义联名行文，直通到省委书记、省长，希望引起领导的重视，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当时我找了企管协会的秘书长滕能香同志，把这个想法告诉他，他很赞成，马上协助我起草了《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

为什么用“松绑”二字？考虑信的内容是要求解决旧体制对企业的捆绑，我联想到了“五花大绑”，脑子里闪过戏剧中敌对双方抓了人，讲和后下令放人，就喊“松——绑——”，手下人就去解开绳子的画面。我感到用这个词比较形象。为了慎重起见，我找了几个参加会议的骨干企业负责人征求意见，这几个骨干中有铅笔厂厂长龚雄同志、二化厂厂长汪建华同志（他也是这次大会的东道主）、电线厂厂长杜进兴同志，有五六个人吧，他们也认为很好，让我赶快发出去。也有个别同志存有疑虑：万一不成怎么办？后来也有人问我有没有考虑政治风险，我说当时满脑子在想如何帮企业解决困难，也顾不上考虑别的，反正和厂长、经理们一起豁出去了。

于是我们马上召开大会，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这个呼吁信。大会一通过，滕能香同志跟我就一起直奔省委书记项南的办公室，请秘书将信转交给项南书记。我们为什么找项南书记？因为福建的干部群众认为他思想解放，很有思路，敢想、敢说、敢做。我们寄希望于他能重视。我们回来以后，大概只有半个小时，就接到他秘书的电话，说：“项南书记已经看了你们的信了，已转给《福建日报》发表，还写了批语。”我接到电话后非常高兴，马上给大家传达这个信息，大家很振奋、很高兴，几乎是欢呼起来了！第二天，即3月24日，《福建日报》头版头条全文发表了55名厂长、经理的呼吁信。

呼吁信主要说我们企业当前的处境，我们手脚被捆住了，走不动了，希望能给我们松一松，让我们能够有点活力，能够把企业搞好。信里面提出对五项权力的诉求，大概包括计划、销售、奖金、人事方面，最后一条，呼吁实行厂长负责制。项南书记写了一段批语，大概意思是说，55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言辞恳切，使人读后有一种再不改革、再不放权，就真是不能前进了的感觉。

呼吁信发表以后，在全省引起了轰动，兴起了放权的热潮。紧接着《人民日报》转载了这封信，还加了按语，说：“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之后各大媒体相继转载，在全国引起很大的反响，一些省组织了考察团来考察我们福建是怎么“松绑”放权的，我们经委应接不暇。此举很快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当时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童大林同志亲自打电话要我们派厂长、经理代表到北京汇报。当时我带着5名厂长、经理代表到了北京，国家体改委连开了两天的会议，中层干部全部参加。童大林说，我们所做的事也正是他们想要做的事，说“呼吁信就像一块石头丢进池塘里，激起千层浪”。后来，他又安排我们到中央党校培训班和《红旗》杂志社座谈，交流放权的经验。中央有关部门、媒体都很重视。

福建省委、省政府很重视抓“松绑”放权的落实。胡平省长说：“我们不等了，省里能放的权，我们先放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省政府先后发了9个放权的文件。之后，国务院出台了一个关于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规定。但是受旧的思想观念和部门利益的影响，落实放权阻力很大。有的口头说放权，实际把着不放，有的放小不放大，有的放了又收回。可见旧体制是不会轻易让位的。于是，厂长（经理）研究会召开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发出《放权要落实，不走回头路》的公开信，希望省委、省政府动真格排除“中梗阻”。

“松绑”放权是时代进步的产物，符合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我们福建省通过“松绑”放权，突破了旧体制的束缚，极大地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据统计，放权后五年工业生产增长率翻了一番，原来年平均增长大概10%，放权后年平均增长20%多，应该说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因为效果明显，起到了突破作用，而且在全国有影响，于是到1994年，为纪念“松绑”放权10周年，我们福建省企业家协会牵头，联合16个省、市企业家协会发出倡议，建立全国企业家活动日，中国企业家协会接受了这个建议。由此，中国企业家们有了自己的节日。1994年在福州召开了首届全国企业家活动日，此后每年都在一座城市召开，现在已是第二十三届了。这个活动日对推动企业家队伍的建设，应该说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近18年，他十分重视、关心和支持企业和企业家。他对闽商敢为人先、漂洋过海闯荡东南亚，经商办企业的历史了如指掌，对福建55名厂长、经理呼吁“松绑”放权的事屡屡赞扬。2001年，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应邀出席企业家活动日暨表彰大会，高度评价说：“福建企业家素来有‘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当年55名厂长、经理提出的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吁，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2011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在京看望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福建代表团时说，福建在改革方面有一些在全国运筹帷幄、抢占先机，起到突破作用的探索和创新，如当年的“松绑”放权，等等。201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给福建30位企业家的回信中又提及“松绑”放权，并殷切地说：“当前，各级政府正在加快转变职能、大力简政放权，目的之一就是让市场更好发力，让企业创新创造源泉更加充分涌流，这是又一次重要的‘松绑’放权，也是企业家更好发挥智慧力量的历史新机遇。希望你们和广大企业家一道，深刻领会、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敢于担当，勇于作为，不断做大做强，促进联合发展，实现互利共赢，为国家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实践证明，“松绑”放权成为经济体制改革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弘扬敢为人先的“松绑”放权精神，既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又有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