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我与大家讨论三个问题：（1）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提出的背景；（2）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重要选择；（3）关于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涉及的基本共识问题。

一、 为什么要提出第二次转型与改革？

总的想法是，我国目前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正在“十字路口”，处于一个历史抉择的关节点上。

1.在外部市场和内部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背景下，追求GDP总量、投资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不能不改，不得不改。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外部市场不仅需求萎缩，而且面临着复杂的情况。首先是要对后危机时代外部市场的走向做出客观判断。我的基本看法是：首先，外部市场的萎缩，不是短期的，很有可能形成中长期趋势。并且，即使全球市场需求能够恢复，也不是原有规模和结构上的简单恢复。我国需要外需，需要转变出口导向的外贸增长方式，以合理地协调好内需与外需的关系，有效地发挥外需的作用。第二，改革开放30年，随着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国内需求结构开始发生战略性升级和变化，主要反映在私人产品短缺问题总体解决了，公共产品短缺的问题凸显出来。在这个背景下，人的自身发展涉及的需求在全面、快速增长。这个重大变化，使以GDP总量为核心目标的增长方式难以继续走下去。前几天，由我院主编的《第二次转型》，提出了3个终结，就是投资主导的增长方式需要终结、出口导向的增长方式需要终结、以GDP为目标的增长方式需要终结。为什么提出这三个终结？基本的分析是，提出发展方式转变不仅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大挑战，更是适应国内需求结构变化的内在要求。就是说，我国发展的内外约束条件已发生重大变化。我们不仅要看到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发展方式带来的冲击和挑战，更需要研究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战略性变化对发展方式转变提出的现实需求。仅仅从外部冲击来看发展方式转变还不够，这样容易把希望寄托在“外部市场会很快恢复”上。我们需要深刻地把握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需求。

2.在内外部因素变化的背景下，需要推进投资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转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方式的第二次转型。从投资出口大国转向消费大国，这不仅是金融危机给我国的挑战和压力，更是国内需求结构变化的基本要求。即便此次国际金融危机没有发生，我国也存在如何尽快从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转型的问题。尽管我国投资潜力巨大，但如果没有构建扩大消费的体制基础，投资难以转化为消费。短期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带来中长期的发展隐患。

3.由投资生产大国走向消费大国的第二次转型，既涉及政策问题，更涉及到体制问题。为此，第二次转型与第二次改革相互依赖，互为条件。从总体上说，改革远没有完成。那么，为什么要提出第二次改革？第一，我国的改革并没有完成，而且某些改革在实践中被扭曲，有的甚至还有违初衷；第二，改革涉及到深层次的矛盾问题，并且这些矛盾大都是结构性的矛盾；第三，提出第二次改革，更说明改革具有阶段性的特点。比如现在公平的问题突出了，经济矛盾与社会矛盾扭和在一起。提出第二次改革，突出改革的阶段性特征，更明确第一次改革和第二次改革的衔接，更容易形成改革的基本共识；第四，“十二五”时期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正处在十字路口。抓住机遇，选择好了，有利于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丧失机遇，选择不好，恐怕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都会出大问题。拿房地产来说，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有可能由社会风险引发经济风险，进而酿成全局性的矛盾和冲突。所以“十二五”对第二次转型与改革十分关键，有决定性影响。

二、 第二次转型与改革要做出什么选择？

第二次转型和第二次改革面临着哪些重要选择呢？这里，可以简单概括为“三条主线，五大趋势”。

“三条主线”就是：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以公共需求变化为主线的社会体制改革；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行政体制改革。

“十二五”时期的“五大趋势”是：形成消费主导趋势下的转型与改革；形成城市化趋势下的转型与改革；形成公共产品短缺趋势下的转型与改革；形成低碳经济趋势下的转型与改革；形成政府转型趋势下的改革。仅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例，应当尽快由外源工业化转向内源城市化，以城镇化推动发展方式转型。当前，我国的城市化滞后于同等工业化水平下的城市发展水平15个百分点左右，推进工业化主要不是一个加快的问题，可能是一个调整的问题。调整的好，工业化就会转型升级。由此，存在一个如何由工业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转变问题。

“十二五”是十分关键的时期。实质性推进以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的第二次转型与改革，需要有一些硬约束指标。比如消费率到底能不能由现在的49%左右提高到55%以上？和消费率相关，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要不要有硬性指标？城市化要不要有硬性指标？基本公共服务要不要有硬性指标？低碳经济要不要有硬性指标？我的看法是，不但要有一些硬性指标，而且需要作出一些制度安排。消费率的问题和收入分配制度的安排联系在一起，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安排联系在一起，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安排联系在一起，低碳经济除了硬性指标的问题还有类似环境产权等基础制度的安排问题，政府转型更重要的在于相关财政税收体制和干部选拔机制等安排问题。

三、 能不能在一些基本性问题方面形成共识？

第二次转型与改革，应该说是一场更深刻、更复杂的改革。这涉及一些基础性的判断。例如，如何分析结构性的矛盾和结构性改革的问题？如何推进利益关系调整的问题？包括政府、社会的利益关系调整在内的全面的利益关系调整。这些基础性判断，又同一些基本共识直接相联系，尤其是政府理念上的一些共识：

1.做大“蛋糕”和切好“蛋糕”。做大“蛋糕”始终是一项基本任务问题。我的基本判断是，从目前的矛盾看，已经到了切不好“蛋糕”就做不大“蛋糕”的时候。

2.国富优先还是民富优先？长期的国富优先的发展到目前可以看出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是贫富差距、城乡差距逐步拉大，这有发展过程不可避免的原因，更是发展战略所导致的问题；一个是国家能力的增长远快于老百姓的收入增长、消费增长，这使得社会总需求不足。如果坚持民富优先，可以有效的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即有利缓解和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能够增加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提高居民消费倾向，从而为消费主导建立重要基础。所以，国富优先还是民富优先，既是个公平问题，也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今天来看，第二次转型与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民富优先的体制，建立一个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3.关于国企和民企的问题。我认为，一般性讨论“国进民退”是一个表层次的问题。事实上，在某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国进民退”。但是，更深刻的问题在于第二次转型与改革中的国有资本到底应该怎么定位？我的建议是，适应于发展型新阶段经济社会全局，国有资本要更多地集中到公益性领域，同时要严格限定主业。今天，重要的是国有资本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怎样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相适应。

参加今年“两会”， 我觉得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国民收入格局调整方面有广泛的共识，这个共识十分重要，它将对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产生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