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关税区到特别关税区再到自由贸易港，是我在海南30多年的一条主线。省委第一次党代会报告，9月1日党代会报告里说，海南能不能实现三个自由，关键在于第二关税区，要抓紧研究第二关税区方案。这次省委党代会报告，全体党代表正式通过的，大家期待着海南尽快能够（建立第二关税区）。党代会报告以后，海南就开始（议论），什么时候封关啊？那时候就有一个期盼。

党代会结束后，省委6次从9月到12月初，6次省委常委会和5次专题会议讨论特别关税区。那么，讨论的时候首先关于名称，是第二关税区？第二关税区是什么意思啊？国内第一，你是第二？那么就说区别于国内一般关税区的特别关税区，是这么逼出来的，所以经过研讨，建议用特别关税区。

当时我对海关体制还不熟悉，从理解出发，在琼海起草特别关税区的初步设想。那时候思想解放程度、热情程度真的大不一样。我们制定的方案里，海关体制，资金怎么自由，人员怎么自由，企业怎么投资自由？最复杂的是资金进出自由，在当初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边是吸引外资一边是严格的外汇管理。那么怎么办呢，要搞人民币就必须按照国家的管理，不能扰乱国家秩序。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海南“汽车事件”严重干扰了国家的外汇市场。全国的兑换券大量往海南走，形成了走私的来源。海南“汽车事件”对全国（影响）最大的，就是冲击了外汇市场。这是“汽车事件”，应该说从海南本地一种投机行为对全国全局的影响。所以，你搞特别关税区研讨的时候，货币怎么设计啊，能不能在保证不冲击国内金融市场、保证国家金融统一监管下又实现海南货币进出自由。当时设计两种方案，一种方案就是人民币兑换券作为海南流通货币，当事人民币兑换券不超过1:2，当时人民币兑换券和美元是1:1的，和美元是对价的。一种方案，多数人的声音，发行琼币。琼币不好听啊，但是思想很解放。最后三个月统一了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的思想，还征求了北京的意见。

这时候就兵分两路，（许书记）带着我，外办主任，还有办公厅的主任，一起到东南亚、香港、新加坡、泰国看看，一旦放开以后外资到底能不能来。我们当时担心一旦放开外资能不能来啊，这是当时主要的考虑。另一方面，请刘剑锋在我们走之后，马上赶到北京向中央汇报。中央要求海南按照邓小平战略意图把海南推向国际市场，我们理解中央意图是逼着海南快一点搞。我们估计，（海南）一提中央就会批。这样12月21日特别关税区的方案都做完了，二十几号我就陪着许书记到东南亚，并且要求刘剑锋12月底前务必赶到北京，他带几个人去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