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1987年年底就讨论海南是不是放开，按照邓小平的意图，把海南放到国际市场去，逼出一条路，闯出一条路。这是邓小平一个大思想，放在国际市场去。正是根据邓小平的战略思想，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会，讨论海南如何进行大开放。所以我们建省最初提出“三个大”——大开放、大改革、大开发。

中央提出以后，我后来了解到，在会上梁湘表态。说是能不能我们在北京找找专家议论一下，没这个准备的话，放开以后海南会怎么办呢？如果外资进不来，内资基础这么差，到底会怎么办？所以按照梁湘当时说法，我们能不能先吃“娘奶”再吃“洋奶”，先吸收国内内资，基础设施能够有所改善，才有条件大规模地吸引外资搞开发建设。这犯了一个经验主义，因为时机过去了。我当时是在北京工作，这个1987年10月到12月，我知道他们找了几个人，包括社科院的刘国光。所以中央休会了一周，等复会的时候，海南建省筹备工作组向中央提出来，是不是中央允许我们先搞一个特区，然后逐步地我们再把它全开放。

这个背景下，中央派谷牧到海南搞调研。24号26号文件，应该说在当时代表了中国比深圳还特的一些政策。为什么要搞“第二关税区”，正是在党代会报告提出，就是这两个文件没解决政策和体制的矛盾，比如说凡是在海南注册的企业都可以搞进出口，都有进出口权。但涉及到外贸体制，必须停止，三申五令停止。这不就坏了，没法做了，这政策和实际没有办法弄。所以逼出来了，我们只有搞特殊的体制，在党中央的这个领导下，在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要搞一个体制，这个体制是什么——第二关税区。所以这才从建省到8月份提出来，然后到9月份就开始议论，经过了9、10、11三个月多一点。六次常委扩大会，五次专题研讨会听取各方意见，我是起草小组办公室主任负责人，许士杰是起草小组组长。

我说句实话，那个时候我带着同志加班加点，哪有什么空调，那个都是光着膀子在办公室里搞材料。有一天晚上搞到夜里两点半，大家说肚子饿了，我说我拿钱请你们去吃夜宵吧。1988年的海口夜里两点半找不到夜宵的，不像现在，最后转了很长时间，有人说这个泰华宾馆前面有一个大排档可以吃。为了特别关税区，为了起草这个方案，我带着这些同志第二次住到了琼海，当时不叫市，是琼海县的迎宾馆，在那里又干了可能至少有个一周以上，形成了海南特别关税区的初步设想，回来向省委汇报。在起草过程当中，得到了后来海南省副省长韩至中（当时是县委书记）对我们的关怀，到了下半夜一点的时候都给我们送夜宵，每个房间送夜宵，我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