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邓小平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明确表态。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1980年9月14～22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问题。会议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专题座谈。在下半年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很多人对“包产到户”的提法不明确支持，甚至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1980年1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阳关道与独木桥——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的文章，描述了当时的争议。
  后来，万里请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主持起草会议文件。杜润生巧妙地斟酌措辞改写文件，最终形成著名的1980年中共中央7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文件指出：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中共中央75号文件指出，对贫困地区来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必要措施。这份文件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在支持和保护全国各地出现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为“包产到户”上了“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