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后来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还是发生了"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议。 

杜润生：争论发生在1980年9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会议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由胡耀邦主持，华国锋到会。由我起草的会议文件草稿提出：要遵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草稿拿到农委会议上讨论，意想不到的是，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提出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划一个界限，即贫困地区可以，其他地区则明确不准包产到户。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等。在会下，我征求北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吉林、辽宁、山西、河北等省领导人的意见，都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集体化取得了伟大胜利，有错误已经纠正了。希望在非贫困地区设个"闸门"，以免包产到户自由蔓延。参加会议的人，很多都是跟毛主席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其中有一位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特别拉住我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马国川：旧的观念仍然纠缠着人们的头脑。 

杜润生：争论一开始就存在。在万里进京担任副总理前，农口有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干部，为了解包产到户问题专程去安徽调查，结果和万里发生了争论。那个老干部说：包干到户不宜普遍推广，因为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万里说："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 万里还问道："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干部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 

马国川：针锋相对。 

杜润生：这次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因意见不一已很难开下去了。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会议闭幕之前，我和耀邦、万里商量处理办法，两次改写了文件，最终形成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即1980年75号文件。最主要的变化是前边加了一段话：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群众的一些做法必须改革。提出"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愿意选择家庭承包的也不要硬纠；对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马国川：这个文件，留下了两种意见折中的痕迹，而且，文件只承认"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的，没有回答"包产到户"本身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杜润生：75号文件是个妥协的文件，是大家争论的结果。会上在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讲话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成为概括会议气氛的名言。 

马国川：新华社记者吴象根据这两句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表述了当时的争议。 

马国川：后来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还是发生了"阳关道与独木桥"的争议。 

杜润生：争论发生在1980年9月中央召开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会议专门讨论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由胡耀邦主持，华国锋到会。由我起草的会议文件草稿提出：要遵从群众意愿，不禁止自愿选择家庭承包。草稿拿到农委会议上讨论，意想不到的是，多数与会者不同意提出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划一个界限，即贫困地区可以，其他地区则明确不准包产到户。发言反对包产到户的，有福建、江苏、黑龙江几省的省委书记。支持的，有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内蒙古区党委书记周惠、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等。在会下，我征求北京、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吉林、辽宁、山西、河北等省领导人的意见，都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集体化取得了伟大胜利，有错误已经纠正了。希望在非贫困地区设个"闸门"，以免包产到户自由蔓延。参加会议的人，很多都是跟毛主席共同战斗过的老同志，其中有一位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特别拉住我说：包产到户，关系晚节，我们有意见不能不提，留个记录也好。 

马国川：旧的观念仍然纠缠着人们的头脑。 

杜润生：争论一开始就存在。在万里进京担任副总理前，农口有位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的老干部，为了解包产到户问题专程去安徽调查，结果和万里发生了争论。那个老干部说：包干到户不宜普遍推广，因为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万里说："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有什么不符合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行？" 万里还问道："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干部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 

马国川：针锋相对。 

杜润生：这次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因意见不一已很难开下去了。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会议闭幕之前，我和耀邦、万里商量处理办法，两次改写了文件，最终形成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纪要，即1980年75号文件。最主要的变化是前边加了一段话：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群众的一些做法必须改革。提出"在一般地区，集体经济比较稳定，生产有所发展，现行的生产责任制群众满意或经过改进可以使群众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愿意选择家庭承包的也不要硬纠；对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马国川：这个文件，留下了两种意见折中的痕迹，而且，文件只承认"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的，没有回答"包产到户"本身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 

杜润生：75号文件是个妥协的文件，是大家争论的结果。会上在黑龙江省委书记杨易辰讲话时，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插话：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成为概括会议气氛的名言。 

马国川：新华社记者吴象根据这两句话，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阳关道与独木桥》，表述了当时的争议。 

杜润生： 75号文件实际上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关于生产责任制的规定推进了一步。它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应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这是在农业政策上对"两个凡是"的破除。说集体经济是方向，并没有把集体化定义为前苏联式的集体农庄；相反，明确指出现行公社体制必须改革。我们搞包产到户，也不是主张把个体经济的一切方面都一成不变地固定下来，在分权的基础上，会产生联合。联合的条件和实现形式，则需要在实践中创新。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在会下说：这样写法，是各得其所，各省按自己情况说怎么试就怎么试。不然，原稿有那么多人反对，恐怕没有办法收场。 

马国川：从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的争论看来，推动农村改革的阻力仍然很大。人们对中央75号文件的理解各有侧重，赞成者说，中央文件允许了的，可以公开大胆地搞"包产到户"；反对者说，我们这里不属于贫困地区，不能也不准搞。 

杜润生：争论还在继续，所以要用事实说话。1981年3月，国家农委党组起草了一份为邓子恢平反的报告。报告说，邓子恢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一些主张本来是对的。他和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提不同意见，本来应受到保护，反而却受到打击，这是不对的。有时真理并不是在领导一边，而是在下级一边，不在多数而在少数一边。主要领导干部必须倾听不同意见，以利于占有信息，比较利害，明辨是非。凡涉及保护人民权利的问题，更应慎重从事，要遵守法制，不能靠多数压少数。如果听不得反面意见，就不容易做到实事求是。要鼓励发表不同意见。为此必须发扬民主，做到兼听则明。报告还提到，这几年，群众三番五次表明偏爱包干到户，其中必有道理，我们理应给予支持。有的坚持搞集体经营，也一定具有特定条件，反映着某种客观要求。 

马国川：邓子恢在"文革"期间惨遭迫害，1972年12月逝世。他没有能够活着看到"包产到户"问题得到解决。 

杜润生：我有幸亲眼看到了"包产到户"问题的解决。但是在1981年"包产到户"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们还要用大量事实说服人们。邓子恢平反后，我随赵紫阳、万里一起出去调查，去了河南和鲁西北。主要是了解包产到户的实证材料。那些穷地方都亲自看了，事先不让地方安排，我们随机抽查。看到家家户户粮缸里都是满满的，农民表示满意。说：第一，吃饱肚子。第二，有了自由。能自由去赶集，买一点、卖一点东西，"村里活气大了"。第三，土地生产率普遍提高。我还组织了两次规模较大的调查研究：一次是由国家农委组织的大学生暑期百村调查，另一次是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安徽调查。当时国家农委建制撤销，另成立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我担任两个单位的领导职务。我们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也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定点取样调查。记得有一次，我到河北石家庄附近一个大村庄调查，那是一个先进大队，却实行了包干到户。我问：你们为什么愿意包干到户？农民说：原来是把大家都拴在一个槽上，挤在一块儿吃那点草料，管吃不管饱，自己找点东西吃都不让，只能一起饿肚子。这些话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给农民一点自由，由他们自主地配置生产要素，生产产品，增加所得，办那些主管人和上级领导人想不到、做不到的事情。可见，自主、自由是一种制度因素，能释放潜在的生产力。当时的国务院领导人看了农研中心发展组的调查报告后，曾给予很好的评价。耀邦同志也说：这是经得起检验的东西。 

马国川：80年代的农村改革没有搞大批判大动员，更多的是由各省、区、市领导掌握，各地按照各自的理解贯彻执行，群众选择，放弃命令式的硬推或硬纠的政策。 

杜润生：全国有很多地方试行包产到户，个别地区把包产到户称为"资本主义复辟"，对带头人开万人大会批斗，游街示众，影响了政策的正常实施。即使是安徽，包产到户也有短暂反复。中央本着一条原则处理人的问题，即对包产到户的态度，只当认识问题对待；认识是可以变化的，不能因认识问题搞无情打击。所以改革中没有因为不同意改革而处理干部。调离原地的领导人并不因此影响使用，到另一个岗位还会干得很好。其中有的后来还成了国家领导人，如杨易辰担任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胡耀邦到东北推动改革，我也去河北、福建、广东、山西等省，所到之处领导层没有人再反对包产到户了。为了取得广泛支持，我又应邀在部队、机关、党校，讲了几次。随后，各省区也都普遍发动宣讲党的农村政策，逐步解决中间层的思想问题，全党逐步统一认识。 

1981年10月的一天，当时正准备起草第一个"一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通知我，出席国务院会议发言。我原以为只是十来个人的会议，也没有写发言稿。到会一看有一两百人，各部的部长、非国务院系统的也都来了，实际上是个扩大会议。既然来了，只好放开讲。我在会上讲了以下几点：第一，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它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了。第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第三，包产到户实际是公有土地、家庭经营。这种制度利多弊少。在我讲话之后，薄一波表示：这个介绍很好，说清了问题。农民要搞包产到户、我们要集体化，这个矛盾反反复复多少年。许多干部，包括邓子恢、润生同志，都在这个问题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受了多年的冤枉。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可以很好地解决了。 

马国川：据统计，到1981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社队已近半数。为什么此时包产到户能在全国这么顺利地推开？ 

杜润生：最根本的是，它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1978年，中国粮食产量约为3000亿公斤。集体化二十多年当中，国家每年收购粮食300亿-350亿公斤，只要多购十分之一就会挤占农民的口粮。可是，一搞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到1984年，粮食就增加到4000亿公斤。同时，农业总产值增长68%，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66%，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紧接着，劳动力从公社制度下解放出来，乡镇企业大发展，加之外资企业、私人企业形成一大块非国有经济，矫正公有制经济形式过于单一化的弱点，并为农民收入增长开辟了新的巨大的来源。这些，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它为推动全国经济改革起到了鼓舞信心的作用。

（本文节选自马国川《共和国部长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