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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国两制”竭忠尽智——纪念姬鹏飞同志诞辰100周年

2021-05-06 / 来源:人民日报 / 属性:回忆述评-回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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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姬鹏飞同志与世长辞已一周年了。他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历史性时刻,从1983年8月到1990年10月兼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今天,我们这些曾经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与他风雨同舟、共负历史使命的老同志,在新的世纪展望祖国统一大业美好前景时,更加缅怀这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追述他为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及奠定长期稳定繁荣基础所作出历史性的杰出贡献,心中不禁油然生出对他的崇敬爱戴之情。

姬鹏飞同志与世长辞已一周年了。他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历史性时刻,从1983年8月到1990年10月兼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今天,我们这些曾经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与他风雨同舟、共负历史使命的老同志,在新的世纪展望祖国统一大业美好前景时,更加缅怀这位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追述他为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及奠定长期稳定繁荣基础所作出历史性的杰出贡献,心中不禁油然生出对他的崇敬爱戴之情。

香港和澳门是祖国统一大业中历史遗留的两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提出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实现祖国统一”,并为结束外国对香港、澳门占领的历史明确了时间表。也就是在这种关键时期,姬鹏飞作为我国政府负责港澳事务的主要领导人,义不容辞地肩负历史重任,竭忠尽智,富有开创性地实践,进行史无前例的不懈探索,排除了种种艰难险阻,出色地完成了历史和祖国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姬鹏飞同志密切关注香港澳门问题。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后,从10月起,就香港问题开始了我国副外长同英国驻华大使的官员级磋商。1983年,廖承志不幸去世。姬鹏飞当时任国务委员和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统管外事工作,他直接抓中英谈判的日常工作。

在处理中英谈判问题中,姬鹏飞坚持了高度原则性和高度灵活性相结合的方针。由于英方在开始谈判中,只强调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拒绝谈主权问题,不断制造种种困难,前后经过五次磋商,历时四个月,但毫无结果。后来,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总理,希望中方同意尽快举行正式会谈。她向中方保证,只要双方能就香港的行政管理安排达成能为中国政府、英国议会和香港居民接受的安排,她就准备向议会建议使整个香港的主权回归中国。中方复函表示同意,开始举行正式会谈。但在紧接着进行的关于会谈议程问题的磋商中,双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见。1983年6月,我们曾参加过姬鹏飞召集的一次研究中英谈判工作的会议。此时,他是国务委员、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还未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他在会议上发表了精辟的意见,我们至今还记得。他说,“从解决香港问题的全盘部署考虑。以早日开始谈判较好。争取在议程上再经过一两个回合的磋商,大体得到解决,即转入正式会谈而不久拖。在议程问题上,原则上我们仍坚持香港主权移交的方式是议程的主要内容,但在表述上可照顾英方的接受程度。”他的这番话,既体现了原则性,也体现了灵活性。遵照他的意见,不久我方即同英方就议程问题达成了协议,并开始正式会谈。

姬鹏飞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后,他一方面继续处理中英谈判中的重大问题,一方面领导我们在中央已批准的对香港12条基本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又拟定了对香港的若干具体政策,使我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进一步具体化。不久,中央批准了这个文件,并连同对港12条基本方针政策一起转发中央各部委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为了将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对港方针政策上来,姬鹏飞主持召开了各有关部门和地区负责人参加的港澳工作会议。他在会议上所作的主题报告,全面而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我国政府对香港的方针政策,以及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针政策。

1984年9月,中英双方代表就香港问题达成初步协议。我代表团将初步协议文本送给姬鹏飞审阅。在他亲自主持下,代表团和港澳办的有关同志对协议的初步文本进行了审议,并对其中由双方工作小组达成的附件一(中国政府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的具体说明)作了较多的修改。我谈判代表将经过修改的协议文本交给英方,经过磋商,英方基本上接受了中方的修改文本。

无论在中英谈判期间,还是在此以后,他曾会见了大批来自香港澳门的各界人士,向他们耐心解释中国政府的政策。他还应香港有关人士的要求,为新成立的“香港联合交易所”书写了名牌。这件事如果在今天,当然不算什么,因为连内地也有了证券市场。但在当时,股票交易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尽管我国政府一再宣布“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很多人仍然半信半疑。姬鹏飞为联交所书写名牌,可以说是一种重大的政治表态,向香港和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所宣布的对港政策是一定会兑现的。

1984年12月,中英正式签署联合声明后,姬鹏飞一面关注着已经开始的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一面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主持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他在1985年7月1日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对起草委员会的性质、任务和起草工作的大体规划作了说明,并建议在港的委员回港后发起筹组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作为起草委员会与香港居民联系的桥梁和前者向后者反映意见的渠道。他的上述意见,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由内地和香港两地委员共同起草一部体现“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法律是一项没有先例、难度相当大的工作。开始时,由于两地委员思维方式各异,工作习惯不同,更重要的是彼此缺乏了解和信任,曾经发生过一些小小的风波和误会。后来,起草委员会在姬鹏飞主持下充分发扬了民主,充分尊重香港委员的意见,绝不以多数压少数,使起草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我们曾于1985年12月和1988年6月先后两次随姬鹏飞访问香港。第一次访港,他主要是同香港各界人士见面,参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致词表示祝贺。同时,针对港英当局提出的过渡时期加快香港政制改革步伐,企图抢在基本法前面搞香港立法局直接选举,他在同港督尤德会见时明确表示,香港的政制改革必须同基本法衔接,在基本法定案之前,中方不赞成在香港搞直接选举。第二次访港,是在起草委员会通过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之后。这次访港主要是听取香港各界对基本法征求意见稿的意见。

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在姬鹏飞的主持下,经过九次全体会议和80多次小组会的紧张工作,经过两次公布草案在香港和全国各地广泛征求意见,前后历时四年零八个月,终于在1990年2月如期胜利完成起草工作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这部基本法,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邓小平同志在起草委员会完成基本法起草工作后会见全体委员时,对基本法及起草委员会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你们经过将近五年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对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贺!”英国政府对基本法作了这样的评价:“基本法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为香港的未来地位奠定了基础;基本法是中国当局与香港人经过五年紧张磋商取得的成果;就整体而言,基本法是联合声明的令人可以接受的反映。”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还在紧张进行的时候,随着中葡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的签署,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也提上了日程。姬鹏飞在继续主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工作的同时,又作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主持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这一工作直到1993年2月才告完成。

1990年10月下旬,姬鹏飞虽从港澳工作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但仍然时时刻刻关心港澳事务,情系港澳同胞。李后从港澳办退休不久,有一天姬鹏飞找到他,建议他组织几个同志写一本关于香港的书。此后,李后每写完一稿,都送给姬鹏飞审阅。那时姬鹏飞眼睛已经不好,视力很差,就让秘书念给他听,听完后让秘书转达对作者的鼓励,还敦促港澳办的领导支持此书的写作出版。1997年4月,李后手捧正式出版的书,到北京医院看望正在因病住院的姬鹏飞,他那时虽然眼睛已不能看书,还是高高兴兴地把书接了过去。1997年夏,香港回归祖国,姬鹏飞坚持要南下出席政权交接仪式和特区成立的盛典。他要亲眼看到与祖国分离了百余年、历经磨难的游子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情景。6月30日晚上,姬鹏飞在深圳发着高烧,亲属和医护人员劝阻他不要赴港,他执意不从,由医生紧急护理后仍乘车跨过了深圳河。数千名中外嘉宾在现场看到,时为中央代表团成员的曾庆红扶着姬鹏飞颤颤巍巍地走上香港政权交接仪式的主席台。

1999年冬澳门回归时,姬鹏飞同志身卧病榻而不能亲临现场目睹那中华民族又一盛事。我们带着花篮,到北京医院去看望他,那时他已不能说话,不过神志尚清醒。当他听到了澳门回归这一振奋人心喜讯,他微微睁一睁眼,内心是十分欣慰的。

姬鹏飞同志虽已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把自己最后的生涯贡献给了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统一大业,他的历史功绩和崇高道德风范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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