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介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以一个家庭为一个生产经营单位，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经营土地或者其他生产项目，取得经营的自主权，其劳动成果在完成国家的税收以及集体的统筹、提留后，余下的全部归农户家庭所有的制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常被人称为“包干到户”或者“大包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纠正长期存在的管理高度集中和经营方式过分单调的弊端，使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由单纯的劳动者变成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从而大大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好发挥劳动和土地的潜力。

【人物简介】

  杜润生（1913.07.18-2015.10.09），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对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功不可没。1979年，杜润生任国家农业委员会副主任，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1980年，提出可在贫困地区全面推广土地家庭承包，其他地区也可以因地制宜。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起草的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确立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杜润生多次接受中央委托，主持多个农村政策文件的起草，为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作出重大贡献。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杜润生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文字笔录】

  七届六中全会后我离开农业岗位，被调到了中国科学院。工作岗位的变更并没有淡化我对农村的关注和牵挂，我利用这段时间抓紧学习，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对农村工作实现了从实践到认识的理论升华。

  “文化大革命”后，我于1979年再次回到农业系统工作，站到了农村工作这个岗位上。当时，新成立了国家农业委员会，我被任命为农委副主任，主要负责中国农村经济改革的政策研究。初回农委工作时，有同志好言相劝：不要再提倡搞“包产到户”。但是当时也有另外一种声音，有些同志认为，“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时间问题。我坚信，自  1956年以来，曾经三起三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包产到户”，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农村工作中不可回避的争议所在。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改革的起点是以“包产到户”为标志的农村改革。而在此之前，高层争论异常激烈。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我试探性地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这一建言得到了中央高层的应允。那时在中央高层中，“包产到户”依然是一个很敏感的、有争议的话题。

  我首先支持万里在安徽的改革行动。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我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构想。“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这样两头有利。”这个建言得到时任副总理姚依林的支持，随后邓小平也终于发话表示赞同。1980年5月，邓小平对“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明确表态。他说：“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不过接下来的发展并不顺利。在1980年下半年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很多人对“包产到户”的提法不明确支持，甚至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会议一时间无法继续。胡耀邦、万里和我商量对策，我反复地斟酌措辞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1980年“75号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文件指出，对贫困地区来说，“包产到户”是一种必要措施。这个文件打破了多年来形成的“包产到户”等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僵化观念，向前迈进了一步。该文件虽然距今天已经遥远，但它在当时中国农村产生了较大的思想冲击。

  应该说，“75号文件”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是大家争论的结果。在 1980年9月14日至22日，刚刚调整了的中央领导班子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责任制的问题。会议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专题座谈。很多人对“包产到户”的提法不明确支持，甚至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会议一时间无法继续。贵州省委第一书记池必卿讲到贵州准备全面推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时，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表态说：“我们不搞那个东西。”池必卿接着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成为概括当时会议气氛的名言。当时的《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题为《阳关道与独木桥——试谈包产到户的由来、利弊、性质和前景》的文章，就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争议情形。

  这次各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因意见不一致已很难再开下去了。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会议闭幕之前，我和胡耀邦同志、万里同志商量处理办法，两次改写了文件，最终形成现在印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的纪要，即1980年“75号文件”。“75号文件”也可以说是一份承前启后的文件，它实际上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关于生产责任制的规定推进了一步。它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为解决温饱问题的必要措施，承认群众自由选择的权利，认为不能自上而下用一个模式强迫群众。这是在农业政策上对“两个凡是”的破除。到1980年底，全国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从年初的1.1%上升到了15%。

  本文摘自：《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第137-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