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所有权与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这为企业试行股份制提供了政策空间。
  早在1980年4～5月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与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的劳动工资座谈会上，经济学家厉以宁就提出要采用股份制方式扩大老厂规模、筹建新厂，还提出可以允许知识青年“带股进厂”，以增加就业。同年8月，国务院召开的劳动就业会议上，当厉以宁再次提出对企业实行股份制的意见时，得到了于光远、童大林、冯兰瑞、董辅礽、王珏、赵履宽、鲍恩荣、胡志仁等经济学家的赞同和支持。
  1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分析说，一方面，“企业必定会有多余的资金无处投放”，另一方面，“许多商品的生产，由于缺少资金，不能满足市场需要”，由此提出了“集股投资”的建议。这一年，哈尔滨松江木器厂开始尝试用集资入股的办法扩大生产能力，这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搞的股份制实践。1984年，深圳出现了一个“万丰模式”，万丰村的党支部书记潘强恩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发动村民参股兴建工业村。在那个“股”与“私”同“姓”的年代，“万丰模式”以股份制形式向传统公有制发起了冲击，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震动。
  在这一时期，曾经担任财政部部长和国家经委主任的张劲夫也在积极地探索股份制改革这条路子的可行性。1983年，他和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商量搞一个试点，他们把试点选在重庆市。因为重庆是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实行“计划单列”的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城市，后来试点企业之一的重庆嘉陵摩托集团，在实行股份制后，变成了“中国摩托之王”。
  1984年，世界银行驻中国办事处主任、菲律宾籍华人林重庚建议中国政府可以考虑按照股份制的运作办法，来解决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缺乏活力的问题。对此，国务院主要领导很重视，要求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进行认真的研究。1984年4月，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在江苏省常州市召开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会后下发的座谈会纪要指出，对城市集体企业和国有小企业要进一步放开，“允许职工投资入股，年终分红”。
  在股份制改革进入企业的过程中，股票也随之产生。1980年12月，经成都市政府批准，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后改组为成都蜀都大厦股份有限公司）建立并发行股票。1983年，深圳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发行股金证。1984年9月，北京市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发行定期3年的股票。上述3只股票一般被认为是不规范的。
  1984年7月，上海颁布《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管理办法》。11月，上海飞乐音响股份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由于它具备了股票的标准特征，因此被认为是新中国第一只比较规范的股票。
  面对各地股份制经济的试点，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给予了积极支持。1986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的若干规定》，其中明确指出：“各地可以选择少数有条件的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进行股份制试点。”
 此后，全国掀起了一股股份制试点热，股份制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