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0月至1988年6月，国家体改委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北京大学课题组、中央党校课题组、中国人民大学课题组、吴敬琏课题组、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斟家计委课题组和上海课题组，就我国中期(1988一1995年)改革规划纲要分别提出报告。这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由旧体制机制向新体制机制转变的关键时期，由国家体改委委托有关经济主管部门、科研机构、大专院校、个别直辖市上百名专家学者，就此后五至八年的经济改革应如何展开提供具体的思路、设想和规划纲要。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实践表明，这些规划纲要提出的许多观点、思路和设想，既很有现实针对性，又具有超前性、创新性，对推动经济改革起了良好的作用。因此，这是一次集中各方智慧为改革献计献策的成功探索。上述八家课题组的报告，连同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司汇总八家方案的报告，汇编成《中国改革大思路》一书，由沈阳人民出版社于1988年7月出版，印数达5万册。该书因对中国经济改革有重要理论创新和实用价值，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一、鼓励探索集中智慧的成功尝试

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学界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思想路线指引下，不断冲破各种思想禁锢，异常活跃，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这次制订中国中期改革规划纲要，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八家课题组分别提出中期改革规划纲要，最显著的特点是勇于探索、敢于创新，提出了不同的具体改革思路和方案。大家在中国经济体制要坚持市场化或市场取向改革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但在如何具体推进市场取向改革，中期改革的主线是什么，如何妥善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短期快速转轨还是需用较长时间逐步转轨等方面，各家提出了各自的主张，并且互相争辩，各不相让，真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可喜景象。

当时争论最大的，是关于中期改革的主线是什么，提出了三种不同的主张。第一种以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课题组为代表，提出企业改革中心论或所有制改革中心论，主张中期改革以企业改革为主线，积极推行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二种以吴敬琏课题组为代表，主张以价格改革为主线，着力实现经济运行机制轨，以便为企业改革和其他改革创新造出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第三种以中国社科院课题组为代表，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改革双线推进，即两条主线论，认为这两方面改革如同一面硬币的两面，不可偏废，而应协调配套进行。围绕着关于改革主线的三种不同主张，各课题组都对自已的观点做了大量的系统的论证。应当说，这些论证都是言之成理的，从而各自成一家之言。

1987年冬，在京郊怀柔某宾馆，各课题组在交流各自主张和观点时，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展开了友好的不同观点的争论。那么多经济学家坐在一起，就中国经济改革问题，进行互不相让的争论，今天回忆起来还觉得很有意思。我个人作为当时中国社科院课题组负责人之一，也曾积极参与讨论和争辩。

关于主线争论，我个人还有一段特别经历。在此之前，即1986年底和1987年初，我和厉以宁教授关于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是不是有主次和高低层次之分，已经有过不同意见争论。厉教授1986年11月3日《世界经济导报》发表《先改价格还是先改所有制选择哪个思路》一文，主张先进行所有制改革后进行价格改革，认为与所有制改革相比较价格改革有十大弊端。我对厉教授观点不敢苟同，曾写文章《价格改革仍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载《成本与价格资料》1987年第1期)与之争辩。改革主线之争已过去二十年还多，现在回头看，当时争论的意义已远远超出谁对谁错的问题，最主要的是激发了经济学家积极参与中国经济改革贡献自己的智慧。

当时讨论的另一热点问题是关于经济改革的环境问题，即改革要不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经济环境问题。20世纪8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国经济学界就能不能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一问题，有过比较激烈的争论。有的经济学家主张或倾向于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以便尽快把“蛋糕”做大，宣扬通货膨胀无害有益论，同时认为中国改革只能在通胀条件下推进；另一些经济学家则反对用通货膨胀的政策支撑经济高速增长，认为通货膨胀不仅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和长远的发展，而且不利于改革的顺利推进。我们中国社科院课题组持后一种观点，为此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主张前三年(1988一1990年)以稳定经济、治理通货膨胀为主，为改革创造相对宽松的环境，后五年(199l—1995年)改革可以迈出较大的步伐。这个问题的争论，总的说是到1988年价格闯关被迫中止以后才逐步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

确立新经济体制的主导地位需要多长时间?各家方案也有分歧。最乐观的意见是四年，即首先通过一年的“稳中起步”作准备，后三年进入决战阶段，主要通过理顺经济参数和建立符合我国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组织制度和组织体系两方面改革，实现基本转轨。多数方案则争取在八年或稍长一些时间内，确立起新经济体制的主导地位。现在看来，当时许多经济学家可能对改革转轨的复杂性、艰巨性估计不足，设想实现体制机制基本转轨的时间偏短。尽管如此，经济学家们对改革的热情和对转轨的急切期待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二、改革理论创新和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可圈可点

八家课题组制订的中期(1988—1995年)改革规划纲要，有许多改革理论创新和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即使现在读起来仍然觉得可圈可点之处很多。这充分体现出中国经济学家具有较深的经济学造诣和良好的改革谋略。

第一，准确把握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正如国家体改委综合规划司在归纳八家方案时指出的，各家方较一致的看法是：

中期改革的目标，应该是通过新、旧体制的转换，确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的主导地位。这种新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经济运行的市场化，企业形态的公司化，宏观调控的间接化”。现在看来，这“三化”的概括是颇有新意的，即使在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看来，这“三化”也是对新体制基本框架的比较接近准确的概括。

第二，明确提出企业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创建现代企业制度。中央党校课题组一开头就提出：“九年多的实践反复证明，生产力的基础在企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也在企业。能否真正搞活企业，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商品生产者，关系到改革的全局和命运。从‘简政放权’、‘减税让利’、两步‘利改税’到普遍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现在，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的改革再迈上一个新台阶：从改善企业经营机制走向全面创建现代企业制度。”与此相类似，北京大学课题组提出：“从总体上说，八年(1988一1995年)内，企业体制改革的重点逐渐由承包制向股份制过渡，由低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向高层次的经营机制与产权关系的改革过渡”。“理顺财产关系的结果是企业形态的公司化。”我们知道，中央文件是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而在这之前五年多，在制订中期改革规划纲要时，就有方案明确主张企业改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见其超前性。

第三，明确提出建立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吴敬琏课题组的报告说：“世界经济的发展不允许我们在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即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重复原始市场经济早期的混乱，也不允许我们采取试试碰碰的办法作长久的摸索。我们的改革战略和方法的制定和选择，必须站在现代化的高度，切合中国的国情，依据发展商品经济和实行市场化的一般规律和共同经验，用不太长时间，在一个较高的起点上建立起一个有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引导的社会主义经济市场秩序。”把当时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的共识，解释为就是要建立有宏观管理的市场经济体制，是改革理论和战略的一大进展，具有明显的超前性。吴敬琏课题组成员在讨论中，明确提出“市场——价格改革中心”论。他们认为，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的关键在于价格改革。在取消了指令性计划的同时，如不及时地放开价格、形成市场，整个经济活动就不可避免地陷于混乱。放开价格从而建立起竞争性市场体系，是让新体制的整体功能得以发挥的基本条件。因此，“市场——价格”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中期改革规划必须以价格改革、建立市场为基本线索。我个人认为，中国改革的实际比较像是按他们课题组的思路走的(除时间拉长很多外)。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国价格改革一直走在整个经济改革的前列，从而促进了在20世纪末以前实现经济运行机制的基本转轨。放开价格，形成市场，使国民经济迅速活跃起来，并开始实现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国企改革则困难重重，1998—2000年还在致力于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脱困。只是在进入2l世纪以后，国企改革才逐步加快了进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公司制逐步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第四，提出政府干什么、干不了什么决定。几家方案都提出宏观经济调控间接化。为此就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要彻底改变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管理体制，使政府的一切经济职能，都是围绕市场而展开，并通过市场来实现。也就是说，政府干什么，是由市场干不了什么所决定的；政府怎么干，则是以市场为中介来完成的。具体说，就是国家从运用行政手段和实物指标对企业进行直接计划控制，转变为主要运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对企业行为进行间接引导；国家计划的主要任务由分钱分物，进行实物管理，转变为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以及财政、货币、收入政策，以保持积累、消费比例和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推动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现在看来，上述意见，总的说是符合中国改革实际的，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实用价值。

第五，提出了“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的思路。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贡献的，也代表了中国社科院一批经济学家包括刘国光、张卓元、戴园晨、沈立人、陈东琪等的观点，后被经济学界列为“稳健改革派”代表。稳中求进，就是以稳定经济的措施来保证改革，同时也要用深化改革的办法来稳定经济。确立“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就要进一步重视通货膨胀问题。稳定经济的核心是稳定物价，稳定物价的方针决不能放弃。稳定经济，必须紧缩货币发行，控制通货膨胀。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稳定经济的增长速度，控制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总量，消除超常规的周期波动。因此，前三年，由于要在调整和校正宏观政策指导思想的基础上，消除或稀释前期的经济不稳定因素，改革采取“稳中求进，以稳为主”的阶段性策略；后五年，阶段性策略的重点可以F}1“稳”转“进”，改革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快一些。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证明，“稳中求进”的思路是可取的，并被党和政府采纳，成为指导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方针。这也许是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家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贡献。

三、领导重视，影响深远

委托八家课题组制订中期改革规划纲要，得到领导的高度重视。在怀柔各家交流观点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同志亲自主持和参加讨论会，国家体改委其他领导同志如安志文等也一直参加讨论会，听取各家方案介绍，交流看法。由于大家都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所以大的改革认识是一致的，有共同语言。分歧主要是在改革的策略和推进速度等不同估计上，所以争论多的是大同下的小异。争论是热烈的，但气氛是友好的。

1988年6月1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接见各课题组成员，并听取了八家课题组的汇报，每组汇报5分钟，讲主要观点，中国社科院课题组是由我代表发言的。然后李鹏总理还同大家一起讨论中期改革规划问题。这充分说明，党中央、国务院对制订中期改革规划纲要是十分重视的。

国家体改委委托八家课题组制订中国中期改革规划纲要，实际上是组织和动员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积极研究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和理论，因而有力地推动了广大经济理论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为深化改革开放提供智力支持，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制订中期改革规划纲要的实践还表明，有一个利益超脱部门组织各方面专家学者制订改革规划纲要，有利于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能有效的防止部门、地区利益或某种利益群体对改革实践的干扰，从而有利于使改革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改革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经过三十年努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已取得实质性进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正在逐步完善之中。在完善新体制过程中，还有一些攻坚任务，这些攻坚任务，都要触及某些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因而难度较大，阻力不小。这就需要党和政府的强力推动，需要排除既得利益群体的干扰，不断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在这些方面，借鉴二十年前组织多家单位制订改革规划纲要的经验，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