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中英谈判还没有正式开始，他就被派往香港，为香港问题的解决做前期准备工作，由于特殊的身份，他被香港方面称作神秘人物；作为团员之一，他参与了中英谈判整个22个回合的交锋，公开身份是外交部西欧司顾问，真实身份却扑朔迷离；他曾经为香港争来250亿港币的财政储备，也曾怒斥末任港督彭定康是"千古罪人"。他，就是曾经担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的鲁平。

廖承志提出"一国两制"的最初建议

1982年，一个5人小组来到香港，一住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他们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在香港进行调研，为中国解决香港问题做前期的准备工作。但是，对于组长鲁平的身份，却让人颇费猜测。

鲁平：因为港澳办是保密的，所以我的身份很神秘，大家只知道我是北京来的。

港澳办成立于1978年5月，它的全称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对于这个部门的设置，中共中央颇费了一番心思。

鲁平：港澳是我们的领土，主权属于我们，从本质上说，港澳问题不完全是外事问题。它也不是侨务，港澳跟侨务不一样。但是港澳问题还得要有一个部门负责，所以专门成立这个港澳办，开始的时候就5个人，租了华侨大厦两间房间作为办公室。那时候港澳办对外是不公开的，保密的，不挂牌的。

我是1978年5月份港澳办创办的时候，就参加港澳办的工作。廖公是我的领导，那时候他是国务院侨办的主任，兼任港澳办的主任。

被鲁平尊称为"廖公"的人就是中共赫赫有名的廖承志。被派往香港搞调研工作的5人小组，也是受廖承志的直接领导。这个小组人数不多，但是集中了港澳办和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精兵强将，在香港数月，成绩斐然。

鲁平：我们找了各方面的人来谈，包括中资机构和香港各阶层人士，调研了好多问题，比如香港的经济结构、法律、政府机构、外事权问题、国籍问题、出入境手续问题、宗教问题、福利问题等等。

鲁平回忆说，在调研期间，5人小组一共写了20多篇报告。这些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让中共中央决策层对于香港的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

鲁平：从当时的香港民意来说，你要说绝大多数香港人都是积极地拥护香港回归，这是假话，毕竟我们国家那段时期折腾得太厉害了，很多人都是历届运动跑出去的，心有余悸。我们从来没有向中央说香港人怎么拥护，只是老老实实地反映香港的民意。

5人小组在廖承志的领导下，经过一年的调研，综合了各方面的意见，在1983年3月底，向中共中央递交了一份提纲挈领的报告，这份报告的内容，就是后来被称为"十二条"的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不过，鲁平回忆说，在这份文件中，并没有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直到一年之后，也就是1984年2月，邓小平才在公开场合明确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概念。

鲁平：他说台湾问题的解决方式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香港也是一样。在一国两制的提出过程中，廖公起了很大的作用。一国两制最初是廖公提出来的大胆设想，小平作为最高决策者拍板。那时候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我就跟我们的同事讲，说如果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些人首当其冲，都是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香港还要搞什么资本主义，我说我们不怕，我们有小平同志支持，我们有廖公在。

然而就在中英谈判即将开幕的前一个月，廖承志突然去世。鲁平说，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事情，如果廖公健在，很多事情的解决应该会更顺利。

中英谈判在1983年7月正式开始，鲁平的名字也在谈判团的名单中。不过整个22轮的谈判，鲁平的真实身份始终没有公开，他是以外交部西欧司顾问的名义参加的。

随着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签署，鲁平结束了作为谈判代表的历史使命。由于港澳办的特殊性，鲁平旋即接受新的工作，加入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同时还兼任起草委员会的副秘书长。

英方曾要求香港实行“代议政制”

1984年12月，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署，香港进入过渡期。虽然距离1997年回归还有十几年的时间，但是香港基本法的制定已经提上日程。1985年4月，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对于这样一部香港回归之后奉行的根本大法，究竟采取什么样的立法原则，遵循怎样的制定程序，它的通过又经历了哪些波折呢？

鲁平回忆说，基本法在内容的制定上相当宽泛，因为邓小平在谈到基本法的立法原则时讲了一句话：既然是基本法，就要宜粗不宜细。当然，这种宽泛是就内容而言，从制定程序上来看却是异常严格。

中英签署联合声明

鲁平：《基本法》不是160条一起通过的，我们是一条一条地审议，每一条都需要三分之二多数的委员表决通过。因为内地委员有36人，香港委员有23人，所以即便是内地所有委员都同意，只要香港委员反对，条款也是无法通过的，这样设计的目的就是使香港人放心。首先通过了一个讨论稿，然后拿讨论稿去征求意见，形成征求意见稿，再拿征求意见稿去征求意见并修改，形成一个初稿，再征求意见，再修改。

从1985年开始，在4年的时间里，《香港基本法》数易其稿，已经相对成熟。然而，就在基本法即将通过时，整个局面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鲁平：到了89年，一些香港委员受到英方的政治压力，改变了态度，所以后来我们就单独做工作，最后还是说服并通过了。

尽管赞同的人数超过了三分之二，但是在检票时，鲁平他们还是发现了两张特殊票。

鲁平：在不记名投票中，有两个人对所有160条全部投反对票。《基本法》第一条就是"香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连这条都反对了。到最后总算三分之二通过了，真是不容易。后来到人大没有什么问题了，绝大多数通过了，有个别弃权反对。人大开票的时候，我哭了，很激动，四年八个月我们费了多少的心血，那真叫一字值千金啊，我们花了多少钱、多少心血、多大的工夫，好不容易最后通过了。

回忆起基本法制定和通过的全过程，鲁平说，最难的争议最大的就是政治体制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方面一直在推波助澜，甚至直接提出了"代议政制"。

鲁平：他的意思是到了97年，要有很大一部分议员通过自选产生，他的想法就是还政于民。照理应该你还政于中国，然后由中央再授权给香港特别行政区，他还想私下授受，造成既成事实，用这个方式企图限制中央行使权力，所以他的目的就是97以后最大限度地延续英国在香港的影响。

"代议政制"涉及香港政治体制改革，对于这样的大事，英国人并没有与中国方面协商，这在中国人看来是根本不能接受，以至动用了外交途径与英方交涉。

鲁平：中央发表声明说如果你97年以前自己搞的一套跟《基本法》的规定不衔接的话，对不起，到了97年我们就得把你做的全推翻。当然我们也做了很多妥协，尽量使它能平稳过渡，我们希望英方也是从这个角度考虑。的确，你如果不按照《基本法》规定行事，到了97年只能够推翻重来。

政治体制的衔接直接影响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的平稳，为此，中英两国的外长在1990年年初陆续交换了七封外交信件，在这个问题上基本达成了一致，双方认可的方案被形象地称为"直通车"。为了能够平稳过渡，中国方面煞费苦心，还曾经提出过一个产生行政首脑的办法。

鲁平：就是97年以前，最好能够有一个由双方都能接受的中国人担任副总督，97年以后，就让这个副总督自然变成行政长官，后来不幸被彭定康推翻了，这让我很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