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们想都不敢想会过上现在这样的好日子，包括当时按手印的包干契约会成为国家文物，哪敢想啊！那时就是为了吃饭，能吃饱饭，也能对国家做贡献，这是我们农民的心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小岗能带头点燃中国农村改革这把火。我一直在想，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最后党的认可，没有当时这么多领导默默的支持，我把命丢了也做不成这些事啊！我在没有政策的情况下这样做，没叫我坐牢也没杀我头，对党、对这些领导，我能不爱他们吗？真是比亲情还亲呀！我唯一想的就是不能辜负各级领导的期望和关怀，只有把小岗的生产红红火火地搞上去，才是我能给他们最好的报答。

  1978年我们搞了“大包干”，说实话，主要是为了吃饱饭，那时候的小岗队穷啊。当时在场按手印的有18户，还有2户人家，一个单身汉叫关友德，还有一个老头子严国昌，各算1户，这两人要饭没回来，所以当时在场的只有18户当家人。

搞“大包干”不是临时说干就干的，而是大家在一起酝酿了好长时间。当时生产队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差，我们干一天活得几毛钱，全年吃200多斤粮食，搞得少吃无穿。小岗村没有一块砖，没有一片瓦，大家住的都是泥墙草房。200多斤粮食哪够吃一年的？老百姓就到处要饭，没办法啊。我从1973年开始当生产队长，也干了好多年，但是干不好。为什么干不好呢？刚解放那会儿，农民分了土地，那个阶段过得好。之后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再到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吃“大锅饭”，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过去吹牛皮，说每亩地我能收到10000斤，“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你说收10000斤，就能收到10000斤吗？收不到的。这简直是说空话，不是实事求是。

  1960年以后每家有二分小园地。在当时的政策下，越穷越光荣：喂猪不超过1头，鸡鸭不超过3只，再多了就是资本主义，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了。我们队的关友德是个单身汉，他也不干那小园地，一天到晚在外面讨饭，到处流浪，说：“一条汉子好混啊，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当时我们宣传队还给关友德作了一首诗：“关友德思想好，小园地净长草，南瓜长得拳头大，辣椒长的丈把高。”他是无产阶级，要向他学习嘛。可是如果向他学习我们早就饿死了。我们老婆孩子一大家人，不干怎么办呢？孩子多，生活困难，哪有钱呢？到了年关，我老婆买了两斤肉回家。我问孩子：“今年我们家年夜怎么过？可以买鱼买肉吗？”那时候能买点肉、买点鱼吃就算不错了。孩子说：“我妈买了两斤肉，你没在家没舍得吃。”过去我们房子上面有钩子，钩子上习惯挂个篮子，晚上猫跳上去把篮子弄掉了，肉掉下来，被狗吃了。一年了，小孩没吃上一块肉，我心里确实不是滋味。孩子不就盼过年嘛，能吃点鱼吃点肉，平常没有那个条件，结果过年买了两斤肉，小孩没捞着吃，给猫狗吃掉了。我那时候心里真是特别难过。

  所以在1978年以前，由于各种原因，小岗村非常贫困。吃没得吃，穿没得穿，住没得住，大家都在外面要饭，心里不是滋味呀。说实话我也要过饭，我不好意思走到人家面前去，那真是眼泪往肚里滚。过得这么悲惨，往大说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往小了说也对不起老婆孩子。

  我们这个村没有一户不要饭的。所以在生活的逼迫下，大家走到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谈谈我们怎么靠自己救自己。不能老是靠国家。我们本身就是农民，我们是种粮食的，为什么收不到粮食？后来大家一致认为，只有把地分开，各家各户干才行。不要说现在还有牛有犁有耙，就是凭锄头刨，使锹扒，我们也会有饭吃。大家在一起酝酿了好长时间，一直到1978年11月，除了前面说的两户在外面要饭没回来，其他都回来了，都说我们像这样一盘散沙似的不行，必须聚在一起正式讨论怎么干，怎么才能把地分开。我们小岗队有800多亩土地，怎么分给各家各户共115个人呢？

  我记得那一天，天比较黑，伸手不见五指。当时我们都聚到严立华家。为什么决定在严立华家开会呢？因为他家在我们庄前面，比较偏僻，我们搞“分田到户”是秘密的、偷着干的，不准任何人说出去。

  说实话，开会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比较沉重的，也知道这样干肯定犯法，是国家政策所不允许的。但大家一致认为，为了活命，为了自己能救自己，这不丢人，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老婆孩子，这条路走下去，就是杀头我们也心甘情愿。所以我们在分地的时候定下了契约：如果我们能干成，首先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自己的。如果说干不成，干部坐牢我们送牢饭，干部杀头我们把他的小孩养活到18岁。为什么要按手印呢？就是为了约束自己，万一犯法了谁都不要推脱责任，你的手印按在这里，按照我们的话说，“既然逞英雄，就不要装孬种”，有责任大家共同承担。

  我们是冬天分的地，为了不让旁人知道，这事得秘密进行。全队的地亩册在家里画成框，一劈两半，东一组西一组，然后东组划成四个组，西组划成四个组，一直划到爷们组、兄弟组，这样小块田就好分了，没有什么矛盾。如果大家都在一起分，矛盾就大了，不好分地。为了公平，我们在分地的时候采用的是抓阄的办法，抓到哪儿是哪儿，有不满意的就私下协商沟通再换。那时候分地不管孬田好田，多个三亩五亩的，这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了，大家不斤斤计较，也不考虑这事能干长远，只考虑收一斤是一斤，能给我收一斤，我吃饱饭能干一年，我就心甘情愿了，以后怎么搞，那是国家政策问题。

  渐渐地，有人到公社报告小岗单干了。公社就来调查，我们不承认，都说我们搞小产包工呢。但世上没有不漏风的墙，有些人无意中说出去了，所以最后我们还是承认了。于是公社就把我们的牛草、种子、贷款等，凡是国家给的全部扣掉，不给小岗了。

  没有种子，我们去借种子；没有牛草，我们去借牛草；没有吃的，我们去要饭，吃了再干活。这样梨园公社的张明楼书记就顶不住了，他要向县里汇报。县委书记陈庭元听说后就到小岗来实地考察。一开始我们都不承认，后来我们看到了县委书记的态度，他看到我们当时穷得呀，吃没得吃，住没得住，穿没得穿，有的家里都搞得不像样了，人穷水都值钱，很同情我们。我们认为他也是自家人，也就跟他承认了。

  陈书记回去开会讨论“分田单干”，但是在会议上没通过。所以后来陈庭元又向地委书记王郁昭汇报了，等王郁昭来的时候啊，就接近秋天了。他一看我们庄稼长得那么好，特别高兴，因为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但是他回去开常委会，这事也没通过。

  虽然都没通过，但其实县里市里没强制叫我们并起来，就等于是默认了。1979年我们来了个大丰收，家家都收了很多粮食，这一年够以前十年的。真没想到能收这么多粮食！那一年老天爷相助，种什么收什么，我们天时地利人和都全了。所以第一年我们就超额完成了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还了一部分贷款，集体留了一部分粮食，剩下的都是我们自己的。过去舍不得卖粮啊，被饿怕了，就都把粮食储存在家里。

  到了1980年春天，因为王郁昭跟万里汇报了小岗的情况，万里就亲自到小岗来了，说要看看是不是有那么多粮食。

  我们之前都不知道他要来，他到了小岗就挨家挨户地看。过去搞“浮夸风”，有生产队粮食搞假，底下搁上草，上面搁一层粮食，领导来检查了，就说你看我们粮食丰收了，实际上下面都是草。所以万里到这儿考察得非常仔细，挨家挨户地看，挨个进去摸，看看究竟是不是粮食。最后万里看到确实收了那么多粮食，心里特别高兴。后来万里可能向邓小平汇报了情况，邓小平把这事拿到中央常委会去讨论，通过以后就向全国进行推广。

  所以总而言之，还是党的好政策的功劳，没有党的好政策我们也干不成，我们能过上今天的生活，还是党的好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我们很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