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包产到户”的前奏和铺垫

  1977年，我们安徽省出台了一个放宽农业的政策，全称是《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省委六条”。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考察了农村的实际情况，认为安徽农业问题太大、农民生活太苦，于是经过5个多月的调查，反反复复上上下下地研究，最后制定出了“省委六条”。“省委六条”出来后，全国反响很大。

因为当时还在搞“两个凡是”，在农村则搞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各地都设立了普及大寨县办公室，而且还要搞“穷过渡”，规定的任务大概是10%，即10%的生产队，要向大队核算过渡。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是不可能实现的。万里来了以后，安徽学大寨虽然也贯彻执行，但不是太积极，是很消极的，反倒是制定了“省委六条”放宽政策后，在全国影响很大。根据“省委六条”的精神，我写了一份“包产到组”的内部材料，被新华社的《国内动态清样》刊用了。事情是这样的：1978年八九月间，有一天我看到六安县普及大寨县办公室的一份简报，这份简报点名批判一些区社的某些大队搞“三级半核算”，指责这种做法是“倒退”，是资本主义倾向，要坚决纠正。我从简报上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调查了几个所谓搞“三级半核算”的大队。我记得，当时大队所在的公社，根本不敢派干部陪我调查，有的派会计，有的派兽医给我带路。原因是县里已经批判了，怕惹火烧身。原来，“三级半核算”就是分组作业，联系产量计酬，简称“包产到组”。当时，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被写进了宪法a。于是搞“包产到组”被批判为“三级半核算”。我在调查中发现，凡是搞了“包产到组”的地方，都调动了社员的劳动积极性，都比“包产到组”以前的生产队有较大幅度的增产。于是我选择了中店公社红旗大队，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为“包产到组”正名。

当时，“包产到组”在国内尚属禁区。安徽省委制定的农业“省委六条”，放宽了农业政策，但只允许分组作业，不允许联产计酬。根据当时的情况，这个调查只能作为“内参”发稿。红旗大队“包产到组”的调查报告写好后，我送给六安县委审查，县委书记坚决反对，我又找了分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和县革委会副主任，还有一个县办公室主任，他们看了都说这个办法好，鼓励我发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才把这个内参发到省报。稿件首先在安徽日报社的《内部参考》刊登，后来，被新华社安徽分社知道了，他们便向总社转发。总社在《国内动态清样》以“绝密”件做了转载，供中央领导同志参阅，时间是1978年11月20日。这年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放宽了农业政策，允许联产计酬到组，实际上就是“包产到组”，为农村改革艰难地开了一个小口子。看了中央的这个决定，我很高兴，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它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宽农村政策，允许联产计酬到组起了多大的作用，我不知道，但我相信，“历史的进步是由一种合力推动的”，我可能是这种合力的一部分吧。

  那段时间，我根据“省委六条”精神写了多篇报道。我认为，这些报道，特别是“包产到组”的内参，是我宣传“包产到户”的前奏和铺垫，我宣传“包产到户”，在新闻界为农村改革开第一腔，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以“借地种麦”为名搞“包产到户”

  肥西县的“包产到户”是怎样搞起来的？这件事情我也是后来在调查中才了解的，它应该与这一年的大旱之年“借地种麦”有关，当时有“借地度荒，种保命麦”的说法。1978年，安徽省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江淮地区很多地方，从春到秋没有下过一场透雨，特别是在江淮丘陵地区，几乎所有的山塘、水库都干枯了。鸟雀在天空飞着飞着就掉下来了，因为它没有水喝。塘里的龟、鳖、鱼也全部死掉了。9月，安徽进入了秋种季节，由于大旱，地硬得犁不动，种麦子要到很远的地方挑水种，眼看着因为大旱麦子种不下去，省领导就急了。

  9月8日，省委召开常委紧急会议，研究秋种问题。省委第一书记万里说：“现在麦子种不下，明年春荒怎么得了？即使国家调粮食给他们吃，他们也没有钱买啊。”所以万里就提出来了，与其集体种不下去，让地荒着，不如借给农民去种。9月8日讨论的结果，是省委常委紧急会议做了一个决议，叫“借地种麦”：一是“把集体无法耕种的土地”借给农民种麦，每人三分地，超过计划扩种部分，不计征购，由生产队自己分配。二是鼓励农民利用“四旁”（村旁、宅旁、路旁、水旁）和开荒地多种粮食，谁种谁有。而且提法上是讲把集体不便于耕种的地借给社员去种。“借”是大智慧，“包”是当时的大忌，而“借”既不违背中央文件精神，又从安徽省的实际情况出发，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借地度荒”催生了“包产到户”，这是后话。

  在那个时候下文件是很慎重的，因为争议很大。有人问，集体为什么种不下去呢？他们怕引发单干风啊。为了减少阻力，万里亲自召开了江淮之间旱情最严重的县委书记会议，让他们知道省委为什么要这么做，要求贯彻省委“借地种麦”的决议。于是，“借地种麦度荒”的政策，就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传遍江淮大地。

这个文件我没有看到，据说推迟到10月初才发下去的，但省委“借地种麦”的消息不翼而飞，传得很快。近水楼台先得月，肥西县离省城最近，他们好多人就在省委机关工作。9月15日，肥西县当时的县委书记常振英在山南区检查工作中，就向区委书记汤茂林传达了省委这个“借地”的决定。汤茂林一听就很兴奋，说：“那不如把地分给农民，农民干劲更大。”常振英一听，马上就制止，说不能分，叫“借地”，借与分是有严格界线的，性质不同。实际上省委讲“借地”，也是很有分寸的，因为这是个很敏感的事情，“借地种麦”是在特殊年景下的特殊措施，应该说是符合安徽省实际情况的，没有违背中央精神。中央当时实施学大寨，是不允许搞“包产到户”的。省委在这个问题上是既有勇气也有智慧的，只讲借，不讲分。汤茂林问，借多少呢？常振英说借三分地。汤茂林讲太少啦，常振英说具体怎么借，你们决定嘛。有了县委书记的这句话，汤茂林胆子就大了，当晚他带了秘书权巡友到他们蹲点的柿树公社黄花大队去，开了一个有23个党员和生产队长参会的会议，研究“借地种麦”问题。后来肥西县志称这个会议为“黄花会议”，就是说，肥西县的“包产到户”，最早就是从黄花大队“借地种麦”开始的。

  会议研究到底借多少，怎么借。还是农民有胆量，说要借都借。怎么借呢，就是一个人一亩麦子，半亩油菜。名字叫什么呢？不叫“包产到户”，叫“四定一奖”：定任务，每人1亩麦，半亩油菜；定工本费，1亩5元；定工分，1亩200分；定上缴，1亩麦200斤，油菜100斤；超产全奖，减产全赔。这个决定在当时是胆大包天的，汤茂林觉得心里不踏实，因为这毕竟是个人决定。第二天一早他回区里去，召开区委会议，区委会上大家一致同意这样做，因此就形成了区委的集体决议。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样的大旱情况下，集体种麦任务是完不成的。

下午，区委7名委员全部到黄花大队宣布“四定一奖”政策。

  17日，黄花大队开始借地。除100亩不宜秋种的地外，全部借地到户。

  9月20日，汤茂林在黄花大队召开现场会，只通知附近3个公社即柿树公社、防虎公社和山南公社的党委书记和黄花大队附近9个大队党支部书记来开会，汤茂林是想在小范围内推广黄花大队的做法。结果呢，全区所有的公社书记和大队干部都去了，那个消息真灵通啊，一传十，十传百，大家很快都知道了。这个会议以后，山南区全区都搞了“借地种麦”。名义上是“借地种麦”，实际上很多大队、生产队，就以“借地种麦”为名，搞起了“包产到户”，这就是山南区走出的“第一步”。有人称汤茂林为“汤大胆”，毕竟这个“包产到户”没有中央文件支持，汤茂林他们心里是忐忑不安的。

  山南区基本上搞起来了，很快就有了人民来信。9月20日开的会，9月下旬就有人民来信，他们写到省委、地委。很快，省委书记万里就看到了。人民来信辗转到省农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周曰礼的手中，这时已经快到11月了。省农委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内心是支持“包产到户”的，就慢慢拖，拖到12月才去调查，一调查，发现山南区的秋种任务完成得既快又好。11月初，全区种麦10万余亩，油菜4.7万亩，超额9万亩完成县里下达的秋种任务。他们回来一汇报说山南区的做法成效很大，万里也就没有追究了。

  但这件事情在万里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1979年2月1日，省委派出两个调查组到农村，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周曰礼带队到肥西县山南公社去宣讲中央的文件。在宣讲过程中，农民就跟他要求搞“包产到户”。农民说，1962年“责任田”是救命田，我们要想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你讲的那套东西，都不起作用，最好的办法就是“包产到户”。周曰礼经历过1962年“责任田”这件事，他对农民的心愿非常了解。2月4日晚，周曰礼赶回合肥去向万里汇报，把山南公社农民的意愿向万里报告了。2月6日，万里就召开省委常委紧急会议，听周曰礼的汇报，研究山南公社农民的要求。而且实际上山南区以“借地种麦”为由头，很多地方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从秋种的效果来看，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常委都同意在山南公社搞“包产到户”的试点。在争论中，当时的省委书记王光宇起了很大的作用。过去搞“责任田”的时候，王光宇就是安徽省委书记，他说“责任田”效果的确很大。讨论了一天，也争论了一天，最后万里下决心在山南搞“包产到户”的试点，但有个“三不”的规定，叫“不制止，不宣传，不登报”。

  2月8日，周曰礼赶回山南公社传达省委决定。2月16日，万里召集江淮地区的六安、巢湖、滁县三地地委书记吹风会，说：“肥西县有的公社搞了‘包产到户’，错了我检讨。”仅20天，山南全区全面实行“包产到户”。又过了10天，全县40%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

  在这种情况下万里还是有些紧张的，他要向中央汇报了。年前，省委就有人建议：在山南公社搞试点，要经过中央批准，因为这是很敏感的事情，在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情况下，下级要服从上级啊。在这之前呢，万里曾经讲过，让山南搞试点，如果滑到资本主义的道路去，我们可以把它拉回来，如果减产了，我一个省还不能支持一个公社吗？后来周曰礼又汇报全山南区都搞了“包产到户”，万里还是这个话：让它搞，一个区也没什么了不起，如果发展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我们能把它拉回来，如果它减产了我们全省可以支援它。如果发展到一个县他也还是这样讲。但是他心里毕竟还是有些紧张的。本来是“三不”的，即“不制止，不宣传，不登报”，但现在这消息不翼而飞，你不宣传，他们相互间宣传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万里考虑要向中央汇报了。

怎样汇报呢？安徽省委于1979年3月4日向中央发了电报。电报在谈了安徽省出现的各种生产责任制形式之后说：“关于责任制的问题，我们认为，只要不改变集体所有制性质，不改变核算单位，可以允许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少数边远落后、生产长期上不去的地方，已经自发搞了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我们也宣布暂时维持不变，以免造成不应有的波动，由于为数不多，允许做试验，看一年，以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

  这是一种领导智慧，既体现了组织原则，又体现了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以后山南区和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就一发不可收拾啦，并迅速扩展到其他的邻县。1979年这一年，万里两次到肥西县山南区去调查研究，倾听基层干部和农民的意见，并提出问题和他们讨论。这种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是非常可贵的。

  因此我说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在我们安徽省是一个突破。1979年和1980年，中央和国家机关单位20多位负责同志，23个省市负责农业的领导同志，全国11所名牌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的经济学家、教授，都到肥西县山南区考察、研究，包括大寨所在的山西省都派人来考察、研究，其影响之大，震动了全国。

对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

  之前，我对肥西县“包产到户”是怎么搞起来的并不知道，因为它有一个“三不”的规定，即“不制止，不宣传，不登报”。后来是怎么知道的呢？

  那是1979年7月中旬的一天，我看到六安地区农业局有一个简报，说肥西县山南区在搞“包产到户”，引起了好多矛盾，并列举了“包产到户”的十大危害，说不符合社会主义方向，也违背中央文件精神。我看过以后，就问了个为什么：中央不准，又有那么多坏处，农民为什么要搞呢？我就想调查个水落石出。

  1979年7月20日我来到山南区，发现当时的肥西县委书记正坐镇山南举办党员干部学习班，搞思想转弯子，纠正“包产到户”。在区委办公室里，我看到中共肥西县委7月16日正式下发的46号文件，文件强调，“不许划小核算单位，不许包产到户” ，“要把包产到户的（地方）重新组织起来，把各种形式责任制中出现的偏向纠正过来”。

这天下午，山南区近千名党员和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在区委会礼堂听纠正“包产到户”的动员报告，我旁听了会议。动员报告讲得很严厉，说如果你坚持搞“包产到户”，是党员的，要考虑你的党籍，是干部的，要考虑你以后能不能当干部。会议气氛很沉闷，散会时，我发现多数人情绪很差，有的气呼呼的，甚至用肥西话骂：“增产还犯法？”这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难忘。

  调查中我听了区委书记汤茂林的情况介绍，他给我讲了八个字，即“又想，又怕，决心，担心”。他说：“‘又想’，是因为包产到户确实能增产。报产量可能有虚数，但午季粮食交售入库是真家伙。”他告诉我：正常年景，全区午季麦子交售量为110万斤左右，去年最高为170万斤。今年到目前为止，已入库1149万斤，是正常年景的10倍，是最高年景的六七倍。听着听着，我就在想：就一个“借地种麦”，一个“包产到户”，粮食就增产这么多，区粮站仓库满了，已经没有办法收购，农民排队交粮食，干部要去维持秩序，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又怕”呢，是因为“三自一包”已被批臭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和“不许分田单干”，怕犯方向性错误，怕“运动来了吃不消”。汤茂林说：“省里只叫试验。”而所谓“决心”，是指坚决贯彻中央和县委文件，纠正“包产到户”。他说：“叫我们带头搞倒退我们不能干。”

  最后，汤茂林忧心忡忡地说：“一纠正，我担心明年粮食要大减产，向上，向下，都不好交代。”从他的担心，我发现他对“包产到户”还是很留恋的，后来的事实又表明，他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纠正“包产到户”。

  那么，肥西县委为什么要出台一个纠正“包产到户”的46号文件呢？因为压力太大了，不光本县的一部分干部坚决反对，还有外地来山南考察的人也反对。县里感到压力太大，于是县委就出台了一个46号文件，要求坚决把“包产到户”纠正过来，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去采访的，我是想以一个记者身份客观来采访的，但是很难听到真话。我在区社办公室采访时，这些干部几乎异口同声地讲“包产到户”有很多坏处，矛盾大、纠纷多。但是等我晚上钻到干部的宿舍个别谈时，同样一个人的说法又不一样了。他会和我算他家“包产到户”后的收入账：增产多少，增收多少，再也不用当“超支户”了。

  什么叫“超支户”？即某个农户一家人在生产队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一算账，他全家的劳动所得，领不回一家人的口粮，需要补交口粮款。有的人家呢，养一头大肥猪，卖给食品站，得到几十块钱来交这个口粮款。如果这户人家穷得无法补交，一些劳动力比较强的进款户，分配就不能兑现，从而又挫伤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超支户”越多，说明这个生产队越穷。“超支户”成为当时农村的一个老大难问题。

  我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对于“包产到户”的要求是很迫切的，也一直是提心吊胆的。上面一来人，很多农民就趴在窗口听消息，生怕说不许干。有时候农民与农民之间发生纠纷，第三者就去劝说：有话好商量，不要吵架，一吵架，让政府知道了就不让这样干了……县委46号文件给农民泼了一瓢冷水。他们想不通，就问：“国家多得粮，社员多吃粮，为什么不让干？”有的议论说不卖粮了，防止以后减产没得吃；有的则表示用罢耕罢种的办法来反抗。

  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我住到馆北大队唐大郢生产队调查。我一户一户地访谈，或者召开座谈会，这一调查发现与先前在区社调查的情况大不相同，我发现农民对“包产到户”真是千盼万盼啊。听说省报有一个记者来调查“包产到户”，外大队的农民也纷纷来向我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要我为他们说话。有一个农民叫解广毕，是何冲大队小山头生产队的。他一笔一笔地给我算了增产增收账。他告诉我，听到县委书记说不让干，他像丢了魂似的，想不通。他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但是他一天没出工，三个中午没休息，给华国锋主席和万里书记写信，反映“包产到户”的好处。社员们知道后，都要求在上面盖章按手印。他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犯法坐牢我去，我不连累你们！”他对我说：“继续干，不仅今年大增产，明年还要大增产。要是‘归大堆’，明年肯定是乌龟过田埂——大跌跤子。”

  7月25日，馆北大队大队长赵其安的话给我更强烈的震撼。赵其安说：“我们大队年年吃回销粮，我们当干部的脸上无光。中央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条在农村还兴不兴？”赵其安毕竟是大队干部，说话很有分量。

我第一次在山南区调查了10天，先进生产队、落后生产队都去了，反对、赞成的两种意见也听了。听说有一个农机站站长叫董光凡，反对得很激烈，我专门找到他，听他一口气讲了12条罪状，我一一记下来了。这12条罪状分别是:人干生分了a、人心干散掉了、班子干瘫掉了、耕牛干累死掉了、农具干毁掉了、机械干锈掉了、公房干倒掉了、大田干小掉了、科学种田干停掉了、公活干歇掉了、教育质量干低掉了、贫富悬殊干大了。

  应该说，上述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的还比较严重，但不是普遍现象，我在调查中做了具体分析。比如累死牛的问题，山南公社上报累死8头，但公社书记只能说出2头。据区兽医站反映，现在社员对耕牛在乎多了，饲料管理普遍比“大呼隆”时期要好，发病率也比去年低。再如反映最多的争水、争牛、争农具的问题。我分析：争，有积极的一面，争的目的是为了增产，争的结果是能够增产。以往“大呼隆”时期也有矛盾纠纷，如为评工争吵，为验收农活质量争吵，为分配不兑现争吵，等等。问题是，人们对过去的争吵习惯了，而对新形势下的争吵就大惊小怪。据一些大队、生产队干部反映，现在干部好当了，矛盾纠纷比以往少了。由此可见，上述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是支流。过去农村每天晚上评工记分，一评就吵架。农民干活你怎么给人家定工分？这是很难的，所以只能搞男10分，女8分，小孩3分、4分、5分，最省事就是这么个搞法。因此，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叫干活“大呼隆”，一起磨洋工，磨了二十多年，捆在一起受穷。因此，就连反对最凶的同志也承认：这个办法能增产，对两头都有好处，一是多数社员可以很快富起来，二是国家可以多得粮食。

为农村改革“开腔”

  10天的调查使我被“包产到户”的威力所折服，也为农民的思想、情绪所感染，回到六安后我久久不能平静。写不写呢？说没有思想顾虑那是假的。我有家，也有妻女！但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写了一篇5000多字的内部材料，叫《关于肥西县山南区包产到户的调查》。在调查的开头我写道：“半年的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深受绝大多数农民的欢迎，是现阶段高速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好办法。”在调查的结尾，针对肥西县委46号文件，我又说：“对于这样一个既能增产，又受农民欢迎的办法，为什么不去完善它，而要急于判处‘死刑’呢？让山南区人民再实践它两年，天就塌下来了吗？”

  我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观点是非常鲜明的，但在那个乍暖还寒的“季节”，我的这篇调查报告，不用说公开报道了，连《安徽日报》的“内参”也登不出来。当时报社记者部的同志认为这篇调查材料写得好，很有说服力，很快编发打出“内部参考”清样送审。分管老总对我很严厉，他说：“我们内参也不能鼓吹分田单干呀。”一句话就把我顶回去了，我很无奈。记者部有一个叫黎建图的同志，在我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挺身而出，愤愤不平地说：“我们为农民说话怎么就这么难，我就不信《人民日报》领导胆子也这么小。”黎建图就冒险将这篇调查材料寄给人民日报社的朋友卢祖品。在《人民日报》登这样的内参，也是很不容易的。一般情况下只要一个分管的总编辑签字就行了，但这篇调查报告是三个总编辑签字的，其中总编辑胡绩伟还在生病住院，另外两个副总编分别叫李庄和秦川。我的这份调查报告很快刊登在《人民日报》1979年9月6日第1493期《情况汇编》（机密件）上，并呈送中央领导同志参阅。这使我很感动，因为在当时决定刊登这样的内部材料也是需要胆识的。

  在9月、10月间，安徽省农委政策研究室的同志又把我的这篇调查报告推荐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写作组，并于同年11月8日在社科院内部刊物《未定稿》增刊上刊用。至此，山南区“包产到户”的真实情况终于通过两个不同的渠道反映到中央领导同志面前。

  此后，我又对肥西县进行了连续4次的调查，写了一系列的调查报告，这也就是我后来被称为“新闻界为农村改革开第一腔”的原因。我要说的一点是，当时我撰写这一系列调查报告，是冒着风险的。

  为什么说是冒险？“文化大革命”中批判的“三自一包”，人人皆知。其中的“三自”就是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一包”，就是“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命途多舛。它自1956年9月在浙江省永嘉县诞生后，就一直处于被围剿状态。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算起，到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肯定“包产到户”是一种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为止，围绕“包产到户”，全国争论了4个年头。如从1956年算起，则是26年。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深知调查“包产到户”的风险，即使是写“内参”也有风险。

  那么，明知有风险和阻力，我为什么自愿地、真诚地做这件事呢？我记得巴金曾说过这样的话：“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我和巴金不可比，但在这一点上的认识是一致的，我是带着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感情来做这件事的，我亲眼看到、经历了合作化、人民公社给农民带来的苦难，知道人民公社的劳动生产率极端低下，并亲历了“包”字的威力。这些经历和积累，在我身上形成了一种动力，一有机遇，就会促使我下决心去调查，这绝不是个人一时的心血来潮。对肥西县“包产到户”进行的长期连续的调查，是我记者生涯中最值得回忆的一段时光。恩格斯讲过，历史的进步是由一种合力推动的，我仅仅是这个合力中很小的组成部分。农村第一步改革，是安徽人民的伟大创举，我仅仅是一个记录者而已。感谢这个伟大的改革时代。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一举瓦解了束缚农民手脚的“一大二公”a的人民公社体制。其伟大之处在于，不仅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还使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农民，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获得了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自主权；获得了对劳动者自身及其劳动创造出的成果的基本支配权；获得了选择职业、改变生存空间的权利。正是有了农民第二次解放后所获得的这种“自由”，才有了中国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生产力的大解放。现在，全国已经有2.7亿农民工活跃在各条战线上，为中国的改革和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个无与伦比的生产力的解放，无疑是“包产到户”的改革所释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