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座谈过程当中，实际我是大量有第一手的调研资料，我自己骑自行车到北京的这个叫是温州村，就是城南这个大红门一带。那个温州村，实地考察了当时社会治安管理非常混乱，由温州人自己主导社会，已经变成了政府组织以外的一个社会力量。他们自己搞治安，污水乱排放，垃圾乱扔，这个脏乱差的环境，但是非常活跃，我就自己骑自行车去调查，跟那些进城务工的浙江人聊天，他们讲，他说我们希望能融进来，政府不让我们融呀，我们只好租用当地农民的一些房子。自己慢慢形成一个以仁待人，这样形成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就政府你去排斥他，他就自我形成一个单独的势力，这个在社会管理上是非常可靠的，所以说跟政府层面进行座谈的时候，我就提出我说农民进城务工这是大势所趋，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只有让农民进城才可以补充城市社会服务的许多不足，补充我们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缺陷。

它是一个过程，文件发了，只能表明中央的态度，真正落到实处还需要地方政府细化这些规定，你比如说北京市它利用试点镇这样的，因为北京像顺义呀这些是试点县呀，还有一些像杨宋这样一个镇北京郊区的，这样一个镇，它凡是在镇里边的外来人口都可以登记成为北京市的户口。而他们还是做了很多逐步探索逐步发展这么一个过程。不可能发个文件就什么问题都解决，那不可能。但是这是第一份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我当时我记得很激动在汇报，农民工进城他给政府缴税，他是纳税人，他就应该享受纳税人的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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