滂沱大雨中，汽车驶进宜春市东门市场。远处，一位穿着灰色茄克衫、中等个头的中年男子，挥着手、拖着碎步，急急地向车子方向跑来。卢火根，这位当年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就这样闯进了记者的眼帘。岁月磨人，他开始谢顶。当年30多岁的改革人物，一晃过了半百，那股改革的锐气是否还在？

1983年2月1日，卢火根个人承包经营了江西省丰城县硫酸磷肥厂。照现在看，承包一个厂有什么稀奇？

可当时，的确经历了种种曲折。1983年2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题目做得就有点不可思议：“在国家经委和江西省委支持下卢火根冲破阻力承包办厂”。卢火根不过是承包一个县属企业呀，竟然惊动了国家经委和江西省委。

这也难怪，那毕竟是15年前的事。当时，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改革，刚刚在农村铺开；城市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没有动静。卢火根的改革行动不被人理解，也就不足为怪了。说起这个经历，卢火根倒是很兴奋，沉稳的表情，突然生动起来，语调抑扬顿挫，两手有节奏地挥动着。

农村搞家庭承包，国有企业能不能试着包一包？卢火根第一个站了出来

卢火根的老家在离南昌不远的高安市农村。80年代初，那里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家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原先社员出工懒洋洋，承包后各家各户的事不用人催，就安排得井井有条。这事给卢火根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文化水平不高，说不出一套一套的道理，却总觉得这里头有个“理”。他细细地摸了一个村子的情况，得出这个“理”，在于一个“利”字和一个“责”字。“利”与“责”同每个人挂起钩来，生产上的事就都顺了。

为了印证这个观点，他在家里做了一个试验。有一天，他让妻子买了一公斤鱼，像平时一样，烧好了就端上桌。可是，妻子这顿饭还没做完，桌上的鱼已被几个孩子吃得精光。第二天，他自己去买了些鱼，做好之后，大人孩子均分。吃饭前，他跟孩子交待清楚：中午只有这个菜，晚上可能也没有好菜，你们计划着吃。当时，他的4个孩子最大的12岁，小的才3岁。结果，孩子们不仅都吃饱了饭，而且都剩下了鱼，打算晚上吃。这个结局让卢火根很受启发。这说明，做一件事情，只要利益、权利明确，就能有好的结果，而且干什么都这样。他联想到自己所在的硫酸磷肥厂的情况，认为办工业企业可能也“认”这个“理”。农业领域的一项改革，就这样与国有企业挂起钩来。

丰城硫酸磷肥厂是家国有企业，有500多职工。1980年到1982年亏了80多万元，国家补了66万元。1982年是该厂生产最好的年份，生产了3．2万吨肥料，实现产值380万元，但还是亏了21万元，国家补贴了18万元。当时，卢火根任一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对厂里的情况比较清楚，认为厂里同样存在“大锅饭”问题，从厂长到职工都有必要实行利益与责任的再确定。于是，他有了一种冲动，想用包的方法，使厂里的面貌得到改变。

他站出来要求承包这个厂。

考核一个企业，要以利润为重要指标。卢火根的承包方案引起争议

卢火根的承包方案离经叛道。他提出考核一个企业，不能仅仅以产量、产值作指标，因为它们不能反映实质，而应该以利润作为考核的重要指标。但是，这一方案没人敢认同。多次碰壁之后，他连续给国家经委主任袁宝华写了9封信，最后得到批准。袁宝华的批复转到江西省委，也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的支持。

但是，领导的支持并没有减少个人承包国有企业的阻力。一个专家组成的小组来到丰城，对卢火根的方案进行论证，论

证会从下午一直争论到晚上。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两点。第一，个人承包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成了什么？不就是个人的了吗？国家利益在哪？个人不又成资本家了吗？第二，以追求利润为目标，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看，这是资本主义惯用的办法，国有企业能用吗？如果用了，国有企业会变质吗？但是，江西省几套班子态度坚决，认为还是应该鼓励大胆尝试，卢火根的方案得到认可，卢火根与有关部门签订了合同。

这一合同将责、权、利相结合。权利，是省里给的，允许他按照设想的方案管理这一国有企业，期限5年；利益，暂时不提；责任，每年实现利润70万元，上交58万元。由卢火根立下军令状，达不到指标，负法律责任。这是1982年12月底。但是，一直拖到次年2月合同才真正生效。改革，每迈出一步都不容易。

承包了硫酸磷肥厂的卢火根，按照自己的设想，将各类指标层层分解，干得好奖励，干得不好处罚，使每个员工都有了

责任与利益的压力与激励。当年，该厂就扭亏为盈，实现合同规定的各类指标。这时，议论又起：这样干下去，企业的设备不又损耗了吗？怎么折旧？这给卢火根提了个醒。他又加紧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第二年，他自筹230万元进行技术改造，将生产线由年产1．5万吨扩大到3万吨，生产普钙能力增加到10万吨。1986年，他打算再搞3万吨磷胺生产线，同时打算将6个化工企业组合起来，形成集团。

5年合同期，只干了两年7个月。一纸任命，卢火根遗憾至今

正当卢火根干得起劲的时候，一纸任命，将卢火根调离。这时，他仅承包了2年7个月，已实现利润400万元，上交税金200万元。调离的理由有三：一、这几年干得太苦，长期这样身体不行；二、将他放在县工会副主席的位置上，是对他的一种照顾；三、卢火根是一面红旗，应该见好就收，万一市场有变动，失利了，对他不利。于是，卢火根试图尝试一番的愿望，最终被搁浅。

卢火根干了几年工会副主席后，在他“继续干企业”的要求下，被安排在宜春市化肥厂当副厂长。去企业的想法实现了，但是，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几乎不能按自己的想法做。现在，他所在的化肥厂已处于半停产状态，卢火根面临下岗的危险。至今，他没能实现承包好一个厂的愿望。但是，这十几年来，国有企业的改革步伐倒是不断加快，从松绑到放权，从承包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在调动经营者积极性方面，放得更开了，现在不少地方鼓励经营者竞争上岗，甚至抵押上岗。追求利润与效益，正成为各类企业的共同目标。他当年承受的那些思想上的压力，如今已不再有。

卢火根一如既往地关注国企改革。条件允许时，他还作些社会调查，大部分时间仍然赋闲在家。也有一些企业请他去当顾问，他都乐此不疲。几年来，他看见一个个大企业的老总“出事”，又忍不住重温他当年的老想法：“责权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只给经营者权利，而对其责任没有充分体现。不能搞好了有利益，没搞好却没责任，还可以换个地方，继续当厂长。其实，“责权利”中的“责”还是很重要的。

听得出，他仍有壮志未酬之感。几年间，卢火根希望能再出来经营企业，但是没能如愿。他对记者说：“现在，我还想探索一条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的一整套办法，只要给我一个企业，不局限于江西，只要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就行，没有个人要求。”说这话时，他一脸真诚。

不知哪里能让他圆这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