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笔录】

   在1990年代有三年（1996年、1998年、1999年这三年）（粮食）产量都突破1万亿斤，但到了2003年，粮食产量只有8646亿斤，差不多回到1990年的状态，回去了十几年。2003年，眼看着粮食是供不应求，所以，中央研究决定2003年开农村工作会，一定要出一个含金量很高的文件。后来大家就看到2003年开始写的2004年的“一号文件”，那时候文件当然没定了，但这个文件“要含金量很高”。

   文件出了三大政策。第一大政策就是明确宣布要从2004年开始降低农业税税率，直至取消。我记得2004年3月份开人代会的时候，总理做的政府工作报告，全场掌声雷动、时间最长的就是这句话：“五年内取消农业税，从2004年开始将降低农业税税率。”这个是一大政策。

   第二大政策就是对粮食收购实行最低价制度。过去叫保护价收购，那时候2004年一号文件提出叫最低价，最低价含义跟保护价不一样，保护价是我出一个价格之后，你只要卖我都收，朱（镕基）总理当时定的就是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那么最低价是什么概念？最低价就是农民担心粮价下跌，自己受损失，那么政府规定一个最低价，最低价其实低于市场价；当市场价跌下来，跌到最低价，政府按最低价收，收到市价又高于最低价，政府就不用收了。所以最开始这个政策其实不用启动，但农民就踏实了，他放心了。

   第三个政策就是开始对农业生产者直接补贴，实施种粮农民直接补贴、粮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三项补贴。所以2004年“一号文件”分量很重。

   起草文件的时候，良玉同志就跟我商量，他当时有两个大的想法，当然我们得想办法去争取了。第一，能不能把明年这个文件定为一个“一号文件”，把“一号文件”序号要回来。第二，他就跟我商量，要想排名“一号文件”，这个会必须年底前开了，会议到明年开，那“一号文件”人家就占了、就发了。这中间有很多文件没有排上“一号”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元旦以后开，有的甚至春节以后开，当然就排不上“一号”了。但是排不上“一号”，当然也不见得说它不重要。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文件准备好后，中央后来同意了年底开。我记得很清楚，年底开是良玉同志他定的，他说最好挑个日子，就定了12月22号。12月22号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农业发展决定的那个日子（注：《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定在那时候开，报给中央，中央后来同意了。一直到这个时候还没说这个文件什么，后来我记得到中央常委会审议这个文件时才有说法。

   文件过程起草是很费劲的，小半年时间弄完了，第一步要开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会，二十几个部门一起研究，开过了再开国务院常务会审议修改，再过了要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到常委会去汇报。

   那时候我作为文件起草组负责人，都是我汇报，我也是2003年年底第一次汇报的。汇报完了我就讲了：“还有一个要补充一下，”我当时就讲：“文件组在起草文件调研的过程中，大家都普遍反映，如果这些政策都能出台，这是个含金量很高的文件。所以大家说能不能快马加鞭，响鼓重锤，就干脆给这个文件定为2004年‘一号文件’，可以不可以？”我说：“文件组大家的意见我反映一下。” 这个一号文件在中国农村改革发展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完了大家都纷纷表示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