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陈锦华（1929年7月～2016年7月2日），194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工作。1946年至1949年5月，在上海第一印染厂艺徒训练班学习；1949年至1952年，在华东局保卫人员训练班学习，上海市军管会轻工业处秘书，华东纺织管理局秘书；1952年至1960年，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办公室秘书、部办公厅研究室干部（其间：1953年至1955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函授专修科学习）；1960年至1971年，任纺织工业部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兼党组秘书（其间：1960年至196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修班学习，1963年至1965年，在北京电视大学中文系学习）；1971年至1976年，任轻工业部计划组负责人；1976年至1977年，任中央赴上海工作组成员；1977年至1983年，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兼市计委主任；1983年至1990年，任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党组书记；1990年至1993年，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1993年3月至1998年3月，任国家计委主任、党组书记；1998年3月至2003年3月，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陈锦华同志是我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是我国经济改革不可或缺的亲历者和见证人。

   【访谈时间】

2015年3月

【文字笔录】

首先是讲股份制的改革，因为当时91年、92年，股份制是非常热的，各方面都把股份制改革看得很重。赞成搞股份制的人，按马克思讲法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扬弃”，它可以集中社会的资金来从事一些分散力量没有办法去做的事情，可以发展经济，是对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可以起正面作用的一些改革举措。

92年的5、6月份，全国政协举行常委会，这个会上有议题就是讨论改革。他们要体改委主任去向他们报告下这个全国改革的形势，改革的任务，当前改革应该怎么推进。出了这样的题目要我去讲。我讲股份制应该试，试的当中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研究，可以改进。邓小平不是讲了嘛，不好还可以关了嘛，关还关得快一点，关得慢一点，还可以看一看嘛。

体改委究竟怎么搞法？第一步是搞试验，第二步试验以后，你再针对这试验当中的问题，你再给它引导，搞些规范性的文件来推进。第三步，才讲了我们面上怎么做这个事。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个既积极又慎重的这么一个做法。

我记得我当年组织了体改委熟悉股份制的和研究股份制的一些专家，一些干部，大概有7、8个人吧，到海南去了。在海南我们一边自己学习，一边自己研究。研究了以后，准备国家体改委举行的股份制的试点会议。我们在海南是为这个试点做准备。在深圳开会，开会的时候我们主题就是积极主张试点。我在会上还讲了，毛主席讲的，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首先要吃一个梨子呀，知道梨子酸还是甜啊。你对股份制不了解，你又想去弄，你有什么好办法呢？那只有试点，在实践当中学。所以深圳那个会我们觉得要强调试点，没有经过试点一下哄起来，反而不好。这个会开了以后，可能有一两个月，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才渐渐透出来。我们开会的时候还没有。所以我总觉得体改委还是（具有）改革的思想，还是比较超前的。

这个时候呢，邓小平南方谈话渐渐传出来，他是主张坚决试，试不好再关掉，关也快关、慢关，也不要那么着急的关。他这个态度很鲜明的。所以这样一来呢，各省（都）起来（搞），你又不能去泼冷水。那只能引导。那么怎么引导，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规范，要制定一系列文件来引导怎么搞股份制。

搞股份制以后，股份制本身一些治理结构要讲清楚，什么叫股份制？股份制还要上市，怎么上市？上市以后，一系列工作怎么跟上来，让股民能够相信你？所以国家体改委就组织了中央国家机关16个部门的专家。搞了半年，前前后后搞了30多个文件。其中综合性的文件是2个，配套办法13个，还有中介组织4个，还有H股上市1个。这就说明体改委在引导股份制上我们不落后的，工作还是比较主动的。既引导了大家搞股份制，又不至于开始把这股份制搞乱了。所以后来股份制（发展）很快的。

当时很多地方都要搞证券交易所，北京要搞，天津要搞，广州要搞，上海要搞，深圳要搞，还有西安、西北都要搞。哪国有那么多交易所啊？美国也就是个纽约证券交易所，英国也就伦敦证券交易所嘛，日本就东京交易所，怎么可能搞那么多呢？但是你要说服很难的。研究来研究去我们就最后决定，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就搞了两个，一个上海，一个深圳的。后来我们组织H股上市，我们在香港第一批我们搞了有9家企业在香港上市，都很好。9家企业在香港上市，其中包括青岛啤酒，包括上海石化，后来都很好。

这个股份制，我们经历了从不懂、从试验到开始搞，到规范，把这件事情弄起来。这一段我认为大体上做的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是在完全没有经验，完全没有这个知识的情况下弄得，弄到这个程度把他搞起来，（而且）没有出大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