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决议。于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就开始邀请中国“入关”。那时的情况是人家请我们进去，但是我们考虑后决定不参加。第一，我们研究了关贸总协定成员结构，当时联合国成员有100多个，关贸总协定这时候才四五十个成员，多半是些发达国家，就觉得它还是一个“富国俱乐部”，没有必要去凑这个热闹。第二，关贸总协定的规则基础是市场经济，对中国来讲，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我们“复关”以后，遵守它的规则也会有困难，所以我们就自主决定不参加。

到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纺织品出口占到我国总出口额的30%左右，可是，因为没有参与关贸总协定的所谓纺织品协议（即多种纤维协议），就不能合法地从全球纺织品市场当中得到我们应有的份额。当时的想法是，如果不参加关贸总协定，拿不到配额，我们在纺织品贸易方面会吃亏。所以，当时对关贸总协定的认识是，如果参加，会对我们的出口有好处。因此，我们从一个非常实际的目的出发，决定先参加多种纤维协议，然后开始决定申请“复关”。应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下，我们扭转了对关贸总协定的偏见，从原来决定不加入关贸，到最后决定争取恢复我们在关贸的合法地位。

复关谈判第一个大的阶段是1986—1992年，这是中国贸易体制发生变化的时期。一般来说，无论是“复关”还是新加入关贸总协定，一个新提出来的申请方，需要提交一份经济贸易体制说明，之后要接受对其经济贸易体制进行审查，一般来说审查时间是1~2个月，而中国接受了6年的审查。当时我们谈判代表团要向各成员详细地讲述中国的经贸体制，介绍什么是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商品经济体制，最后还要补充，是以市场调节为主、计划调节为辅的，等等。但是，无论怎么讲，也讲不清楚。关键是我们不承认搞市场经济。后来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提出来在社会主义的条件下，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在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十四大确立了中国市场经济的目标问题后，解决了我国入世谈判的第一阶段的核心问题。1992年10月，我们在日内瓦的关贸总协定大会上宣布我们中国是搞市场经济的，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记得，那时获得了全场的掌声，他们好像比我们还兴奋。由于这个决策，结束了中国入世谈判的第一个阶段——审查中国的经济贸易体制。

第二阶段的谈判是从1993年初到1999年底，所涉及的是开放市场的问题。1995年，关贸总协定成为世贸组织，我们进行过一次最后冲刺，希望中国成为世贸创始成员。我们当时认为，中国既然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成员，也应该成为世贸组织的创始成员。当时我们做了很大努力，20多天内，各方也做了很大努力，但在关键问题上还是没能达成协议，最后谈判破裂了。一直到1999年11月，我们结束了与美国的谈判，才结束了关于开放市场的谈判。

第三阶段的谈判是从1999年底到2001年9月，这是最后解决起草多边法律文件的阶段。2001年9月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就是全面结束谈判。在日内瓦会议上，在座的有100多个成员，入世协议要逐条地通过，每通过一条，主席落槌一次，当时我的心脏简直受不了了，非常紧张，怕有哪条通不过。

中美谈判的故事

结束和美国的谈判，应该说是中国入世谈判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最艰难的谈判。美国经济贸易实力很强，在谈判中态度一直非常强硬。当时美国最喜欢讲的是，这个问题没有谈判的余地、那个问题没有谈判的余地。美方如果采取这样一种谈判方式的话，我们没法接受。由于美国这种强势的谈判态度，使得谈判很长时间内处于“打态度”阶段，谈判没有实质性进展，浪费了很多时间。比如在谈到肉的检验时，我们要对美国出口到中国市场的肉类进行严格的检查。美国代表说，他们的肉安全得很，我们不必进行检查。我就说：“你说你们国家检查合格了，我们就不检查了，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事。”

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访美。开始的时候，朱总理希望访美能够达成入世协议。他曾问过我们有没有把握？我们说，从目前的技术层面来讲是有些把握的，但是从美国的政治气候来讲，是不是适合达成协议，我们不确定。最后决定还是要去，可以说，朱总理那次访美有一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势。当时总理讲，我们这次能不能签，取决于美方的政治判断，无非是三种可能：第一是不签；第二是如果政治气氛合适的话，就决定签；第三是如果不签的话，双方能不能先签署在农业问题上已经达成的部分协议。

我是负责从技术层面谈判的。在朱总理访美之前我先去了美国，说老实话，如果仅从技术层面来讲，与美国已经基本上达成协议了，只是还有几个需要高层决定的问题悬而未决。朱总理到美国的时候，我到机场去接他，我悄悄地跟朱总理讲“差不多了”，朱总理说，“你不要这么乐观嘛”。这说明朱总理还是心中有数的。朱总理到华盛顿后，克林顿对朱总理非常热情，请他去白宫一间房子一间房子地参观，而且做了很好的准备。但是，克林顿最后见朱总理时讲：对不起，这次不能签了。

当时美国国会给克林顿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在政治压力之下，克林顿决定不签了。美国的谈判代表知道消息之后，非常失望，有的甚至哭了。他们认为，克林顿在政治压力之下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政治判断。后来，朱镕基总理即将离开美国时，克林顿又给他打电话，希望谈判代表团留下来接着谈，希望达成协议。朱镕基总理态度很强硬，说：“既然你们几天前说不签，几天后又改变主意，你们美国人想签就签，不想签就不签，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所以就拒绝了克林顿的要求，说这次不签了，美国人如果想签的话就到中国去签。

后来，由于北约轰炸我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谈判一直中断了近五个月。直到1999年11月，当时中央从打破中美僵局的高度出发，特别是美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恢复谈判的要求，于是接受了美方的要求。我觉得双方的最高层领导都有这个意愿来达成协议，应该说政治上没有了障碍。最后关头，还有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再靠谈判代表团来解决是比较困难的，需要靠高层来推动。在中央的授权下，朱镕基亲自来到了谈判现场，解决剩下的难题，也使美国最后下了决心签字。朱镕基亲自谈判，这体现了中国政府对达成协议的诚意。

中国入世后，我在天津跟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做过一个谈话节目。她说，如果我们丢掉了1999年11月达成协议的机会，也许中国入世会推迟5~10年。这是我们两人的判断。当时党中央确实是抓住了这个机会，确实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关键性“协议条款”的突破

首先要纠正的是，在入世协议里面没有一条所谓市场经济地位的条款。大家通常讲的是第十五条议定书，标题是“关于判定补贴或倾销的价格比较条款”，这实际是一个技术性条款，不是政治条款。条款说的是，决定一个中国企业是不是倾销，是不是接受了补贴，必须要有一个标准。一般来说，应该按照世贸组织的标准，但是当时，美国和欧盟要强加给我们这个歧视性条款，针对的是我们很多企业在做生意时，或者在生产时，没有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做事。他们觉得中国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阶段，很多中国企业按照市场经济条件生产经营，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没有按照市场经济条件办事，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协议中有这样一个条款。

这个条款的基本内容是：如果中国企业能够证明在制造生产销售过程中，是按照市场经济条件进行的，在决定他们是不是倾销或补贴的时候，就按照WTO规则进行。但是如果这些企业不能证明他们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行生产销售，就必须接受一个特殊的价格比较标准。

应该说这是一个歧视性条款，因为所有中国企业都应该按照 WTO 的规则来接受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调查，为什么要把中国企业分成两类？所以我们当时就不同意，后来我们认识到，确有一部分中国企业不按市场规则办事，就决定按世贸组织的规则来解决问题，所以从原则上就决定接受这样的条款，来换取美方的其他让步。

后来谈判的关键是这个条款要存在多少年。它毕竟是一个过渡性条款，不可能是永久性的。当时我们的底线是5年，但美国要求至少是10年。所以这个条款后来就成为一个非常纠结的谈判焦点。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个条款并不是很重要，但是美方把它看作最重要的条款。因为美国人特别讲究“买保险”，这个条款再加上特保条款，就为美国企业买了一份保险，就是一旦中国不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情，美国可以用这个条款进行处罚。

当时我们在谈判中越来越觉得，美方把这个条款看得非常重，而你知道在谈判当中如果发现对方把某一条款看得很重，我们就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做出比较大的让步，来换取对方在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条款上的让步。

所以在1999年11月15日朱总理和美国最后的谈判当中，就用这个条款换取了几个我们认为非常关键的美方的让步。最后这个条款给了15年的期限。当时我们就觉得，这个可能成为对中国企业进行倒逼机制的条款，这个完全是一个技术性的条款。

正式加入WTO

和美国谈完后，和欧盟的谈判仍比较困难。欧盟的代表团讲：“你们不能说和美国达成了协议，我们就得签，我们也有自己的要求。”他们还打了个比喻，说：“不能用你们请美国人吃饭的那个菜单，原封不动就拿来请我们欧盟，我们有我们的口味，不是美国人想吃牛排我们就要跟着吃牛排的，我们也需要解决一些特殊的问题。”和欧盟的谈判持续了几个月，到2000年四五月才谈成。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它标志着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中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

2008年7月，我们逐步成为WTO核心成员之一，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了制定多边贸易规则的决策圈。多边贸易体制不管谈什么，都不可能绕过中国了。

入世带给中国最大的改变就是中国迅速崛起。我们在入世谈判结束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入世10年以后，外贸进出口可以超过1万亿美元，那个时候我们才5000亿美元。我们也没有想到，在入世9年以后就成为全球最大出口国，也没有想到入世以后才几年，就成为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

有一次我在温州机场，突然走过来一个小伙子。他问：“你是龙部长吗？我来感谢你！因为入世，我现在变成了一个亿万富翁！”他跟我讲，他是做灯具生意的，在入世之前搞出口灯具要经过国营的贸易公司才能到欧洲，通过欧洲的中介机构再到美国，这样搞来搞去他能赚的钱是非常少的。但是入世以后，他取得了外贸经营权，直接把灯具出口到欧洲、美国，不需要经过层层剥皮，每年可以多赚几百万，一下成了亿万富翁。

中国入世，对美国和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群体带来了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用我的话来讲，“是一个巨大的扶贫工程”。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给全球的贸易体系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中国通过开放市场,使得中国的产品走向了世界。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市场的开放使得全球开始享受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对于美国和中国来说，对世界来说都是最好的。

（本文根据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的《WTO改变中国 “入世”十年解密》及受访者发表的相关文章改编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