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打开了封闭多年的国门，开启了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历史进程。经过近40年不断扩大开放，中国从经济全球化的旁观者变身为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益者。

一、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

中国的对外开放采取的是渐进式推进的战略，经历了从试水到自觉的历程。在不同的阶段，中国决策者审时度势，深入分析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不断调整开放战略，持续推进扩大开放，扬长避短，趋利避害。

（一）对外开放的启动阶段（1978-1991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分化，出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地区，经济全球化逐渐深化。东亚地区，以日本为首、亚洲“四小龙”追随，采取出口导向战略。拉美一些国家则采取了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国家采取进口替代战略的经济体在经历了早期的快速增长后，遭遇了发展瓶颈，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东亚地区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随着这些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其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产业开始向更低成本的经济体转移。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产业跨境转移，为后起经济体通过承接产业转移发展有国际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个重要成员，我国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展贸易与经济合作。但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被迫陷入两大阵营的夹缝中。中国采取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借助计划经济体制，独立自主推进工业化进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形成了一套保护发展的模式及相应的体制。1979年，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迅速改善，这为中国对外开放提供了可能。但是，从长期的封闭式发展转向对外开放，需要突破思想认识、体制机制和既得利益等多方面的束缚，因此，早期的对外开放是一种自我突围。

第一， 对外开放理念的形成。

从封闭发展转向开放发展，首先要突破长期形成的思想认识的藩篱。社会主义国家在建设过程中，是否应该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经济交流，学习先进的技术经验和利用其资金，是一个长久困扰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和理论家的问题。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提出把加强技术引进、增加外贸出口作为大政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政府开始派出代表团赴境外考察调研，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30人组成的高级代表团赴西欧国家访问，代表团由中央部委和地方主管财经工作的高级干部组成。1个多月的时间里，代表团走访了法国、西德、瑞士、比利时、丹麦五国的十五个城市，八十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代表团成员看到西欧国家先进的科技和发达的经济，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代表团回国后，用半个多月的时间研讨撰写考察报告。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30日听取了代表团汇报，汇报会长达近7个小时，讨论热烈。代表团认为，我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有助于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按照中央政治局和邓小平的指示，1978年7月6日到9月9日，国务院举办了关于加速现代化建设的务虚会，会议认真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近30年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就有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问题，特别是对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从此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是中国对外开放认识的集中体现。关于对外开放的必要性，邓小平多次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中国要谋求发展，摆脱贫穷和落后，就必须开放。开放不仅是发展国际间的交往，而且要吸收国际的经验。”关于对外开放的可行性，邓小平从战略高度分析了国际大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的重要判断。关于对外开放的原则，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坚持社会主义的开放、是坚持主权独立基础上的开放，同时也是全方位的开放。关于对外开放的重点，邓小平多次就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技术、管理，建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布局等问题做出具体的指示。

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明确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把对外开放作为长期的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

第二， 以兴建经济特区为突破口，打造吸引外商投资的环境。

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突破口。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广东提出在广东沿海地区设立出口加工基地，利用靠近港澳地区的优势，实行一些比较特殊的优惠政策，加快经济发展。邓小平当即对广东的同志表态说：“还是办特区好，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中央做出了设立经济特区的重大决策。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审议批准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批准并公布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规定：“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并依法保护其资产、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收益。”兴办经济特区的目标，是为了吸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拓展对外贸易，加速经济发展，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试验。

经济特区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实行特殊政策，做了大量探索性工作，包括对在特区举办的外商投资企业给予优惠和方便，企业所得税按15％征收；简化外商出入特区手续；用工实行劳动合同制；特区的行政管理机构按照精简、高效的原则设置。

建立经济特区，旨在创造一个对外商直接投资富有吸引力的投资小环境。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引进技术是推进工业化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国外资政策着力吸引能够带来先进技术和实现出口创汇的外商投资企业。中国对外商投资企业提出外汇平衡、出口比例和本地采购比例的要求，这些绩效要求客观上对外商投资企业产生了筛选作用，经筛选后的大部分外商投资企业是出口导向型的。

1984年邓小平视察了深圳等经济特区，充分肯定了经济特区的业绩。他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他还指出，深圳等经济特区“是个试验”“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

在经济特区建设取得成功经验之后，邓小平同志提出，“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1984年4月，中央决定开放14个港口城市，在这些城市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实行经济特区的部分政策。1985年，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之后又扩展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等地。1988年4月，中央决定建立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中央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地区。邓小平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至此，我国沿海地区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经济开放带。

建立与完善外资法律，为推进对外开放保驾护航。法律是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封闭转向开放，外资法律从无到有。外资立法从开放之初就被摆到重要议程，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6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1988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这三部法律构建了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法律体系。

第三， 吸引出口型外商投资，大力发展加工贸易。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主要出口初级产品，外汇十分紧张。如何把中国丰富的劳动力优势变成劳动密集型制成品，实现出口创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是开放早期实现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重要方式。“三来”贸易中，合作外商提供机器设备、原材料、零部件、样品等，合作中方提供土地、厂房、劳工，加工组装后的产品由合作外方负责出口外销，中方收取工缴费。补偿贸易是指外商提供生产技术和设备，由我方企业进行生产，以返销其产品的方式分期偿还对方技术、设备价款或信贷本息。

“三来一补”的好处在于，中方前期投入少，只负责加工组装，不承担进口中间投入品的费用，也不承担出口风险。其不利之处在于，原材料、零部件和外销均由合作外商控制，出口规模也取决于合作外商的能力，收取的工缴费有限。合作外方也受制于中方伙伴企业的能力。

20世纪70年代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面临本地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挑战，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企业面临着对外转移的压力。中国内地实行对外开放、吸引外资、鼓励出口的一系列政策，以及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的优势，对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外商投资企业来华设厂，自主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加工后自主寻找外方买家，形成了进料加工的新模式。与来料加工相比，进料加工过程中，中间投入品的所有权发生了转移，在华企业承担进口费用和出口市场风险，但自主权大大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商投资企业开始采取进料加工贸易的方式。

面对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贸易的发展，我国及时制定出台了加工贸易政策，即对用于加工复出口的进口料件实行保税政策，进口时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出口后核销。加工贸易政策并非中国的首创，很多国家在出口加工区等特殊经济区内实行这一政策。中国的创新在于，加工贸易政策的实施不限于特殊经济区，任何地方的任何企业均可申请开展加工贸易，这对海关的监管能力是一个重大考验。

加工贸易政策的实行，使来华外商投资企业能够充分利用我国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优势，顺利地参与全球生产价值链分工。与此同时，对非加工贸易进口仍然维持较高的关税水平，可以继续保护国内原有的工业体系，以免受到进口产品的冲击。加工贸易政策的实行，使我国抓住了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产业跨境转移的机遇，吸引出口加工型外商投资者，将其资金、技术、管理和海外销售渠道的优势与我国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优势相结合，使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强。加工贸易快速发展，成为出口创汇的主要方式。从贸易方式看，我国对外贸易的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国家可以用这些宝贵的外汇进口短缺的技术和其他资源，推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所以说，加工贸易是全球化背景下推进工业化的一条新道路。

第四， 推进外贸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增强本土企业出口创汇能力。

计划体制下我国对外贸经营权实行严格管制，全国仅有十来家国有外贸企业具有外贸经营权，同时对外贸企业经营实行计划管理。只有这些国有外贸企业才能开展对外贸易。外贸经营权管制虽然有利于国家计划用汇，保证宝贵的外汇用于国家发展最需要的地方，但客观上切断了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的联系，不利于生产企业了解国际市场需求，抑制了出口。

放松外贸经营权管制，始于1978年10月第一机械工业部成立中国机械设备出口公司（后改为进出口公司），为本部门工业企业提供外贸服务，成为第一个工贸结合的试点。自此开始，越来越多的工业企业取得了外贸经营权。到1993年底，中国有外贸经营权的各类企业超过8000家，如果算上在华外商投资企业，允许从事对外贸易的企业在9万家左右。计划体制下外贸垄断经营的格局被基本打破。

推行外贸承包责任制。为了调动外贸企业经营的积极性，1988年初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其总体方向是“自负盈亏、放开经营、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直接承担出口任务的国家外贸公司分别向国家承包出口收汇、上缴外汇和经济效益指标，超出承包基数的外汇实行分成。超过部分的外汇收入实行全部或大部分由地方、部门、企业留成的办法，凡地方、部门和企业按规定所得的留成外汇，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自主使用。

实行汇率双轨制。留成外汇除了自用外，也出现了调剂余缺的需求。为此，国家设立了外汇调剂市场，允许外汇额度进入调剂市场，并跨省调剂，各地方政府、各部门不得用行政手段干预外汇资金的横向流通。调剂市场的汇率由市场供需决定，汇率水平与官方汇率不同，出现了汇率双轨制。另外，由于外汇管制的存在，还存在着外汇“黑市”，外汇价格比调剂市场价格更高。外汇调剂市场确定的外汇价格高于官方汇率，有利于鼓励扩大出口。

（二）对外开放的深化阶段（1992-2001年）

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面临极其复杂的外部环境。1991年底苏联解体，东欧巨变，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最大的变化。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完成谈判，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等新协定，成立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关贸总协定。原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逐渐被纳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经济全球化的广度、深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美国克林顿政府大力推动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信息产业引领美国经济走向繁荣。东亚经济经历持续的繁荣发展，于1997年突然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危机重创了东亚大部分经济体。

面对国际国内复杂的形势，1992年春天，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南方谈话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很多重大理论问题，如“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进一步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方向。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胆子要更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南方谈话掀起了改革开放的新高潮。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92年10月12～18日在北京举行，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11～14日，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举行，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开放步伐，发展开放型经济；实行全方位开放；进一步改革对外经济贸易体制，建立适应国际通行规则的运行机制；积极引进外来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

第一，利用外资跃上新台阶。

首先，着力打造全方位开放格局。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继续推进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开放地带，以及沿边、沿江和内陆中心城市的对外开放，充分发挥开放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加快主要交通干线沿线地带的开发开放；鼓励中、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促进经济振兴；统筹规划，认真办好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形成既有层次又各具特点的全方位开放格局。”按照该决定部署，我国对外开放的空间布局由沿海地区快速向沿边、沿江和内陆中心城市推进。2000年，国家实行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制定了更加优惠的政策，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投资。

其次，特殊经济区体系不断丰富。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成功，使人们认识到特殊经济区在开放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这一时期，在批准设立更多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同时，一些新的特殊经济区也开始纷纷设立。

1990年6月，经中央批准，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1992年以后，国务院又陆续批准设立了14个保税区，即天津港、大连、张家港、深圳沙头角、深圳福田、福州、海口、厦门象屿、广州、青岛、宁波、汕头、深圳盐田港、珠海保税区。保税区具有保税仓储、出口加工、转口贸易三大功能，是海关特殊监管区。

边境经济合作区是中国沿边开放城市发展边境贸易和加工出口的区域。自1992年以来，经国务院批准的边境经济合作区有17个，对发展我国与周边国家（地区）的经济贸易和睦邻友好关系、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挥了积极作用。

1988年开始设立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这一时期数量快速增加，投资环境不断完善，在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方面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设立出口加工区。为了加强对加工贸易的监管，引导新增加工贸易企业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2000年国务院决定设立出口加工区，首批设立的15个试点出口加工区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内。后续又批准设立了几十个出口加工区。

1992年10月上海浦东新区成立，标志着国家级新区作为承担国家重大发展和改革开放战略任务的综合功能区的问世。此外，1994年2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的重要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

最后，以产业导向为特点的外商投资政策体系基本建立。1987年，我国首次颁布《指导吸收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及其目录》；1992年颁布《关于商业零售领域利用外资问题的批复》；1994年颁布《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1995年6月，颁布《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和《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将外商投资项目分为鼓励类、允许类、限制类和禁止类，适用不同的准入程序和政策待遇，引导外资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老企业的技术改造，鼓励兴办出口型企业。自此开始，《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成为我国利用外资产业导向的重要政策工具。此后，按照国家发展战略重点的调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多次进行了修订。2000年6月，为适应西部大开发的新形势，我国制定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对中西部地区的外商投资项目提供更加优惠的政策待遇。

在国家一系列重大对外开放政策的鼓励与引导下，这一时期我国吸收外资连年跨上新台阶。1992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从1991年的44亿美元激增到110亿美元，增长了150%，1993年再次激增150%，达到275亿美元。自1993年以后，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继续增长，中国一直是世界上当年度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第二，实行汇率并轨与经常项目可兑换。

外汇双轨制虽然有利于刺激出口，但也造成了很多不规范现象，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因此，1994年启动了汇率并轨改革。一是将官定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的双重汇率并轨成统一的由银行间外汇市场决定的汇率，综合考虑当时的官定汇率、调剂市场汇率和“黑市”汇率，并轨时的汇率水平定在1美元兑87元人民币，1994年平均汇率为862元/美元，和1993年的平均汇率576元/美元相比有较大幅度的贬值。这对于扩大出口和吸收出口导向型外商投资都有积极作用。二是对外贸企业实行统一的结汇制，取消各类外汇留成，取消出口企业外汇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三是对进口等经常项目下的用汇凭有效凭证实行售汇制度，取消用汇计划。四是于1996年12月1日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

第三，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对外贸易快速增长。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坚持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的改革方向，不断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一是加速转换各类企业的对外经营机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组国有对外经贸企业，赋予具备条件的生产和科技企业对外经营权，发展一批国际化、实业化、集团化的综合贸易公司。二是国家主要运用汇率、税收和信贷等经济手段调节对外经济活动。改革进出口管理制度，取消指令性计划，减少行政干预；对少数实行数量限制的进出口商品的管理，按照效益、公正和公开的原则，实行配额招标、拍卖或规则化分配。三是完善出口退税制度。适应增值税改革的新形势，把出口退税改为由中央财政统一退还出口产品所含增值税和消费税，对间接税实行出口退税是国际惯例。四是积极推进以质取胜和市场多元化战略，设立出口商品发展基金和风险基金，成立进出口银行，对出口贸易提供信贷支持和保险服务。发挥进出口商会协调指导、咨询服务的作用。降低关税总水平，合理调整关税结构，严格征管，打击走私。规划配额许可证管理，实行配额有偿招标、拍卖或规则化分配制度。五是加强对外贸易的法制化建设，1994年7月1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1997年2月25日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

这一阶段对外贸易快速增长。1992-2001年间，进出口总额从1655.3亿美元增加到5096.5亿美元，年均增长13.3%；其中出口额从849.4亿美元增长到2661亿美元，年均增长13.5%。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五年，我国出口增长速度达到了16.6%。亚洲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了东亚各国的出口，我国多措并举应对挑战，保持了出口正增长。这一时期我国外贸出口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速度。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出口导向型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这一时期来华外商投资企业中，制造业占比高达70%，主要是出口型的加工制造企业，把我国当作其面向全球市场的低成本制造基地，外资企业在出口中的比例迅速上升。 二是与此相关联，加工贸易从1992年开始超过一般贸易的份额，成为主要的出口贸易形式，在本期末占全部出口的比重达到55%。加工贸易贡献了大量贸易顺差，从1993年以后，中国货物贸易一直保持顺差。三是人民币汇率的贬值也有利于增强我国货物的出口竞争力。另外，全球经济在美国经济带动下走强，外需扩张，也是一个有利因素。

（三）规则化开放阶段（2002-2012年）

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经过长达15年的谈判，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第143个成员。1986年中国开始恢复关贸总协定（GATT）缔约方的谈判，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取代GATT，中国的“复关”谈判转为“入世”谈判。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书中，就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做出了一揽子承诺。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中国承诺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规则。“入世”谈判大大提升了国民的开放意识与规则意识，其影响是深远的。由此，中国进入“规则化”对外开放的新阶段，把对接国际经贸规则作为扩大与深化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

第一，落实“入世”承诺，以大开放促大改革。按照“入世”承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中国修订了2300多项法律法规，清理了数十万份政府相关文件，废止了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文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市场化改革，有利于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以开放促改革的经典案例。

在货物贸易领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书中的承诺主要涉及国民待遇、贸易政策修改与统一实施等多个方面。一是在“入世”3年内取消贸易权的审批制，所有企业将有权在中国的全部关税领土内进口所有货物。外商投资企业从事进出口不需建立特定形式或单独的实体，也不需要获得包含分销在内的新的营业执照。二是关税减让和关税配额。关税总水平由“入世”前的14%降到2005年的约10%，其中工业品由13%降至约9.3%，农产品由19.9% 降至约15.5%。在2005年前取消“减让表”中所列所有信息技术产品的关税。自加入之日起取消7类农产品的关税配额，实行单一关税。三是削减非关税措施。最迟于2005年1月1日取消400多个税号商品的非关税措施（包括配额、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四是对进口产品适用与世界贸易组织一致的反倾销反补贴规则。五是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及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SPS）。中国承诺所有技术法规、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符合《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在5年内将国际标准作为技术法规基础的比例提高10%（加入时为40%）；自加入之日起保证其所有与SPS措施有关的法律、法规、法令、要求和程序符合《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

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签署《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时，承诺对境外消费和跨境提供模式减少限制。在商业存在模式方面，在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分类的160多个部门和分部门中，中国对100多个部门和分部门做出了开放承诺，占服务部门总数的62.5%，不过，在多数承诺开放的部门仍然保留了不同的限制，如股比限制、地域限制、经营范围限制或高管人员的国籍限制等。在自然人跨境流动模式中保留了较多限制。

在外资政策方面，中国签署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承诺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取消了此前对外资企业在出口和外汇方面的业绩要求。2007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不断扩大外资准入。2002年、2004年和2007年，我国先后对《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进行了修订，扩大了鼓励外商投资的范围，突出了产业重点；我国还相继颁布了40多项开放服务业的法规、规章，有步骤地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2004年，我国修订了《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拓展了中西部地区鼓励外商投资范围。2005年和2006年，我国相继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的政策措施。

第二，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举，贸易大国地位确立。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一系列的改革开放重大举措的实施增强了我国对全球投资的吸引力，充分释放了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巨大潜力，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均得到了快速发展。

一是加工贸易快速增长，转移升级步伐加快。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全球生产价值链的形成。加工贸易是中国融入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主要方式。1994-2008年，加工贸易取代一般贸易，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方式。通过劳动密集环节参与全球生产价值链，充分发挥了中国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吸引大量的跨国产业转移到中国，将外商投资者的资金、技术、管理与国际销售渠道的优势与中国低成本劳动力优势有机结合，形成了中国在全球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上无与伦比的竞争优势。针对社会上对加工贸易的不同看法，21世纪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对加工贸易发展进行了深入调研，提出了加工贸易是全球化背景下工业化新道路的理论判断，并对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延长国内价值链及监管改革提出了建议。广东作为我国加工贸易的发源地，较早开始“腾笼换鸟”、转型升级的探索。2011年，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要“着力优化加工贸易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提升产业层次，延长产业链，实现加工贸易发展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发挥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及改善民生方面的作用”。

二是外贸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一般贸易快速增长。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我国取消了外贸经营权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外贸经营主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国有外贸公司改革相应取得突破性进展，有力地促进了包括一般贸易方式在内的各类贸易方式的发展。加之全球经济处于繁荣期，外需强劲，我国货物出口进入高速增长期。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年均出口增长27.2%。金融危机短暂冲击了中国对外贸易，但中国外贸进出口很快恢复高速增长。中国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排名快速提升，2009年中国货物出口额首次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成为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第一大国。

三是国际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地位不断提高。国际服务贸易早已有之，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国际服务贸易增长速度一直高于国际货物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以《服务贸易总协定》为代表的服务贸易规则的不断完善、货物贸易快速发展的带动效应、信息技术进步带来的服务外包等新变化，为我国发展服务贸易带来新的战略机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我国对商业存在、跨境交付、跨境消费模式下的服务贸易开放做出了承诺，大幅减少限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把发展服务贸易作为对外开放战略的新重点，2006年商务部成立服务贸易司，负责服务贸易促进与协调工作。200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国办函〔2009〕9号），批准北京、天津、大连等20个城市为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并在这20个试点城市实行一系列鼓励和支持措施，加快我国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其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规则与政策文件。服务贸易进入快速增长期，例如，2002-2006年，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和进口增速分别达到23.5%和20.9%，比全球服务贸易出口与进口增长速度分别高近9个百分点和7个多百分点。2012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4705.8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三位，其中出口额位居世界第五位，进口额居第三位。

第三，“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跨境投资大国地位初步形成。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对外资准入大幅开放，中国营商环境的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水平不断提升，加之中国经济再次进入高速增长的“黄金十年”，中国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大幅提高，跨国公司掀起了对华投资的热潮。2002年，来华外资突破500亿美元，2004年、2005年、2007年，来华外资分别突破600亿美元、700亿美元、800亿美元，2008年达到1083亿美元。中国自1993年以来，一直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11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突破1200亿美元，位居全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前列。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发展阶段的变化，在重视“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在我国对外开放战略中的地位逐渐提升。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积极扩大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 1997年，在全国外资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首次提出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我们不仅要积极吸引外国企业到中国来投资办厂，也要积极引导和组织国内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办厂，利用当地的市场和资源。‘引进来’和‘走出去’，是我们对外开放方针的两个紧密联系、相互促进的方面，缺一不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内第一次出现了产能过剩，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财政部通过的《关于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的意见》，提出支持我国企业以境外加工贸易的方式“走出去”，随后各有关部门制定了具体实施的配套文件。2000年初，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讲话中，在全面总结我国对外开放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把“走出去”战略上升到“关系我国发展全局和前途的重大战略之举”的高度。2000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上把“走出去”战略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2001年，对外投资等“走出去”战略的内容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

从对外投资的实际情况看，1979年我国企业就开始对外投资，但金额一直很少。2003年我国对外投资额仅28.5亿美元。此后，在“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对外投资进入了井喷期，2012年达到878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达到46.4%。在世界对外投资源地排名中，2012年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对外投资第三大源地。

第四，启动区域经济合作，提出自由贸易战略。

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FTA）是由两个以上独立关税区达成的全面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制度安排，是区域贸易安排（Regional Trade Arrangement， RTA）中最常见的一种。1990年以前，世界上只有20个RTA，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了RTA加速建立的时期，1991—2000年，年均建立6.2个；2001—2010年，年均建立12.8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开始启动自由贸易区相关工作。2000年11月，朱镕基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即“10+1”），并建议在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框架下成立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就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关系的可行性进行研究。2001年3月，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在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合作联合委员会框架下正式成立。专家组围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关系”两个议题进行了充分研究，建议中国和东盟用10年时间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建议于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正式宣布。2002年11月，朱镕基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4年1月1日，自由贸易区的先期成果——“早期收获计划”顺利实施。2004年11月，双方签署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并于2005年7月开始相互实施全面降税。2007年1月，双方又签署了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并于7月顺利实施。随后，我国又与新西兰、智利、澳大利亚等开展了自由贸易区谈判。截至2012年，我国共签署了9个自由贸易协定。在多边贸易谈判停滞不前的形势下，与其他经济体签署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更高的区域贸易安排协定，是我国扩大开放的内在需要，是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因此，2007年党的十七大把自由贸易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

第五，金融市场双向开放，人民币国际化启航。

积极稳妥推进金融市场开放，是这一阶段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一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我国承诺在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业对外商投资者开放。二是于2005年7月21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三是分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开放。推进资本项目开放坚持“循序渐进、统筹规划、先易后难、留有余地”的原则。2002年11月5日，中国人民银行和证监会联合发布《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境内证券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允许合格投资者在经批准的投资额度内投资人民币金融工具。四是支持国内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对外投资，开展国际化经营。五是推进债券市场双向开放，既积极推动境内金融机构到香港地区和其他国际金融市场发行债券，又积极扩大境外金融机构参与境内债券市场的发展。六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2003年3月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关于境内机构对外贸易中以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境内机构在签订外贸进出口合同时采用人民币作为计价货币。2009年4月国务院决定在上海和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东莞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2010年10月将人民币外贸结算试点扩大到北京等20个区、市，2011年8月决定在全国允许跨境贸易以人民币结算。2011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开展了允许境内机构在对外投资中使用人民币结算试点。同年11月，商务部发文允许境外投资者可以合法获得的境外人民币依法来华开展直接投资。在跨境信贷方面，201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允许境内非金融机构以人民币境外放款，11月补充规定要求放款人与借款人之间应具有股权关联关系。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前海跨境人民币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自2013年1月1日起允许深圳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内符合条件的企业从香港地区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银行借入人民币资金。另外，中国人民银行与多国央行签订了本币互换协议，与香港地区、伦敦等金融监管部门签署协定，支持建立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这些举措再加上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均有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四）大国开放阶段（2013年至今）

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力迅速增强，在全球经济贸易体系中已经位列前列。2010年，中国GDP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评估指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中国在2014年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从而成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大国。2009年中国的货物出口额首次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成为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第一大国。同时中国也成为世界前三位的外商投资东道国和来源国。2013年以后，中国对外开放迈入了大国开放的新阶段。

第一，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引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在多个领域推进扩大开放。

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探路。2013年9月27日，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2015年4月20日，国务院决定扩展其实施范围。2015年4月20日，国务院批准在广东、天津和福建成立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2017年3月31日，国务院批准在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成立7个自由贸易试验区。

围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要开展了以下试验：一是推进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政府职能转变，改革投资管理体制。二是推进以便利化为重点的贸易监管模式创新，通关效率大大提高。三是扩大外资准入。以服务业开放作为重点，率先试行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四是完善政府事中、事后监管和风险防范体系。五是创新对外投资管理服务体制。扩大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确立企业及个人对外投资主体地位。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以来开展了上百项改革试点，及时总结经验并向全国复制推广，充分发挥了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的作用。

第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2013年秋季，习近平主席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统称为“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这一倡议覆盖亚欧60多个国家，40多亿人口，市场潜力巨大。2015年3月28日，商务部、国家发改委、外交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阐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政府为之做出的积极行动和中国各地的开放态势。“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坚持发展导向，倡导开放包容、合作共赢，践行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内容十分丰富，包括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倡议提出不到4年，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一带一路”建设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境外经贸合作区、基础设施等早期收获项目开工建设，中欧班列开通，建设成果丰硕，进展之快超出预期。2017年5月14~15日在中国北京举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机制建设被提上日程，包括两年一次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及后续联络机制，成立“一带一路”财经发展研究中心、“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中心，同多边开发银行共同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建立能力建设中心，等等。

第三，推动由外贸大国向外贸强国转变。

针对国际国内形势新变化，2015年5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提出要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加快培育竞争新优势，推动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该意见强调，要大力推动我国外贸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努力实现五个转变：一是推动出口由货物为主向货物、服务、技术、资本输出相结合转变；二是推动竞争优势由价格优势为主向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三是推动增长动力由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转变；四是推动营商环境由政策引导为主向制度规范和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转变；五是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地位由遵守、适应国际经贸规则为主向主动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转变。该意见还提出了加快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的六大任务。

第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

面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贸大国，应积极参与。一是积极参与多边贸易体系新协定谈判，为贸易便利化协定的达成做出贡献。二是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新方案，贡献中国智慧。倡议并推动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作为G20杭州峰会主办国，中国坚定反对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大力倡导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继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G20杭州峰会制定了《二十国集团全球贸易增长战略》和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三是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投票权。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国际金融机构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扩大特别提款权的使用范围，强化全球金融安全网，提升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和韧性。2016年1月国际货币基金份额改革，中国份额占比将从3996%升至6394%，排名从第六位跃居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日本。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特别提款权的价值由美元、欧元、人民币、日元、英镑这五种货币所构成的一篮子货币的当期汇率确定，所占权重分别为4173%、3093%、1092%、833%和809%。四是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打造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二、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

回顾我国近40年的发展历程，无论是从世界发展的历史透视，还是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的发展成就比较，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奇迹，中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成就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参与者、受益者，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建设者、贡献者。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开放，就会“死路一条”。但是，从各国实践看，并不是“一开就灵”，对外开放本身不是万灵药，必须要有合适的战略与得力的举措，才能真正实现趋利避害。

总结中国对外开放的经验，不仅有益于指导我国在未来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少走弯路，继续取得成功，也有利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我国经验，为实现全球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贡献中国智慧。

第一，顺应经济全球化大势，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在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的直接指导下展开的伟大实践。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主要是基于对国际大势的判断、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对国际经验的借鉴，它由四个主要部分组成：一是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国际环境的基本判断；二是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必要性的认识；三是对社会主义与对外开放关系的重新认识；四是提出中国对外开放具体政策措施。隆国强、许宏强：《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与我国的对外开放实践》。

压缩式增长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后起国家如何在开放条件下实现快速追赶。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后起国家追赶的速度跟它与先进国家的技术差距成正相关，即后起国家可以通过引进技术、模仿和学习等多种渠道，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实现蛙跳式发展而不必重复先行国家走过的每一个台阶，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在封闭条件下，后进国家无所谓后发优势，只有在开放条件下，才具备后发优势。

正是基于对经济全球化是大趋势的准确判断和对外开放是时代要求的深刻认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开放发展成为指导未来长期发展的重大理念。

第二，紧紧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制定对外开放战略。

对外开放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中国是一个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中心任务。因此，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论支撑，并不是直接源于自由贸易理论，而是源于发展经济学的相关理论。1966年，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钱纳里（H.Chenery）和斯特劳特（A.Strout）提出“两缺口”模型。他们从国民经济恒等式推导出，储蓄缺口（即投资减去储蓄）等于外汇缺口（即进口减去出口），如果引进外资，则可以同时弥补两个缺口，因此有利于加速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 在“两缺口”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出口创汇”为核心目标的开放战略。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借鉴东亚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实行了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发展战略，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出口导向型战略，在不具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则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实行的进口替代战略。用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创汇，将外汇用于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相关的资源、中间投入品，支持国家工业化。

实施以“出口创汇”为核心目标的对外开放战略，关键在于将中国劳动力比较优势转化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其中一个政策重点是吸引出口型外商直接投资。中国从对外开放的初期开始，就高度重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管理、国际营销渠道，有利于出口创汇，自20世纪90年代后，外商投资企业占中国出口的比重一直超过50%，而且连续多年一直是贸易顺差，是中国出口创汇的主力军。正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要素包”江小涓提出的外商直接投资“要素包”理论，回答了外汇充裕条件下为什么还要继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问题。特性，所以在一个国家成功解决外汇缺口之后，无须大量借用外国资金，但仍然需要继续大力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另一个政策重点是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中国对外开放中独具特色的制度安排。要实行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战略，中国必须继续对国内市场特别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实行保护，但如果不实行加工贸易政策，这种贸易保护会阻碍中国参与全球加工产业链。因此，加工贸易政策实质上是令我国既能够继续保护国内市场，又能够顺利参与全球分工的一种制度安排。加工贸易累计为中国创造了上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令中国成功解决了制约工业化发展的外汇缺口，使得中国有能力自国际市场进口推进工业化所需的资源、能源、先进技术、装备和零部件，为中国顺利推进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第三，顺应国内外形势变化，与时俱进地调整开放重点与策略。

回顾过去40年发展历程，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处于滞胀，全球经济增长低迷。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008年，世界经济空前繁荣，资金充裕，外需强劲。同时，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也带来严重冲击。在40年发展历程中，中国国内发展水平持续提高，比较优势转换，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发展目标与动力调整。内外部形势的深刻变化，要求对外开放战略因时而变、因势而变，决不能一成不变，特别是不能因为以往的成功而固守旧战略。

中国对外开放能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顺应国内外形势变化，与时俱进地调整对外开放的重点与策略，经历了不断扩大、不断深化的渐进式开放历程：从早期着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到后期着力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从早期着重吸引劳动密集产业出口型外资到后期着重吸引技术先进型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从早期以“引进来”为主到后期“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着力打造世界级的跨国公司；从沿海开放战略起步，不断拓展到形成全方位开放格局；涉外经济体制从早期“摸着石头过河”发展到对标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学习、引进、适应国际经贸规则到主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引领国际规则制定。

第四，防范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引进资金、技术、管理、信息等生产要素，通过竞争和示范促进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促进一国加速发展，也可能冲击国内产业与市场、冲击金融稳定，导致资金、人才外流。因此，在对外开放中要树立底线思维，防范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才能真正实现趋利避害。

中国对外开放能成功，另一个原因在于从一开始就注重兴开放之利、避开放之害。一是紧紧围绕国家发展战略制定开放战略，确保对外开放有利于国家战略实施；二是渐进式推进开放，不断增强抗风险能力，按照抗风险能力渐进扩大和深化开放；三是稳步推进金融开放，防范金融风险。

三、中国对外开放的展望

展望未来，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蕴含新机遇和新挑战；国内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开放提出新要求；对外经济关系加速调整，参与国际竞争有了新条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将与时俱进地调整对外开放战略。

（一）对外开放处于新的战略机遇期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市场需求不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贸易增长速度连续几年低于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国际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受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的影响，部分严重依赖大宗商品出口的新兴市场经济体面临出口下降、资金外流、汇率贬值的压力，有的甚至出现了经济负增长，金融风险上升。与此同时，全球经济治理处于变革期，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份额上升、话语权增强，二十国集团作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新平台的作用日益凸显。区域合作加快发展，成为构建国际经贸新规则的重要平台，新的国际经贸规则呼之欲出。

国际环境新变化蕴含着新机遇与新挑战。对我国而言，机遇大于挑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第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方兴未艾，不仅催生大量新兴产业，而且将深度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打破原有产业格局，为我国实现“弯道超车”带来机遇。第二，跨国公司加速对华转移高端产业活动。 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多年位居世界前三位，是跨国公司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国之一。跨国公司对华投资结构不断升级，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占比逐年上升。第三，高端人才加速向我国汇聚。2004年我国留学归国人员仅有2万多人，2015年达到40.5万人。还有越来越多的外籍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管理人员来中国工作。第四，全球性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带动我国的出口结构升级。我国企业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具备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全球性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不仅为我国企业提供工程承包的市场机遇，而且将带动我国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显著提升我国的出口结构。第五，世界经济低迷为我国企业提供了海外并购的机遇。我国的对外投资快速增长，已成为居世界前三位的对外投资大国。我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并购，可以获取海外先进技术、研发能力、知名品牌、销售渠道和能源资源，大幅提升整合全球资源与市场的能力，有力促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

（二）我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新变化

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新变化具有两重含义。一个层面是结构性变化，即中国比较优势的重大变化，另一个层面是中国经济规模带来的新变化，即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面临新的国际经济关系。

1.中国比较优势的新变化

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低成本的劳动力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与竞争的基础支撑因素，中国之所以成为劳动密集型制成品最大的出口国，主要得益于此。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均GDP只有254美元，目前已经上升到近8000美元。我国出口部门工资成本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价关系发生了逆转，一些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失去国际竞争力，面临对外转移的压力。由于工资、土地、能源成本的持续上升和人民币汇率持续升值，我国制造业综合低成本优势受到大幅削弱，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2015年8月发布的报告《全球制造业的经济大挪移》认为，中国制造业成本仅比美国低5%不到。

在传统比较优势持续削弱的同时，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新优势正在涌现：每年有700多万名高校毕业生，为创新与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人力质量红利；拥有全球最多的研发人员和全球第二的研发投入；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为产业升级提供基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加速升级、绿色发展转型等吸引创新资源、高端产业加速汇聚。如果说过去的低成本优势有利于我国参与全球竞争的规模性扩张，未来的新优势则有利于我国提升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比较优势转换是发展阶段演进的必然结果。回顾“二战”结束后追赶型经济发展的历程，不难发现，凡是不能实现竞争优势升级的国家，大多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在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只有13个经济体能够适应比较优势转换而动态地实现竞争优势升级，跨越了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经济体的行列。“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比较优势转换的关键期，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我国面临着国际竞争优势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的迫切压力。只有顺利实现竞争力的升级，我国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2.新兴大国和平发展面临复杂的对外经济关系

中国的崛起将是21世纪影响世界格局的最大的历史事件。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在国际分工价值链中的升级，必然伴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影响力的迅速提升。目前，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就要求我们及时把握经贸大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新优势，用全新的视角来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以往我们把国际经济环境作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外生变量，今天，中国经济本身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的自变量，中国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影响世界经济，而世界经济变化也将越来越深地影响中国经济。因此，新形势下，要从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中看待二者的关系。

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带来参与全球分工合作的新优势与新要求。第一，巨大的国内市场。市场寻求型投资将取代成本寻求型投资成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动机，为抓住中国市场需求不断升级的机遇，外商投资企业将加速对华转移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加强在华的研发活动。国内大市场也有利于分摊研发新产品的成本，促进创新。巨大的市场还有利于我国与其他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第二，雄厚的资金实力。我国拥有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不断上升。我国对外投资能力与潜力巨大，已经成为世界上位列前三的对外投资大国，对外投资合作在我国对外开放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从宏观上看，强大的资金实力和对外投资能力成为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有力工具；从微观上看，我国企业可以通过对外投资整合全球资源与市场，成长为世界级的跨国公司。第三，对初级产品的巨大需求。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扩张，对农产品、资源、能源的需求迅速上升，我国对外部初级产品的依赖将日益加剧。一方面，巨大的进口需求是我国与资源富集国家深化合作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这也迫切要求我国提高利用全球市场保障我国资源安全的能力。

中国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带来的对外经济关系的新变化，有利有弊。一方面，很多国家看好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发展前景，希望利用中国的市场、技术、资金，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对发展对华经贸关系空前重视。我国国际影响力增大后，如果我们能够善用这种影响力，就可以“创造”国际机遇。这与以往作为小国只能捕捉机遇是不同的。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对新兴大国的态度是十分复杂的，守成大国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强大后会对国际规则、国际格局进行挑战，因此采取经济上利用中国机遇、安全上防范中国的两手政策。期待、羡慕、担心、防范等各种情绪相互交织，“中国机遇论”“中国威胁论”此起彼伏，令中国的外部环境变得异常复杂。

（三）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对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要求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阶段性变化。与以往相比，经济新常态有三个基本变化：一是增速换挡，从超高速转为中高速；二是结构升级，经济结构迈向中高端；三是动力转换，增长动力从主要依靠要素数量型投入转变为主要依靠创新和由此带动的结构升级。

中国经济新常态对开放战略提出了新要求。在我国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对外开放战略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制约工业化的外汇缺口，利用外部资源和市场实现工业化快速发展的目标，因此出口创汇是以往开放战略的主要目标。在经济新常态下，开放战略要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和市场，与国内资源和市场有机整合，促进创新、结构升级与价值链提升。在供给侧，要充分利用全球的高端生产要素，包括人才、技术、管理等，促进国内企业的创新，提升我国产品的质量、技术、品牌，不断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同时，要通过以开放促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激发创新活力，释放发展潜力，促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在需求侧，要不断提升我国高附加价值产品与服务的国际市场份额，充分利用国际市场，支撑我国企业的创新，加速出口结构升级，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四）实施新兴大国竞争力升级战略

新时期我国对外开放战略，可以概括为“新兴大国的竞争力升级战略”，其核心目标有二：一是营造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保障我国的和平崛起；二是推进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提升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实施对外开放新战略，要打造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构建对外开放新体制，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与以往相比，新时期对外开放战略内容将更加均衡，要从以往的以贸易为主转变为贸易与投资并重，在贸易领域要从以往的以货物贸易为主转变为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并重，在投资领域要从以往的以“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引进来”要从以往的以引资为主转变为引资与引智、引技并重。对外开放的领域将大大拓展，将从经贸领域向金融领域拓展，从实体经济领域向规则与治理领域拓展。对外开放的对象将更加全面，从以往的以发达经济体为主转变为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并重，形成双向开放新格局。对外开放的水平将大幅提升，从“大进大出”转变为“优进优出”，在全球分工价值链中的地位大幅提升，对全球生产价值链的掌控力明显增强，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影响力大大增强，在全球范围内保障资源安全的能力大幅增强，战略纵深与发展空间大大拓展。促进竞争力升级与价值链升级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成型。

第一，培育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劳动力成本逐步上升。必须加快培育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不断提高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中的地位，加快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迈进。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应从以往主要依靠低成本参与国际竞争转变为主要依靠质量、技术、品牌和服务参与国际竞争，保持和提升国际竞争力。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应通过扩大开放引进新技术、新业态，促进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速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应高度重视增强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把扩大服务业开放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重点，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提高服务业能级和水平，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充分发挥我国的人力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的服务外包。加快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促进金融业发展，提升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大力开展对外投资，培育一大批中资跨国公司，增强我国企业在全球整合资源的能力，不断提高对全球价值链关键环节的掌控力。

第二，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提高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要牢牢抓住体制改革这个核心，坚持内外统筹、破立结合，坚决破除一切阻碍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障碍，加快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应从制度和规则层面深化改革，推进包括放宽市场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等在内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市场准入和监管、产权保护、信用体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着力营造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对外开放新体制要主动与国际规则对接，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做出了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要加快落实这一蓝图，必须找准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突破口。一是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先行先试的探索作用，尽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新制度，加快在促进贸易投资便利、监管高效便捷、法制环境规范等方面先试出管用、有效的成果。二是以开放促改革。积极商签高水平自由贸易区协定，推进与主要经济体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不断提高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以扩大对外开放倒逼改革，加快形成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第三，打造对外开放新格局。

统筹协调各个区域在对外开放中的分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沿海地区应全面参与国际分工，打造参与国际竞争新优势，引领国际竞争力升级。内陆沿边地区应推进跨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国际大通道和国际经济合作走廊， 成为落实周边外交战略和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战略支点。积极探索内陆开放型经济新模式，有序承接产业转移，大力发展服务外包。进一步发挥各类特殊经济区引领开放的平台作用，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充分发挥港澳优势，深化内地与港澳合作，推动协同发展。坚持“九二共识”和“一个中国”原则，深化海峡两岸经济合作。不断深化与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的双边合作，提高经济合作的机制化水平。大力推进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投资合作、贸易合作和金融合作，保障能源资源安全，构建以我为主的国际产业链，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第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提升我国的制度性话语权。

面对全球经济治理变革，我国要不断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影响力。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不断增强软实力，提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新理念和新倡议。坚定不移地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主体地位，推动多哈回合谈判尽早取得成果。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新议题谈判，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断取得新进展。积极参与全球金融与货币体系改革，加强金融监管合作，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积极参与二十国集团的政策协商，促进提升其作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平台的地位。积极参与跨境投资、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国际经济治理新议题谈判，引领国际经贸规则走向。我国应充分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同时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努力寻求各方利益的汇合点，推进务实合作，做好对外援助，切实做到弘义融利，努力实现合作共赢。

第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大力推进区域经济合作。

要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加强与沿线国家开展战略对接和政策协调，以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为优先领域，以经贸合作为重点领域，以经济走廊建设为战略支撑，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建设一批境外产业园区，形成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早期收获项目。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的作用。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提出区域合作新倡议，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致力于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

第六，积极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稳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与人民币国际化。

金融开放具有全局性影响，金融开放的滞后影响我国能否充分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但也要认识到，金融开放也蕴含系统性风险，金融开放必须要与监管能力的增强同步推进。很多发展中国家监管能力的提升滞后于金融开放，导致金融风险增加，发展进程被打断，教训十分深刻。我国推进金融开放，一是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原则，积极推进金融服务业扩大开放。以扩大市场准入为着力点，统筹协调金融业对内开放与对外开放，以开放促进我国金融业发展。二是着力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三是提升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水平，提高其国际竞争力。四是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起步良好，未来要借助“一带一路”、对外援助等，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同时也要认识到，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历史过程，不应设定过高的目标，更不能操之过急。五是稳妥推进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可兑换。要牢固树立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积极主动深化国内金融改革，不断增强金融监管能力，以金融改革支撑资本项目开放。要处理好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关系，循序渐进，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第七，加强国际合作，保障资源能源安全与粮食安全。

由于人均资源能源储量低的基本国情，我国已经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供应，也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源能源进口国。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壮大，我国将进一步加大对外部资源能源的依赖。因此，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保障资源能源安全。由于人均耕地资源的限制，未来我国也必须利用全球资源来保障粮食安全。一是要明确利用全球资源保障我国矿产、能源和粮食安全的目标，即资源供给有保障、价格合理较稳定、运输通道多元化。二是积极参与国际资源能源治理体系，充分利用现有全球治理体系保障资源能源供给安全。三是要加强与资源能源富集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与资源富集国家和地区在政治、安全、经贸等多个领域全方位深化合作，综合运用援外、投资、贸易等多种经贸手段，重点推进矿业、农业与能源合作、基础设施合作、国际产能与园区合作、建立自由贸易区等。四是加强多元化的资源能源国际大通道建设，统筹规划海上运输与陆路通道。五是增强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影响力，维护大宗商品在合理价位上的基本稳定，避免价格大起大落的冲击。六是适当增加战略储备能力，统筹战略储备与商业储备，保障资源能源安全。

第八，着力增强国家软实力，提升我国的全球影响力。

一是要牢固树立三种意识，即互利共赢的开放发展意识、 新兴大国的国际责任意识和国际分工意识；二是要防止三种情绪，即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民粹主义情绪和自满自大情绪；三是要积极推进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四是要大力培养和有效激励国际化的人才，深入推进人事制度改革，大力选派优秀人才进入国际组织，在国际组织与国内政府之间建立高层次人才双向流动的新机制；五是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高端智库，推进智库的组织形式与管理方式改革，提高综合研判能力与战略谋划能力，充分发挥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作用，大力提升我国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话语权，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中运用自身能力的巧实力；六是要围绕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系统总结与分享中国发展经验，深入开展国际发展研究与合作。

总之，未来15年是我国竞争力升级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阶段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制定对外开放新战略，必须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同步推进国内改革与对外开放，同等重视增强国家软实力与硬实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摘自《复兴之路——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丛书》之隆国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中国对外开放40年》，南方出版传媒，广东经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