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元旦我在政协讲了大概一刻钟的话，胡耀邦[96]同志和其他的同志要我向更多的同志谈一谈，作为对大家一年工作的希望。现在在我们党内和人民当中，也确实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解答。当然，今天的讲话不可能什么问题都谈到，有些问题也不一定能谈得很好。既然大家希望讲一讲，我就讲一讲。

我想讲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讲一讲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三件大事和我们进入八十年代的形势，主要是讲国内形势。第二部分，讲一讲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或者说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第三部分，讲一讲坚持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

第一部分，讲讲我们在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和进入八十年代的国内形势。

先从我们八十年代究竟主要要做些什么事说起。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全世界都估计到，八十年代是个危险的年代。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八十年代的开端就不好，发生了阿富汗[97]事件，还有伊朗问题[98]，更不用说早一点的越南问题[99]、中东问题[100]。这样的问题以后还会很多。总之，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作为一项严重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就是了。

第二件事，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我们要力争八十年代达到这个目标，即使中间还有这样那样的曲折，也始终是摆在我们日程上面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三件事，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

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台湾归回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当然，其他许多事情都要搞好，但是主要是必须把经济建设搞好。

今天是一九八○年一月十六日，进入八十年代十六天了。八十年代无论对于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国际上很难预料会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当然，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是假话，是真话。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

我们要在本世纪实现四个现代化，从今年元旦起，只有二十年，就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如果四个现代化不在八十年代做出决定性的成绩，那它就等于遭到了挫折。所以，对于我们的建设事业说来，八十年代是很重要的，是决定性的。这个十年把基础搞好了，加上下一个十年，在今后二十年内实现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就可靠，就真正有希望。二十年，时间看起来长，一晃就过去了。所以，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个总任务，我们是定下来了，决不允许再分散精力。

进入八十年代，我们国内的形势怎么样呢？我们的目标提出来了，任务提出来了，需要把我们的形势观察一下，估计一下。有些群众，有些党员，甚至有些干部，对于我们粉碎“四人帮”以后，究竟做了多少事情，不大清楚。他们感到进度太慢，不满足；因为不满足，就对我们所制定的政治路线能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能不能实现，觉得把握不大。当然，对现在我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抱有敌视态度的人还有，我不讲那些人的问题。我想主要针对一些觉得我们的前途还不够明朗，心里还不够踏实的同志，讲一些意见。

应该说，我们的形势是很有利的。这里首先要看到，打倒“四人帮”以后三年零三个月，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一年多来，全国形势发展非常快，超过了全党的预料。粉碎“四人帮”以后三年的前两年，做了很多工作，没有那两年的准备，三中全会明确地确立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是不可能的。所以，前两年是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三中全会不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二十多年的问题。大家可以回顾一下，经过这三年的工作，我们党的状况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领导班子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思想路线是不是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不是说所有的问题统统解决了，但是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这是最重要的事实。问题当然还很多，都要解决，现在也正在逐步地解决，以后还要继续解决。总之，决不能怀疑这种根本转变。三年来拨乱反正，做了大量工作，成绩是非常巨大的，估计不足是错误的。

我们现在从政治方面、经济方面、外交方面来回顾一下我们做的主要工作。

我们说，政治状况发生了根本转变，有些什么根据呢？首先，我们清查了“四人帮”，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四人帮”帮派体系和他们的罪行的清算，基本上整顿了全国各级组织的领导班子。这是我们三年来取得各项成就的政治保证。其次，国内和党内的民主生活，已经开始走上了轨道。民主制度一年比一年健全，民主生活一年比一年扩大。尽管许多重要问题还要深入研究，还要努力兴利除弊，但要看到主流，看到实质。在建国以来的二十九年中，我们连一个刑法都没有，过去反反复复搞了多少次，三十几稿，但是毕竟没有拿出来。现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通过和公布了，开始实行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严格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希望。这不是一件小事情啊！第三，这三年内，特别是最近一年，中央和全国各地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错案。已经得到平反的，据不完全的统计，总数已经有二百九十万人。没有立案审查而得到平反的，比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我们平反了天安门事件[36]，平反了包括彭德怀、张闻天、陶铸、薄一波、彭真、习仲勋、王任重、黄克诚、杨尚昆、陆定一、周扬等同志在内的一大批同志的冤假错案，并且不久就要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我们还改正了一九五七年一大批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案件。这里我要顺便说一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101]是必要的，没有错。同志们可以回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什么问题呢？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出来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是随着运动的发展，扩大化了，打击面宽了，打击的分量也太重。大批的人确实处理得不适当，太重，他们多年受了委屈，不能为人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所以，给右派分子全部摘掉帽子，改正对其中大多数人的处理，并给他们分配适当的工作，就是一件很必要的、重大的政治措施。但是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一九五七年不存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潮，或者对这种思潮不应该反击。总之，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第四，我们摘掉了知识分子“臭老九”[10]的帽子，摘掉了全国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帽子。这不是全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情吗？第五，我们基本上总结了文化大革命和三十年的经验教训，恢复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02]的名誉和传统。叶剑英[24]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的国庆讲话，不单是带有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意义，实际上总结了、或者说基本上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大概我们的党史就要根据这个调子来写了，太细恐怕也不妥当。我们不是说解决过去的问题要粗一点，不要太细吗？今后也还是要掌握这个分寸。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可能年内我们还要对若干历史问题作出正式的决议。第六，在这三年的时间内，我们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正确的解释，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这是大家知道的。我们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或者说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因为这样，毛泽东同志多年提倡的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双百”方针[74]、“三不主义”[103]，也得到了认真的正确的实行。第七，我们的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上了正轨。第八，我们的公安、检察、司法工作，民族工作，统一战线工作，工人、青年、妇女工作，以及其他许多工作，都开始走上了正轨。我并没有举全，就举这么一些事情。这么多的问题，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得到解决，确实不容易，在三年以前是难于想象的。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的党和国家就改变了面貌，政治局面就转入了安定团结、生动活泼。这样我们才能够转移工作着重点，安下心来集中力量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否则就根本不可能。事实证明，我们三年来在政治方面确是做了大量的紧张的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

在经济方面，三年中也有不小的成绩。我们经常说，我们的经济工作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十年干扰破坏，而且这十年以前也存在着许多混乱。经过三年的努力，恢复到现在的状况，这是一个重大的成绩。过去二十多年，工作重心一直没有认真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经济工作中积累的问题很多。现在有人议论、责怪我们过去的经济工作。好多事情我们过去没有经验，已经取得的好经验也没有条理化、制度化，还有很多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横行，把一切都搞乱了。因此，说句公道话，我们过去的经济工作没有搞好，首先不能责怪经济部门，除了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以外，责任首先在中央。当然，经济部门的工作也有缺点，应该总结经验教训。现在大家都要着重向前看，提出积极的建议，不要埋怨、责备。这三年中，我们要看到，一方面，从上到下，在经济部门担负各级领导工作的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另一方面，有不少同志过去靠边站，一靠边就是好多年，对情况的了解中断了，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来还不久，就是原来在岗位上的同志，也面临新的问题，一下子还不熟悉，摸不透，对于国内外的情况不很了解，工作中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是难免的。只要大家都虚心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工作就会不断改进。

经过两年多的工作以后，我们对国民经济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八字方针不是偶然提出的，是总结了过去的经验，分析了当前的情况，为了今后的工作发展得更好、更快而提出的。今天看得越来越清楚，提出这个八字方针是完全必要，完全正确的。

三中全会在农村工作方面，作出了两个决议[80]，规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决定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三中全会以后，提出职工工资，开辟了相当规模的多种多样的就业门路，去年一年就安排了社会待业人员七百万人以上，今年还要继续安排。同时，加强了轻纺工业，缩短了基本建设战线，实行了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财政体制在逐步改变，其他体制也决定了逐步改变的试行办法。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今后还要继续调整，还要继续改革。但是应该说，我们在经济方面，这三年，特别是近一年来，成绩是巨大的。我们看看农村。我们这个国家的特点，现在还是百分之八十的人在农村。现在全国绝大部分农村面貌一新，农民心情相当舒畅。这不是我们党的政策、国家的政策在发生作用吗？城市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特别是物价方面有些混乱，但是大多数工厂企业的生产秩序有了很大的进步，人民生活由于工资调整、就业增加、住房增加，也开始逐步有所改善。以上这些，都是我们做了大量工作的结果。

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其中包括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民主管理，发展专业化和协作，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104]，先进技术和中等技术相结合，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等等。我们付了学费，也吃了一些亏，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正在积累本领，而且已经开始取得效果。现在需要总结经验，搞快一点、好一点，需要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则，需要制订长远规划。这些都是大事，我们不能急躁，也不能耽误时间。中央希望经济战线上做实际工作和做理论工作的同志，和衷共济，通力协作，取长补短，调查研究，反复讨论，少说空话，年内共同拿出几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拿出一个长远规划来，提给中央。

就外交方面来说，这三年期间，我们实现了中美建交，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76]，对日美两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华国锋[23]同志访问了朝鲜、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访问了欧洲四国；李先念[84]同志和我访问了亚洲、非洲一些国家；还有大量各种级别的外事访问，去了五大洲的几十个国家。我们的副总理差不多都出去过，副委员长好多都出去过。这三年，特别是去年一年，我们外事出访空前多，外国领导人员来访也几乎每月不断。这些活动，奠定了我国外交上的新格局，使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了比较好的国际条件，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也扩大了阵容。我们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继续增强。对越自卫还击战[81]，在军事上、政治上都得到了胜利，不仅对于稳定东南亚局势，而且对于国际反霸斗争，已经起了重大的作用，将来还会起作用。

我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大致谈了这三年、特别是三中全会以后的一年，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应该看到我们的成绩。应该看到，我们用了三年的时间，在各个领域，在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方面，在国际事务方面，为进入八十年代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总之，我们进入八十年代的形势是好的。我们从各个方面准备了胜利前进的阵地。我们是满怀信心进入八十年代的。对于国内的形势和四个现代化的前途抱怀疑态度，是完全错误、没有根据的。当然，因为林彪、“四人帮”十年横行，一部分群众受害中毒，也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教育不够，他们对许多情况不了解，以至有些人一时对党和社会主义有某些失望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有耐心、有信心，逐步去改变他们的精神状态。但是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有充分的觉悟，在根本问题上毫不动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去团结、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使大家都充满信心地进入八十年代。

第二部分，讲讲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或者说必须具备的四个前提。

这个讲法是在政协提出来的，大家觉得这样讲法还可以。这四个问题是：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当然，这四条不能包括一切，但是它大体概括了我们主要应该做些什么事，指出了当前努力的方向。

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

这条路线我们已经制定出来了。叶剑英同志的国庆讲话，这样表述我们的这个总任务，或者叫总路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我们现在的总路线。这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总路线还不是最大的政治？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如果发生大规模战争，要打仗，只好停一停了。除了发生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按照这条路线专心致志地、始终如一地干下去。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如果过去没有“左”的干扰，没有一九五八年的波折[77]，尤其是没有文化大革命，不要说像我们现在这样吸收世界先进经验，不要说好多的雄心壮志，只要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干，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一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的生活一定有了较大的改善。拿钢来说，平平稳稳地发展，起码也可以生产五千万吨到六千万吨，而且合用。我们现在有很好的国际条件，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真正做到同心同德，坚决地按照中央制定的政治路线走下去，可以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是很有希望的。

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油运和其他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今年的计划好了一些，但要根本扭转这种状况，还要经过很大努力。除了这些比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比例，就是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甚至有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在这方面也比我们重视得多。印度在教育方面花的钱就比我们多。像埃及这样的国家，人口只有四千万，按人口平均计算，他们的教育方面花的钱，也比我们多几倍。总之，我们非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不可。今年因为财政困难，只能首先照顾到重点，但是，从明年、至迟从后年开始，无论如何要逐年加重这方面，否则现代化就化不了。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过去二十多年，我们这方面的教训太沉痛了。

现在，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人怀疑社会主义制度，说什么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这种思想一定要大力纠正。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但不管怎么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证明，不过还要证明得更多更好更有力。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要取得这样的成果，就必须坚定不移地、毫不动摇地始终贯彻执行我们的政治路线。

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来搞建设。过去二十多年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去年一年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现在我们有了、或者说基本上有了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之不易，现在还很不巩固，还有来自不同方面的不安定因素。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同志，一定要共同负起责任，维护、保障和发展这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要安定团结，也要生动活泼。生动活泼也来之不易，但它是随着安定团结发展起来的。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下，这两者是统一的，从根本上说，它们没有矛盾，也不应该有矛盾。如果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竟然发生了矛盾怎么办？那就一定要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现在，我们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思想有点混乱，好像把我们吃过的苦头忘记了。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仍然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一次运动耽误多少事情，伤害多少人。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果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一切都不可能，连生动活泼也不可能。

现在有一些社会思潮，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中的思潮，需要认真注意。例如去年“西单墙”[93]的许多东西，能叫它生动活泼？如果让它漫无限制地搞下去，会出现什么事情？世界上的例子有的是，中国的例子也有的是。不要以为这样搞就不会出乱子，可以掉以轻心。少数人可以破坏我们的大事业。所以生动活泼和安定团结如果发生矛盾，只有在不妨碍安定团结的条件下实现生动活泼，才能让大家有秩序地前进。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动乱不能前进，只能后退，要有秩序才能前进。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说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包括民主、“双百”方针等等，统统谈不上。过去我们已经吃了十来年的苦头，再乱，人民吃不消，人民也不答应。反之，我们在社会主义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就一定能够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可能实现的一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要求。

我们已经说过，现在还有不安定的因素。“四人帮”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残余还存在。我们不能低估这些残余的能量，否则就要犯错误。派性分子还存在。新生的打砸抢分子也有的是。还有各种流氓集团、刑事犯罪分子。还有同外国势力和台湾特务机关联系进行地下活动的反革命分子。还有公然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所谓“民主派”，以及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对这些人也不能低估。他们那个旗帜是相当鲜明的。尽管有时也说拥护毛主席，拥护共产党，实质上是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这批人，其真实思想就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大陆不如台湾。当然，他们也并不了解什么是资本主义，台湾的真情实况如何，不少人是误入歧途的，需要教育挽救。但是对这些所谓“民主派”的总的倾向和真正目的是什么，一定要认识清楚，不要天真。还有破坏社会秩序的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分子等等。这些都是不安定的因素。尽管这几种人的性质不同，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纠合在一起，成为一股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这种情况去年就发生过，今后还可能发生。有人说，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了，怎么还会有阶级斗争？现在我们看到，这两方面都是客观事实。目前我们同各种反革命分子、严重破坏分子、严重犯罪分子、严重犯罪集团的斗争，虽然不都是阶级斗争，但是包含阶级斗争。当然，我们必须坚决划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界限，对于绝大多数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应该采取教育的办法，凡能教育的都要教育，但是不能教育或教育无效的时候，就应该对各种罪犯坚决采取法律措施，不能手软。现在还有少数地方、少数同志对这些人手软。一部分地方对这些人采取措施很不得力，下不了手。容忍这些人，容忍这些“四人帮”残余、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人民对我们很不满意。我们最近采取了一些措施，对犯罪分子打击了一下，但还只是初步收效，还要对各种犯罪分子继续坚决打击，努力保障和巩固健全的、安定的社会秩序。我们要学会使用和用好法律武器。对违法犯罪分子手软，只能危害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危害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在这场反对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中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绝不允许宣传什么包括反革命分子在内的言论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绝不允许任何人背着党同这些人发生联系。这里所说的，是指对他们抱同情态度的那种联系，至于有的同志是为做他们的工作才去发生的联系，当然不在此列。对他们抱同情态度的那种联系，的确是有的。举例说，有些秘密刊物印得那么漂亮，哪儿来的纸？哪个印刷厂印的？他们那些人总没有印刷厂吧。印这些东西的印刷厂里边有没有共产党员？支持那些人活动的有一些就是共产党员，甚至于还是不小的干部。对这些党员要讲清楚，他们的立场是非常错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立即彻底改正，就必须受到党的纪律处分。总之，在对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作斗争的问题上，各级党组织直到每个支部的态度都要十分坚定，不能有任何游移不定、含糊不清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