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检验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是要还原历史真相的，是要把头足倒立的事物再颠倒过来，因而，“真理标准”讨论是一场需要巨大思想勇气的思想解放运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下称“《实》文”）的发表及其引起的全民大讨论，至今己经整整30年了。这场大讨论，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为什么要解放思想？耀邦同志当时就已经意识到，“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今天的人们回顾这段历史，尽可从各个角度、各个层面作出分析、总结。本文仅想就这篇文章发表前夕耀邦同志为之作出的思想准备、他当时的思想轨迹和他的理论品格作一介绍。

理论品格强烈影响社会效果

人有品格，理论和思想也有品格。我们可以借用“文如其人”一语，说明二者的一致性。历史唯物主义品格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理论联系实际。

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的时期，能否理论联系实际，一般地取决于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但是，在党内民主生活非正常时期，则首先取决于人们的思想勇气，即要“敢”字当头，无私无畏，彻底抛开个人利益，为真理而斗争。至于说到发展理论、理论创新，则是更高层次的精神理性活动了。

我国是一个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国家，因而，很多关于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常识、原理，大家都有基本概念。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这样特殊又特殊的年代，面对种种践踏共和国宪法和党章党规的行为，面对广大群众遭受的种种封建愚昧的法西斯暴行，你还能说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社会主义者信奉的那些基本的常识、原理吗？即便有人说出这些，那他也会引来迫害，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如果正义、真理都可自由主张、传播，人人都有民主权利捍卫社会中的常理、伦常，那么，彭罗陆杨、刘邓为何会在一夜之间被打倒？为何文化界、学术界、科技界那么多的国内外著名的学界领袖人物、专家学者的著作被诬为“毒草”，或付之一炬，或送往纸厂化浆？为何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同志要采用一种特殊的手段打倒“四人帮”？那是一个无法可依、无理可讲的年代，真理的种子只能深埋在人们的良知之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本来不应该是个新问题。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论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列宁同唯心论、不可知论斗争的一面光辉旗帜，更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中一块重要基石。就是不那么正确的批苏“九评”中的“第五评”，也有这么一句话：“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然，说了这句话并不表明我们就掌握了真理。苏联是怎样走过了几十年的实践之路，我党当时对此也并未认识清楚。

十年“文革”把这一唯物主义的原理糟蹋得不成样子，什么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等明显违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话甚嚣尘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毛泽东同志对此都予以默认。打倒“四人帮”以后，我国的政治气候有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文革”理论仍然统治着人们的头脑。我党的主导思想不思更张改革，反而于1977年2月明确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78年5月11日，中央党校、《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虽然文章在字面上没有一句话提到“两个凡是”，但是，对于该文的拥护者和反对者来说，此文联系的实际就是“两个凡是”。只不过拥护者赞成联系实际以破“两个凡是”，反对者则反对联系实际，以保“两个凡是”。所以，反对者才能说出该文是“砍旗”，是“怀疑一切”，是破坏“安定团结”，甚至说出难道毛主席的话“句句都不是真理才对吗”这样荒唐的话。

还是“《实》文”说得好——“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必须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观世界联系起来的特性，否则就无法检验。”文章把“真理标准”和“两个凡是”联系起来，引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激荡，冲破了“两个凡是”的禁区，解放了思想。14年后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联系了改革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他明确指出：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谁不改革谁下台。谈话同样引起了人们思想的强烈反响，为最终打碎计划经济体制的牢笼提供了思想武器。

在一定条件下，两次思想解放，都凸显了理论工作的第一品格，即敢于、勇于联系实际，而亿万群众的现实生活又和理论所联系的实际问题相吻合，所以就能激发巨大的群众共鸣，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就“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本质而言，它是我国社会各种力量相互作用、改革力量不断壮大、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这里着重说明的耀邦同志在开展这一大讨论前夕的准备工作，特别是他在中央党校期间所做的工作，则无疑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耀邦同志在“《实》文”发表前做的准备工作

1977年1月1日、2日，这是打倒“四人帮”后的新年第一春，耀邦同志的心情并不好。他对团中央干部严如平说：

现在的问题是，只要是毛主席说过话的，点过头的，画过圈的，都要一切照办，都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继续“批邓”，继续“文化大革命”那一套。……与其去做违心事，不如在家抱儿孙吧！

耀邦同志表达的这种不满和担忧，代表了党内一种越来越大的思想涌流，不期而遇地与2月7日党报党刊“两个凡是”的思想潮流相撞。他是在两个潮流的碰撞处，驾着一叶小舟驶进中央党校就职的。

谁料刚到中央党校，他就想来一个翻天覆地，要把林彪、“四人帮”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他没有丝毫犹豫。3月28日，他就开展读书活动对学校教员说：

这次读书必须有针对性，针对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我们再把它颠倒过来。……抓住被他们颠倒了的几个根本问题，和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照，马克思主义是怎么说的，四人帮是怎么颠倒的，这样，战斗性、思想性就强了。

这种“颠倒了的东西”，他说，包括“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要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搞”。

要把颠倒的是非再颠倒过来，是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的，因为“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虽被打倒，但发动文革的理论仍然在党的意识形态中起着支配作用，“两个凡是”又强化了这种作用。耀邦同志好像对此环境浑然不顾，在5月中旬召开的一次党校教学会议上，他语惊四座地说：

现在北京有一个政治漩涡。你们敢不敢进这个漩涡？我是想进的。我准备办三个刊物，一个叫《理论研究动态》或叫《理论动态》，一个叫《中央党校校刊》，第三个是《中央党校简报》，这三个刊物都由我亲自抓。

通过这三个刊物，耀邦同志究竟要抓什么问题呢？他在5月底至6月初这一期间，清晰地形成了如下观点：

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进行自由竞争呢？

当年的8月12日至18日，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耀邦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他对套在广大干部群众身上的组织枷锁发表意见，并指导中央党校教员杨逢春、叶杨、陈钟撰写我党干部路线急需拨乱反正的文章。这是1977年内耀邦同志在思想宣传领域中联系的最大、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实际问题。他提议，组织个写作班子，文章题目就是“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并说：

这些年为什么求神拜佛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得理，不得不诉之于神”嘛！这是顾炎武说的。做梦也没想到，我们立志改天换地的共产党人，竟也会像历代封建统治者那样，制造出大量的让人有冤无处申的冤假错案！现在要真正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文化大革命”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那个时候，上至国家主席，下到普通家庭，有无数的冤魂等待昭雪，遍地的冤狱等待平反，整个国家、民族的生活都处在一种“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的悲惨状态。对杨逢春等人的文稿，耀邦同志修改了17次，并得到胡绩伟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文章最终于1977年10月7日在《人民日报》刊登。报社一个月收到1万多封来信来电，文章作者两个月内收到的电报、信件可装满两麻袋。10月12日，耀邦同志评论这篇文章，作了这样的概括：

这篇东西的优点，最大的特点，就是敢于接触实际，……就是敢于接触几千万人的问题。我们党的干部几千万人。还是恢复到叶帅讲的，理论越敢接触实际，就越彻底，越能掌握群众，越能变成物质力量。……这篇文章接触了一个很大的实际问题，给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做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心安理得的。

这篇文章也是一篇思想解放的鸿文，并在亿万群众的心灵上开启了正视是非善恶的良知之门。陈云同志一段话说得好：刘少奇同志是人不是鬼，毛泽东主席是人不是神。而“反右”斗争、十年“文革”、多次政治运动形成的“人鬼情未了”的历史，此后才开始获得正义的申张。

耀邦同志在党校工作，党中央还有一项重要工作交给他，就是编写一本党史教材。在1977年9月21日、22日举行的中央党校有关会议上，他说：

叶帅曾找我谈过，希望几年内能搞出一本党史教材。我曾找过小平同志，请他挂帅，写党史。小平同志说，他不挂帅，让党校先搞。

为此，耀邦同志向党校提出两项要求，依此原则编写党史教材：

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编写党史教材的工作紧张进行。10月9日，叶帅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讲话，他说：理论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如果理论不能指导实际，不受实际检验，那算什么理论！决不能把理论同空谈吹牛甚至撒谎混为一谈。

这是党的最高领导层成员在公开场合中第一次提到“真理标准”的问题。他的讲话使党校学员对实践论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理论要受实践检验的观点，又受到一次新的启蒙教育。其中的有心人，则抓住叶帅讲话的核心，或以此指导党史研究，如冯文彬；或撰写文章见诸报刊，如邵华泽。

得到叶剑英、邓小平支持以后，耀邦同志思想更加明确了。这一年，他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在年尾的12月10日，他召集有关会议，讨论党史教学问题。他在会上发言：

评价“文化大革命”，要看实际结果，要由实践检验，而不能依靠哪个文件、哪个人的讲话。要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而不能断章取义，依据片言只语。……搞一个研究讨论九、十、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要，搞这么一个文件。

历史进入1978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新纪元的第一年。这年的1月18日，中央党校完成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草稿）》，明确提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由实践的结果来证明。……今天，我们已经有条件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辨明这几次路线斗争的是非，把扭曲的历史真相恢复过来。

这时，耀邦同志的思想又取得一次质的飞跃。半年之前，他还主张，以“完整准确的毛泽东思想”和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即二元论的标准思想来编写党史教材。现在，他已经成为一位彻底的实践标准一元论者。这既是他尊重事实、勤于学习、理论联系实际、联系“文革”、联系党内矛盾、联系群众、独立思考的理论品格的成果，又是他在中央党校广泛接触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的成果。

“《实》文”使“特约评论员文章”这一形式载入新闻、理论史册。1977年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的工作，引起全国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注，这份刊物也和我国各主要媒体建立了彼此极为信任的关系。当《人民日报》要转载《理论动态》题为“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的文章时，《人民日报》的领导人询问耀邦同志如何署名。他于1977年12月底的一天回答：

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

1978年2月19日，由耀邦同志审阅的《老干部的光荣责任》一文，第一次署名“特约评论员”，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这年的5月6日，耀邦同志召集《理论动态》组开会，大家又仔细审阅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稿。耀邦同志对大家说：“我认为可以了。”同时提出两点修改意见。5月10日，这篇文章在《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刊出。

“《实》文”从内容到标题都注入了“唯一标准”的价值判断。这是党校《理论动态》组的吴江、孙长江等同志对他思想的启发，耀邦同志虚心接受了他们的意见。

“《实》文”不但是针对“两个凡是”而发的，也是要对毛泽东晚年思想、“文革”理论、党的若干次“路线斗争”、历次政治运动遗留的众多案件提起社会实践检验。这种检验是无情的，也是公正的，是要还原历史真相的，是要把头足倒立的事物再颠倒过来，因而它是一场需要巨大思想勇气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我们说理论联系实际，勇于、敢于联系实际，才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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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理论务虚会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和反复，哪有此番“真理标准”讨论再补课？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常出现“皇帝的新衣”那种故事，反复上演“指鹿为马”那样的闹剧，那么，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一定是生活在迷信、愚昧、思想专制统治之中。在1978年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取得了重大胜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主题报告就生动说明了这一点。

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43页）

谁料三四个月后，社会上的舆论又出现“倒春寒”，批评、攻击三中全会和思想解放的声音又再次抬头。一些地方刮起的一股股“左”风，竟然还左右了当地的舆论。如1979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头条位置转载了《辽宁日报》一篇题为“莫把开头当‘过头’”的报道，支持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但当作者范敬宜一听该文公开发表，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他竟脑袋“嗡”的一下，第一个反应就是“又闯祸了”！

时隔20年后，作者介绍了他当时的思想状态：1979年3、4月间，情况突然变化，社会上出现一股冷风，传说什么“三中全会的政策过头了”，“现在农村中资本主义泛滥了”，“辛辛苦苦2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把农村状况描写得一团漆黑。特别是4月间（注：疑为３月间）《人民日报》在一版头条发表一篇署名文章之后，否定三中全会路线的声浪更是甚嚣尘上。《辽宁日报》社每天收到的来稿，大量是反映如何“反击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阵地”之类的报道。……如果三中全会的路线、政策真是“过了头”，报纸今后如何继续宣传三中全会精神？（《新闻战线》1999年第10期）

范敬宜同志长期在新闻领域工作，先后担任过《经济日报》和《人民日报》总编辑。三中全会开过之后，他本应更加意气风发地报道我国出现的各种新生事物，却有如此之重的思想压力，这一事实不能不引起后人的注意和思考。

在历史重大转折关头，在党的路线方针重新定向的时期，耀邦同志的心情非常不平静。他深感当前的任务极重，工作压力很大。他那时已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宣部部长，他必须综合研究很多问题，已不能像在某一具体部门工作时那样考虑问题了。1979年6月15日，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对当时不符合三中全会思想解放路线的消极言论有所批评：

我们党内有个非常坏的习惯和风气，中央文件也不好好看，报纸更不好好看，就是刮风。今天刮这个风，明天刮那个风。最近一些地方和个人刮风相当厉害。有人传说三中全会是“放”、“偏右”，三月份以后要“收”了，要反“右”了，形势不好，要下马了。

第二天，他在中央党校一次会议上如实道出了自己内心的激烈矛盾。他说：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我的事情比较多，我已经向中央提出了建议，减少我一点兼职，不是说自己在偷懒，而是怕办不好。事情办不好，我们也是很痛苦的，办不好我们心里也是感到很耻辱。我们的心思有时候不一定在讲台上讲，甚至我们也不采取那么一个办法，告诉自己的秘书和子女。最要紧的还是抓紧自己的学习，还是抓紧自己的工作，还是把自己的精神境界提得高一点。这是最对得起党的，对得起家庭的，也是最对得起自己的。

耀邦同志这段表白，是敞开胸襟无意中的自然述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和情感呢？我认为，随着职务地位的变化，在他真诚执著的本性中多了一份忧患苍劲的思考，在热情奔放的性格中添了一份孤独的心绪。这种心境一直伴随他，直到去世。这是我在1983年以后，才逐渐感受到的。很多人说他是一个热情澎湃、易动感情的性情中人，非常对，但他苍劲孤独的一面，很少有人察觉，这算是我观察到的一点秘密吧。

广大读者兴许要问：党的三中全会之后，为何会产生这种舆论上的逆转呢？这还要从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那次理论工作务虚会谈起。

理论工作务虚会

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最早是叶剑英同志在1978年9月提出的建议。这是因为，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虽然党内正确意见已占上风，但持反对意见的同志仍然不乏其人，有的同志还在党内居于高位。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历史的进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三中全会以后，理论工作务虚会之前，“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如山的种种党内问题、社会问题，集中爆发出来。1979年元旦前后，西双版纳农场7万知青罢工，要求返城，数千人下跪请愿，群体卧轨。边疆出事，震惊了中南海。全国知青又何尝不是如此？其情可哀，其怒难平。

这年的1月，我在上海出差。一天晚上，亲眼看到人民广场上人山人海，绝大多数都是从新疆、云南、黑龙江、江西、安徽返城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他们呼喊“回城过春节”、“回城参加四化”的口号，我呆呆站在那里，默默在问：这如何是好，如何解决？在全国“中心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也发生了示威游行。

据1979年年初的统计，中纪委成立不久便已收到群众来信三麻袋，中组部每月收信1万多封，中央每月收信6万多封，上访常住人口4000多人……这些群众上访、来信，如同大江大河刚刚形成的洪峰，水位只涨不退，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冲击党政机关，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等问题。当然，极个别违反法律的事件也时有发生。

对党中央来说，处理这些问题确实是个新的重大考验。谁也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但这种事情绝大多数确实又是多年来极“左”路线造成的，党和政府能不管吗？能不纠正自己错误路线造成的影响吗？如果不问不管，麻木不仁，还叫实事求是、对人民负责吗？1956年和第二年上半年，我国很多地方发生过工人、农民、学生等群众“闹事”的问题。毛主席曾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对此进行分析。但在他有生之年，一直没有真正处理好带有普遍性质的这类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包括如何对待所谓群众“闹事”的问题，反而发起大规模的“反右”斗争。“文革”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其指导思想是发动群众通过造反、闹事、以“大民主”的方式解决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等问题和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这些现象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的紧迫性，即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党的领导责任和服务宗旨如何统一？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革命时期相比，一个根本的变化，就是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必须尽快学会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学会如何利用政权为人民的利益服务，如何推动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如何用民主法治的办法让人们互相服务，全面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共产党的领导权当然不能放弃，但在相当程度上来说，领导就是服务，不为人民服务就没有领导权，服务也是领导。

如何看待三中全会之后突然爆发的这些社会问题，党内个别同志相当敏感，反应相当激烈，有人认为：三中全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或引起一种趋势，就是对毛主席全盘否定的倾向，或否定的情绪，这种倾向、情绪、趋势远远超过了分析毛主席一生的错误和缺点……现在的情况很多和1957年初相似。那时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教条主义，结果出现了另一种倾向。对于另一种倾向，我们要考虑到。现在的形势比1957年初复杂得多。

在1979年1月3日召开的中宣部例会上，耀邦同志针对这种认识，即刻明确指出：

现在形势很好，不要对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

他接着传达了华国锋同志的意见：“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要“避免出现1957年那种反复，千万防止‘翻烧饼’。”

1月11日，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耀邦同志对这种社会现象又作了进一步分析：

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为建国几十年来所未有。此外，还有我们主观上、工作上的问题。干部、党员、工人、农民的合理要求，如冤、错案的平反昭雪没有得到解决。中央规定的政策还没有在他们身上落实。这些人的正当要求，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必须看到这两个方面。

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当天，我记录了我与父亲的一次谈话：

乘14次列车回到家中，父亲午睡已醒，还未下床时，我即找他谈了上海顶替之事，滕谷生之事，温州市面问题。父亲谈了他最近几次讲话的一个内容，就是现在社会上，尤其是年轻人似乎有民主个人主义者的发展趋向，表现为离开宪法要求自由、民主；离开发展生产要求提高生活；离开整体利益要求个人利益；离开马列主义要求解放思想。他说他只要求把问题讲清楚，根本不要再为此抓人，点名批判。

——1979年1月18日笔者《日记》

改革开放以来，父亲愿意向子女们询问一些社会上的情况，也愿意和子女们讨论一些政治观点和社会问题。但有关他的具体工作、“党内消息”则不会告诉子女，我们也从不多问。他之所以给我讲这些话，我之所以记录得还算认真，是因为我体会了他的用意：既怕子女们不谨慎、捅乱子，又想表明他的一种思想态度吧。

理论务虚会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开得完全成功，使人人满意，殊非易事。

但是，在这次会议上，理论界的同志们还是在解放思想、“真理标准”的旗帜下进行了深入有益的探索，例如，如何评价“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领导干部终身制、国际共运的“反修大论战”等问题。敬畏毛泽东同志为神的种种禁区、禁令开始被打破，更有意义的是，这次会议反映了我党、我国人民重新思考我们祖国过去走过道路的经验及教训是什么、今后应该怎样走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道路。会议力图为因“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时期的改革开放，探讨和提供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会议提出很多问题、观点和建议.近3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解决这些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时代的要求，意义重大。

这里不能不提到苏绍智和冯兰瑞在1979年2月6日的联合发言——《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发言者开门见山：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是一个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过去也是一个禁区。发言者指出，自上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我党在意识形态中就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直至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之前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都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此阶级、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发言者认为，这一论断缺乏依据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实践向我们提出划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问题。如何划分呢？发言者提到：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1）“过渡时期”。（2）不发达的社会主义。Ⅱ、发达的社会主义。Ⅲ、共产主义。……

发言者认为，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发言最后严肃指出：把发达社会主义才应该做的事，拿到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来做，就会发生过早地消灭个体经济、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想要取消按劳分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甚至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

胡德平：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胡耀邦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