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包产到户，不出五年就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为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最低限度的物质前提，称之“伟大”，有何不可？

农村改革一晃已经30年了。中国发生了太多出人意料、超乎想象的大变化，走上了有自己特色的和平发展之路，举世刮目相看。改革初期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还常在我脑海中闪现，难以忘怀。时间隔得越久，越能咀嚼出其中深邃的思想意蕴，感受到中国改革和发展道路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老大难”安徽出了“省委六条”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又从安徽开始。”这句话尽管没有收入“邓选”，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不同场合不止一次强调过。为什么他要这样说呢？

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上世纪50年代受“左”的思潮折腾比邻省更甚，接着的“三年困难时期”问题也比邻省更严重，饥饿、死亡的人数更惊人。以唱凤阳花鼓乞讨的逃荒者在长江、淮河、黄河沿岸城乡不断出现。当时省委领导人曾希圣采取一种“责任田”的办法，扭转了局面。“责任田”其实就是1956年在浙江温州、其后在四川江津出现过的“包产到户”；不同的是，这次由于省委出面试点并请示中央推广，范围更大，声势更壮，效果也更显著，农民尝到了甜头，普遍热烈拥护。

不料，1962年秋北戴河会议突然“重提阶级斗争”，“责任田”被指责为“复辟资本主义”。曾希圣被调离，安徽从省到基层的各级党政领导，几乎全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受到撤职或其他处分。接下来是“四清”和“文革”十年动乱。安徽的乱因为有此背景，自然不亚于任何省份。特别是当时省的“支左”领导人（也是党政一把手）热衷于“普及大寨县”。

大寨本来是一个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展山区农业的好榜样，但“文革”中“极左”思潮泛滥，大寨被人为地拔高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强调的不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发展生产，而是“大批判开路”、“取消自留地”、“穷过渡”等“极左”的一套。学大寨升级为“大寨县”运动，“左”的扭曲加剧。而安徽这位支左领导人还争取要使安徽成为“大寨省”。因此，这个贫穷、落后的省份局势变得更加复杂、混乱，成为一个“老大难”省。

1975年，邓小平二次复出，“以三项指标为纲”，搞治理整顿，点将要万里当铁道部部长。万里不负所望，雷厉风行实现了“铁路安全正点万里行”。不料没过多久，邓小平被“四人帮”诬为“天安门事件”的后台，重新打倒，万里也作为邓的“黑干将”被打倒了。

1976年是大悲大喜的一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领导人先后逝世，7月唐山大地震。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局势好转。此后不太久，万里被解放出来。1977年夏，他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临行，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邓小平这时处于半解放状态，已经可以自由行动，但尚未公开露面。

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小平向当时中央的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没有去湖北而到了安徽。万里行前请示中央，一到任就以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的名义，发布一道命令：“支左”任务已胜利完成，全省各地各机关三日内一律欢送军代表回军营，要敲锣打鼓，不得留难，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交省委，统一转送军区处理。

这一斩乱麻的快刀遏制了纠缠不休的派性纠纷，迅速恢复、建立了起码的正常秩序。万里同省里二、三把手商量好工作部署，自己先下去作调查研究。抗日战争中，万里在晋鲁豫边平原打游击，对农村是很熟悉的，但进城后一直在城建、工业部门，没多接触农村工作。他下决心重新认识农村，从头做起。

安徽农村给他最突出的印象不是贫穷、饥饿，就是饥饿、贫穷，他越看越感到不安和内疚：“我们是靠农村起家的，农民是我们的父母，进了城就忘了娘了！”三个月调查研究的结果是，起草了一个省委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经过上上下下反复征求意见、修改和宣传、解释，这个文件逐渐为干部群众所认可。许多农民，特别是干部，开头疑惑很大：“六条”说“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么，“纲”还要不要呢？不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吗？

经过“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反对的声音逐渐减弱。而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是关于联产计酬的问题。“省委六条”突破“三级核算，队为基础”的老框框，吸收一些地方群众的创造，允许生产队下分作业组，以组包产，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简称“联产计酬”。

广大农民认为“大锅饭”变小了，手脚也松了松绑，对此特别高兴。一些思想保守的领导干部和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则强烈反对，质问“到底是三级核算还是四级核算？”这些议论反映到万里那里，他反问道：“为什么一定要三级而不能是四级呢？照我看，五级才更好哩！核算到户，家家户户精打细算，生产一定能发展得更好！”

“省委六条”是突破老框框的产物，但又留有老框框的痕迹。后来，省委根据实践的发展和农民的意愿加以修改，“学大寨”的内容被删去了，增加了要尊重农民的选择。“省委六条”为农民家喻户晓，全省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蓬勃生机和活力。1978年秋，《人民日报》发表了记者姚力文的专访“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并配评论，赞扬安徽省敢于突破的改革精神。

可以说，责任制1978年在安徽大显身手，农民喜欢责任制，还悄悄地说：“队不如组，组不如户，不包产到户止不住。”其实，他们也知道，中央不许包产到户，但还是忍不住私下里要说。

静悄悄改革唱的好戏

1978年年底举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会议毅然决定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方针，还通过了一个加快农业发展的文件（草案），批判了左的错误，采取了25条增产措施，并明确指出：“一切政策是否符合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就是要看它能否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可惜留了一条左的“大尾巴”：“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两个“不许”成为人们头上的“紧箍”，压抑了农民正在萌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安徽肥西县山南公社在借田抗旱中悄悄搞了包产到户。消息传到合肥，省直机关有些人强烈反对，指责此举违反中央文件，省委的方向、路线出了问题。万里强调，要理解整个文件的精神实质，关键在于调动群众积极性。他派人调查，开常委会作专题讨论，决定把山南作为试点，向中央请示备案，采取看一看的方针：“不纠正，不宣传，不推广。”

1979年夏，邓小平第一次游黄山。他不是一个喜欢游山玩水的人，改革开放的方针很得人心，他很高兴。但是，中央确定改革的重点是扩大城市国营企业的自主权，不料这个计划经济最顽固的堡垒，扩来扩去总扩不动。倒是听说安徽这个“老大难”有一些转机，从未上过黄山的邓小平便到了安徽。

上黄山那几天，他一直兴致勃勃，对黄山赞美备至。下山到南京，军区首长要向他汇报，他抢着说：“你们先不要汇报，先听我给你们说说黄山。你们每个人都应该上黄山看看。不登黄山不知祖国山河之壮美雄奇，不知我们祖国的伟大。”我想，邓小平身在黄山，心系天下，他当时的心态可能同农村形势逐渐显露的变化有关。

许多年后，黄山市委（当时的地委）找出一份老档案，是那次邓小平和地委几位负责人座谈的原始记录。这位“总设计师”多次插话，给他们出主意，要从当地实际出发，多发展林木茶竹特产；要搞旅游，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还说黄山美丽富饶，老百姓却这么穷，应该先富起来。“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初的版本，据说便是这份记录。中国发展到今天，“先富起来”似不宜继续强调，但我们的路是这么走过来的，这句话在改革发展中发挥的重要推动作用是不能忘记的。

现在回头来看，安徽“省委六条”可说是在一个省范围内的拨乱反正。六条的实施是一种有风险的开拓性工作，是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正好作为整个改革的突破口。邓小平很重视这一点，正像他后来对广东说的：“中央没有什么可以给你们，你们要自己杀开一条血路！”那么，他不止一次强调中国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改革从安徽开始，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我是1979年春夏之交被调往安徽省委任副秘书长的，任务主要是协助万里做些调查研究，为省委起草有关文件，时间比较机动。我先到省里各地跑了一圈，熟悉一下情况。在此之前，我长期在山西工作。山西是大寨所在地，粉碎“四人帮”后，省委仍然坚持学大寨。对真理标准的讨论不大重视，思想上比较沉闷，农村更是死气沉沉。相比之下，安徽尽管贫穷、饥饿，却有了生机和活力。我写了一些见闻，以“特约记者”名义送《人民日报》发表，题目是“喜悦的希望”。

农民为什么如此喜欢包到组，对这个问题，我若明若暗，想再探一下究竟。于是，我去了改革气氛比较活跃的滁州地区，先到长江边上的全椒县。这个县有个老观陈大队，是个著名的先进大队。当时宣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先进大队大约占20%，其实未必有那么多。其中不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农田基本建设追求形式，作表面文章，国家投资不小，生产并没真正搞上去，群众得实惠很少。

老观陈不是这样，1970年贯彻“农业六十条”（《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时，就纠正了“大呼隆”，对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的责任制，即包产量、包工分、包费用，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粮食产量年年上升。到1978年，当年向国家交售的粮食等于征购任务的3.9倍。还有粮食加工厂、轧花厂、油坊等队办企业，社员人均收入230.65元，高出全省全国平均水平一大截子，看电影、看病实行免费。

这个老先进的邻居南平大队的小圩生产队，是个著名的“老大难”。十年来，粮食总产量一直在15万斤左右徘徊。1978年却猛增到25万斤。为什么呢？过去“上地一窝蜂，干活大呼隆，计工闹哄哄”。现在实行联产计酬，包工、包产到两个作业组，两组之间你追我赶，互相竞赛，甚至出现了一股不超过老观陈誓不罢休的劲头。

老观陈那位老成持重的支书竟为此愁眉苦脸。他悄悄告诉我：“我们这里不少人也想分。”我去访问社员，确有些人思想有波动，他们一面留恋老观陈集体的家当多，一面又嫌一个队30多人，奖罚说不清，羡慕小圩包到组，五六户、七八户看得见、摸得着，效率高。“活没少干，粮没少打，戏没少看，集没少赶，多自由自在！”这件事对我有所触动。

来安县县委书记王亚美是个改革积极分子，很尊重农民自主的选择；形形色色的责任制花样不少，据说还有暗中包产到户的，只要增产增收，他就装聋作哑，不去干涉。我去后，他笑着说：“陪你去看看好戏！”说着就领我到了龙山公社中所大队的刘庄和小楼。这是两个相距不远的小村，正在苏皖两省交界线上，同江苏六合县为邻。只见省界那边田埂上用木棍支起的大字标语：“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复辟！”“坚决抵制安徽的包产风、单干风！”王亚美说：“早晚还有广播，说得更可笑。”

历史上习惯叫龙山这边为上江，六合那边为下江。上江穷下江富，上江闺女都是往下嫁，现在倒过来了。来安这边联产到组，粮食多了，日子越过越舒心。江苏那边死守集体经济，吃也难穿也难，上江闺女不愿嫁过去，下江闺女反倒嫁过来了。我到两三家看了看，那些下江姑娘都是欢天喜地地说联产计酬好。这件事对我也有触动。

凤阳县的责任制绝大多数是联产到组，他们自己称之为大包干。“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顺口溜当时已全县流行，不过，“自己”这时指的是“组”而不是“户”。凤阳的组分得比别的县更小，有的甚至只有三户：老子一户、儿子一户、女婿一户，和包产到户只差一层纸没有捅破了。一个青年农民眨眨眼睛悄悄对我说，组是自愿组合，分得小了，那些嘴馋手懒、多吃多占的干部都没人要，只有检讨错误，写保证书，才能当一名普通的组员。哦，原来如此。

我看了几个穷困村，农民家徒四壁，土坯墙，茅草屋顶，秸秆做门，屋内土炕占了大半，小桌也是土垒的，找不到一件木器，看了令人心酸。这对我的触动更大。此行走到小岗村附近而不知道，因为当时它没有“出世”。这个遗憾，三个月后就弥补了。

“双包”成为主流

1979年9月，中央召开了十一届四中全会。中央委托赵紫阳对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发展的文件草案作修改，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前面提过，三中全会的好文件留着一条左的“大尾巴”，就是“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赵紫阳在有限授权的条件下，在《决定》中把两个“不许”改为一个“不许”，一个“不要”，即“不许分田单干。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对包产到户口气比较缓和了，而且允许某些例外，开了一道小小的门缝。

别小看这道小小的门缝，正是它使完全不合法的包产到户变为可允许、可接受，从而能在实践中大显身手。

万里开完四中全会，回到合肥马上就开省委工作会议，研究如何使已见成效的改革得到巩固，继续发展。就在这个会上，凤阳县委书记、严格为小岗保密的陈庭元，才第一次向省委“坦白交待”，把一份书面材料交给万里。万里接着材料站在那里就看，也没有问话，一口气看完了。几天后刚散会，他就踏着残雪到小岗去看。

小岗被折腾得太穷了、太苦了，几乎都讨过饭，还有饿绝了户的。18户人才冒着坐牢的风险，黑夜在昏暗中的马灯下按手印，搞包干到户。这比包产到户更彻底，更贴近分田单干，表现了灾难深重的中国农民与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的决裂，追求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大无畏勇气。这同中国人从古老文明传统中继承下来的闯劲、韧劲、男子汉骨气，同革命战争年代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一脉相承。这是是改革开放之初发自社会底层的最强音！

果然悄悄搞了一年就翻身了，小岗的粮食人均和增幅为当年凤阳县之冠，也是全省之冠。小岗人兴高采烈地把花生往万里棉军大衣的口袋里塞，万里不要，一位老太太笑着说：“往年想给也没有！”小岗人要求让他们试上三年，万里回答：“我批准你们试五年！”小岗人说：“有人打官司要告我们。”万里回答：“这个官司我包打了！”小岗的出现，带有悲壮色彩和戏剧性效应。后来的改革发展进程证明，合称“双包”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后者省去了“小队核算”的手续，利益最直接，责任最明确，方法最简单，农民最欢迎，终于脱颖而出，上升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适合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农业经营管理体制——当然，它也还需要继续完善、提高，不过，这是后话了。

1980年，“双包”在全国各地都取得迅速的发展，也遇到强烈的抵制，形成全国性、群众性的大争论。连胡乔木、邓力群这样有影响的人物，也认为报刊宣传包产到户不宜过多，要掌握分寸。但邓小平不以为然。5月31日，他赞扬肥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当前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解放不够。这些话就是同他们两位谈话时讲的。

邓小平肯定“双包”的讲话对形势的发展影响极大，但是，坚决抵制的还是大有人在。胡耀邦深知，对此起关键作用的是各省的第一把手。他接受万里的建议，在九月召集他们开了一个专题座谈会。省委书记之间发生了激烈的“阳关道与独木桥”之争，会上双方相持不下，有人甚至摆出大义凛然的架势说：“决不让包产到户，我要保持社会主义的晚节！”当时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机智地避开“姓社姓资”的问题，为会议准备了一份材料，用许多生动事例证明，包产到户是解决温饱问题的最好方法。

当时正是“左祸”长期横行全国结束不久，哪个省的一把手敢夸口说自己省里没有温饱问题要解决呢？于是，各不相让的一把手们达成共识，一致通过了会议“纪要”（即中央1980年75号文件），指出“包产到户是贫困地区解决温饱问题的有效方法，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从此，一个“不要”又变成“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大可放心放手去试一试。曾列为“不许”、备受责难的包产到户昂首挺胸、高歌猛进，在全国性群众性的大争论奋勇争先，变为各种各样责任制的主流。

接着便是五个“1号文件”连续出台。这是80年代农村改革的高峰，一系列辉煌的亮点。

1982年初的“1号文件”总结了1981年实践经验，明确指出“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使之有了社会主义的身份和户籍，不许再予以歧视，从而推动改革大潮更加汹涌向前。

1983年第二个“1号文件”，把包干到户命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赞扬它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化理论在中国实践中的新发展。”这一年，全国包干到户达到90%以上。联产承包普遍推广之日，便是人民公社自行消亡之时。没过多久，虽然中央没发过文件，全国各地人民公社的牌子却陆续不见了。从两个“不许”到“伟大创造”，中国农民登上高峰，走出困境，来到宽阔的天地，走向光明的未来。“伟大创造”四个字令人十分兴奋，当时却未深思，只觉得多年来困扰上上下下一个“老大难”问题总算初步解决了。如今回首前前后后的往事，使人如同咀嚼橄榄，回味无穷。

1984年，粮食在连年增产后再获丰收，总产达8100多亿斤，人均800斤，接近世界人均水平。赵紫阳总理向联合国粮农组织通告，中国的温饱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这是个水平性数字，此后还会有起伏波动，但它无疑表明我国农业生产力已达到一定水平。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连温饱问题都长期解决不了，还有脸面说什么，有条件做什么呢？

一个包产到户，不出五年就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为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最低限度的物质前提，称之“伟大”，有何不可？

相信农民还会有伟大创造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特色，在于没有改变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只是通过经营方式渐进的温和的变革，引发农村经济陆续的、放射性的大发展，导致土地产权的部分改变。亿万农民压抑了多年的积极性、创造性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了。家庭有了剩余粮和其他产品的处置权，从而有了积累的功能，多种经营勃兴，专业户、小作坊、小商店不断涌现，带来整个农村商品经济的繁荣，带动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进而推动国营企业和城市经济的活跃，也为日后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原材料和市场，真是一着棋妙，满盘皆活。

土地所有权虽然名义上仍属集体，但是当今历史条件下农民承包的土地，不同于过去封建地主租给佃户的土地。农民掌握了经营的自主权，实际成了掌握土地使用权的主人，这就造成土地所有权的部分质变。承包期先定的是15年，后又延长为30年。土地所有权一天不彻底解决，承包期就得延长下去。

现在正尝试土地流转制度，但所有权怎么彻底解决呢？农民既然创造了包产到户，还想不出妥善的办法吗？可惜有人把农民的呼声当成耳旁风了。十七大提出创造条件让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这是使人耳目一新的说法，可惜迄今无法在亿万农民身上实现。现在，农民最大的财产就是承包的土地，如果土地承包权不能自由流动、转让，何来财产性收入呢？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质，是让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在集体经济内部，通过经营方式的变革，创造了一大批市场经济的细胞，承包的农民由普通的劳动力变为经营主体。新中国陷入“左”的误区，走了一大段弯路；所谓“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把市场经济成分消灭殆尽，形成物质的严重短缺、匮乏，哪能满足千百万人千差万别的需要呢？亿万承包土地的农民生产的何止是粮食，有什么需要就会有什么样的商品！一改革开放，小商品琳琅满目，短缺匮乏的局面顿然消失。

可以说，亿万承包农民都变成了市场经济的“急先锋”，应运而生的兼业户、专业户和小作坊、小商店、小工厂的小老板们，则是上世纪80年市场经济复苏时的第一批市场主体。他们成为现在活着的中国人最先受市场经济洗礼的一批人。这是一个巨大的存在，必然继续发展并引发一系列后续变化，使中国的经济改革不可逆转，从而大大促进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

道路总是曲折起伏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深蒂固，条条框框死而不僵。最初，报刊上只能看到“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准用“商品经济”这个概念，“市场经济”更是百分之百的资本主义。1984年，十二届三中会通过一个改革纲领式的决议，确认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概念，并指出“商品经济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不可逾越”。牢记这一点，就不怕有人开倒车。那场政治风波之后，不是有人对改革心灰意冷，视为畏途，也有人甚至声称“把私营企业捣个稀巴烂，让它断子绝孙”吗？否极泰来，新一轮改革热潮兴起，十四大报告不是又确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改革的总目标了吗？这就叫大势可趋，人心所向。有人逆潮流而动，不管本事多大，顶多不过使改革与发展的道路在一段时间内更艰巨些、更复杂些，但决不能挡住历史前进的脚步。

农村改革从酝酿到突破、到实现的全过程，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是人的解放，是人的思想解放，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当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解放了领导者的思想，也解放普通国民的思想。农民是中国人的绝大多数，农民的生存条件、思想状态决定了中国的盛衰兴亡，前途命运。封建时代的农民，受皇帝、官僚、地主的层层剥削和压迫，劳苦一生不得温饱，勤劳但是愚昧顺从，想不到自己救自己，只盼有个好皇帝、好清官，忍无可忍起来造反，也是打倒皇帝作皇帝，走不出循环往复的老圈子。

现在，时代变了，环境变了。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变聪明了，五个“1号文件”，领导尊重农民，学习农民实践的经验，概括上升为中央的政策，农民更聪明了。这是实事求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优良传统的恢复和发扬，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典范。可惜的是，由于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城乡二元结构盘根错节，权力侵入市场、扭曲市场，权钱交易严重扭曲了公平竞争，农民生产生活的实质性改变不大，国民待遇问题呼吁至今未能真正实现。“假大空”远未绝迹。国民经济虽然持续大幅度增长，但是城乡、地区、贫富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以来，新的“1号文件”又陆续出台了。十七大报告更把改革开放推上一个更高的新阶段，特别强调解放思想是中国继续前进的首要法宝，更是一语中的。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合作的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1983年第二个“1号文件”的这个论断，当时颇有人不以为然，经过20多年实践的检验，到底是谬误还是真理？能不深长思之吗？

（吴象，1979年调任中共安徽省委副秘书长。1980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1982年兼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阳关道与独木桥》《历史性的转折》《巨大的吸引力》《从昔阳到凤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