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祖国富强留学苏联学法律

我中学读的是崇德中学，它是北京比较有名基督教教会的学校。教会学校比较特别，它允许学生更多参与一些政治活动。

崇德中学在1947年8月建立了地下党支部，领导进步学生参加各种学生运动。当时地下党员隐蔽很深，但就进步学生内部来说，我们大致知道谁是地下党员，但谁都不捅破这层窗户纸。在学校里，我属于比较进步的学生，经常去北京大学的民主广场看大字报。每当发生重大事件，民主广场就成了各种观点汇集的海洋，本身就是学生运动的一部分，对学生运动的开展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时候的大字报，即便是用现在的眼光看，也还是很有水平的，有独立的思想和见解，猛烈批评时弊，有点振聋发聩的感觉。

那时我才16岁，对于我这个少年来说，每次步入民主广场，都是目不暇接，眼花缭乱。那些文采飞扬又剑拔弩张的大字报，多我来说，的确有很大的鼓动力。通过观看大字报、阅读进步书刊，更关键的是再加上周围进步学生的启引，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我逐渐接受了熏陶，很快加入了学生运动潮流。

当时北平的地下党外围组织有两个系统，一个叫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另外一个叫中国民主联盟，简称“民联”。1948年6月高中毕业前，我已经是地下党外围组织“民联”的成员。

学新闻算是我第一个志愿，是我自己选择的志愿，后来我被保送到燕京大学新闻系。但是当时偌大的中国，已经容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1948年正好是中国命运搏斗的关键一年，可以说从考进燕京大学起，就已经没有心思上课了，因为战火已经靠近了北京。从八九月份入学，到十一月燕京大学被包围，再到十二月燕京大学被解放，实际上，我在燕京大学的学生生涯只有半年。

在1949年3月我正式参加工作。参加的工作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北平市筹备委员会，搞建团工作，后来我在团市委搞文艺工作，宣传部，最后到体育部，一直在团市委工作。

1951年要派新中国成立后赴苏联的第一批留学生，将近400人，我被选中了。

从学新闻转到学法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那时我对于法律还没有什么深入的了解，觉得法律枯燥无味，不像新闻那样热情奔放。不管怎样，学习这两个专业的目标是一致的。新闻也是为了能够祖国的富强，法律当然更是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治作为基础，是不可能真正昌盛的。放弃自己曾经热爱的新闻专业转学法律，对此我是处之泰然，觉得能够为国家的法治昌盛去奋斗，是很值得的。

有幸亲历我国大立法时代

1956年我从苏联留学回国，刚到北京政法学院工作时，就听说正在制定民法典。后来民法典制定了四稿，都无疾而终。《民法通则》的制定在1986年，当时彭真委员长认为，中国制定民法典的条件还不成熟。已经制定了四稿，怎么不成熟了呢？彭真一个理由就是认为当时农村的改革大致有了一个方向，就是搞土地承包制，而城市里面刚刚提出来改革，将来改革怎么改呀？根本不知道怎么走，或者总的来说还是摸着石头过河。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很多东西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不稳定的状态下，如果立法，那并不是一种好的做法，因为法律是比较稳固的……所以彭真不主张在当时搞一部成文的法典，我觉得这个意见是对的。后来决定起草《民法通则》，我也参与了立法工作。当时《民法通则》总共才156条，156条很多都是原则性的规定，当时对《民法通则》还是有一些争论的问题，但不算太大。

《民法通则》通过了一年之后，也就是1987年召开了一个《民法通则》一周年的纪念会，在这个会上，陶希晋提出一个很重要的思想，他说中国现在很缺乏的是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民法有了，民事诉讼法有了，刑法有了，刑事诉讼法有了，但是缺乏行政法方面的规定，所以他就建议加强行政管理的力量。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法律委员会主任的王汉斌认为，我国行政立法方面没有经验，应该先组织一个行政法研究组，让我来当组长，抓行政立法的研究工作。经过研究，我们认为行政法的毛坯很难搞，因为全世界真正拥有行政法的实体法的、有法典的国家凤毛麟角，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后来，我们主张通过诉讼法来推动实体法，这个建议后来陶老接受了，法工委也接受了。我们着重研究起草了《行政诉讼法》。

《行政诉讼法》对中国的改革进程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因为中国几千年并没有一个民告官的历史。我们看的京剧里面民告官，当事人是要被判刑的。在我国自古以来民告官，尤其告倒高官，是有罪的。而我们现在却允许老百姓来告官，这个是赋予了人们很大的权力，我认为《行政诉讼法》对于我国法治进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后来王汉斌主持了十多年的立法工作，在他退休前，他召开了一个会议，就讲了民法典的起草工作，说当初彭真同志说要搞《民法通则》，把民法典停下来了，现在情况变了，社会的改革也基本完成了，这样的话，应该抓紧民法典的起草。从他说完这话之后，我们法律上进行了三部法律的制定，这三部法律都是民法典的核心内容，一个是《合同法》，一个是《物权法》，一个是《侵权责任法》，当然后来还有一部《涉外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这四个都是民法典的组成部分。

其中《合同法》比较顺利，《物权法》比较坎坷。《物权法》通过花了很长时间，从历史上来看，从来没有一部法律经过了八次人大常委会的讨论才通过。一般来说，一部法律是“三读通过”，但是这部《物权法》争论太大。当时反对的人提出，制定这部《物权法》主要是保护私人财产。其实《物权法》写的是物权，而物权不仅是私人有物权，国家也有物权，土地都是国家的和集体的。

我眼中的中国法治进程

中国法治的进程，应该说最令人感到鼓舞的，或者说最令人很明显看到它的成就是立法成绩。

改革开放的初期，我们是没有什么法，除了《宪法》、《婚姻法》这样一些起步法律之外，我们什么法都没有。我本人参加了十几年的立法工作，也参加了很多部市场经济法律的制定，可以说对我国近些年来的立法有深刻的印象。像《公司法》、《票据法》、《保险法》、《信托法》、《破产法》等等，总的来说，在市场经济的法律方面，我觉得是已经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是很大的一个进步。

其他方面，也应该说也有了相应的成就。比如说行政法方面，过去行政法方面是很薄弱的，我们现在《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这样一些法律是越来越多。吴邦国委员长在今年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了，这应该说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巨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九十周年了，我从事法治工作也已经几十年，我希望我们国家的法治更加完善，希望我国的法治进步，再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