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严宏昌，1949年10月生。时任小岗生产队副队长，是小岗村当年分田到户最主要的组织策划者。村民“大包干”签订的“生死契约”，正是出自他之手。1978年11月，他带领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的18户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把队里的土地分到了户。小岗村的“大包干”是中国农村改革一个起点，在带动中国农村改革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签契约按手印，偷偷“分田到户”

当时的小岗村很穷，是标准的“三靠队”（“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生产队）。小岗村从1956年进入高级社，1958年开始“大跃进”，紧接着又是3年困难时期，饿死的人不少。这以后就实行了“责任田”，激活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虽说最后“责任田”没有继续下去，但这也证明了小岗村的土地并不是不能长庄稼，农民们尝到了一点甜头。十年“文化大革命”，也是小岗村不太稳定的十年，整个小岗村根本没有集体经济，生产没法干了，人心也散了，这就是“大锅饭”的弊病。

1978年8月，我回到了小岗村。公社副书记钱金喜组织小岗队新班子的选举，我被选上了。有个长辈叫关金珠，他一把拽着我肩膀，说：“宏昌呀，小岗村所有男娃全当过干部了，比你小的也都干过了，就剩你了，这回你就带领我们，一天只要有两顿菜稀饭喝我就满足了。”我听了心里头挺不是滋味，特别是他最后说的那句话，我听了眼泪都流下来了。他说：“宏昌呀，我不瞒你，我想喝一碗洋面浆，十年了，我都没喝上。”当时我这心里头，就堵着个大疙瘩，我一直在考虑该怎么办，睡都睡不着。

我先是尝试了多划自留地的办法，结果证明这行不通。于是我请教了一些长辈，问小岗村究竟该怎么干？有个长辈说：“宏昌，我们还是怀念过去‘土改’那段时间，但现在没有这个政策啊。”我心里就有数了，其实我也早有这个打算。回来后，我第一个找了严学昌，和他说了我的想法。当时他说：“宏昌呀，这人人都想干，但是谁又敢干？”

那时候，不要说你干了，只要有人汇报上去，你还没干，“反革命”的帽子就戴上了。最后我说，我们要瞒上不瞒下，偷偷干。小岗就这20户，我们采取地下党的工作方法，单线联系a，问问大家可愿意这么干？这么一问，大家都说愿意干。但是谁来带头？谁敢带头？这个问题我心里有数，但不吱声；大家心里也都有数，也不吱声。没人敢往外说呀！

于是我发通知下去，所有小岗村在外要饭的家主，回家一个，就扣下来一个，等所有当家的到齐了就要开重要会议。虽然我没讲开什么重要会议，但是大家心里都明白。等了一二十天，最后18个家主都到齐了，还少2户——关友德、严国昌到江西要饭没回来，又联系不上。已经回来的家主就找我说：“宏昌呀，我们不能在家等了，你看我们家老婆孩子都在外要饭，我们在家等这么多天了，再不出去就受不了了。”

所以我就想了个办法，由关友德的叔爷关廷珠、严国昌的大儿子严立坤为他们担保。这些安排好了，我马上回去通知大家：当天下午开会，地点就在严立华家。严立华家在村里最西头第二家，一般人不朝那儿去。

严立华家没有板凳，就一张破桌子摆在中间，大家于是都蹲在地上。我看大家都到齐了，就拿出一包烟来拆开，一人一根。烟分完了，我就开始讲：“我招呼你们来参加这个‘重要会议’已经20多天了，今天才有机会聚到一起。我不说你们大概心里都明白吧？我们小岗村，已经穷到了今天这种地步！吃了国家20来年的粮食供给，我们愧对党养活我们这么多年！我们是农民，有手有脚有力气，还有小岗这片土地，为什么会落到今天这种地步？我们不但不能为国家做贡献，反而拖了国家的后腿。作为小岗人来讲，我们直不起腰，见不得人啊！今天召集大家来，就是要大家一起找出小岗村怎么搞好下一步生产的办法，让我们不但不要吃国家的，用国家的，而且要对国家有贡献，这才是我们小岗人作为农民应该做的事。”

有长辈说：“宏昌讲得对，你那种办法，你不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用这种办法干，肯定能干好。你不要怀疑，我们都是过来人，现在小岗一头牛都没有，没法犁田，我们就用手挖爪刨，只要能把地分给我们干，我们保证干到粮食不但够自己吃，还对国家有贡献。但是有一条，谁敢带头这样干？国家没有这种政策，你干了，就像碰高压线一样，碰上去就没有命了。”那时候生产队不通电，谁也不知道什么叫高压线，民间传说高压线厉害，一碰就得死，所以他们就用它来形容“死”。

我说：“既然你们说一定能干好，作为干部，我们就是有责任带头干。但不管怎么说，‘农业学大寨’正在劲头上，这时候我们这种干法，肯定不符合国家政策。但是，马列主义的书我也看了不少，我们是干实事还是搞教条？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瞒住大家这样干一年，等我们取得效益的时候，就能理直气壮地向党汇报。如果我们的党认可了，我们就继续这样干；如果说不准我们干，到那时候我们就是犯罪，就是要坐牢，要杀头，这也是我们的命！”

“我们天天唱《东方红》，我们的共产党是领导全国人民走向幸福的，是老百姓的大救星。社会主义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不断地前进，不断地发展，领导全国人民过上富裕生活，并不是叫全国人民到处去要饭，过得这么贫穷。你们放心，如果我们走出了这条路，我相信党会对我们实事求是的。但是我有个要求，既然是我出来领着你们干，那你们收到的粮食，必须要踊跃地贡献给国家，第一要保证国家的，第二要留足集体的，剩下的才是我们自己的。分地给你们，你们多出力、多投入，干得好，你家粮食就收得多，完成国家和集体的之后，你剩下的就多；你偷懒不投入、不出力，粮食就收得少，但你也得完成国家和集体的，那你剩的就少。如果你不答应我这条件，那就不行。”当时我给他们总结3句话：“完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

分地一家一户干，人人都愿意。但口说无凭，我要大家立下字据。我把刚刚发完烟剩下的淮北烟空盒子拆开，把两张纸都铺开，就在上面写。当时严立富坐在旁边，说：“宏昌，那字写得太小了，我当记工员的时候买的薄纸，还剩在家里。”他回家拿了两张薄纸，我在那上面写好了前面总结的三句话。最后有人说：“宏昌啊，那如果倒霉了，你到那时候要怎么办？”大家就商量：“如果宏昌要倒霉了，我们剩下的人排着给他送牢饭。那如果大家都被逮去了呢，只要一天还能给二两稀饭喝呀，我们就认命了。”也有人说了：“都逮去是不可能的。”最后有人说：“那如果他被逮去了、坐牢了，或者杀头了，这都很难说。他家的小孩怎么办？我建议只要我们家小孩能念书，也要保证他家的小孩能念书；我们家小孩有饭吃，也必须要保证他家的小孩有饭吃；我们要饭，也领着他家的小孩，大家要把他家小孩养活到十八岁。”我就把大家说的“保证将我们的小孩养活到十八岁”随笔写上了。我加了个“们”字，是因为这是由我们三个干部带头干的。

写好了，我把20户的名字都列上，还差个带头的。前面讨论了，“千将有头，万将有尾”，没领头的一切都是空啊。我说：“既然你们要求了，那我就带着你们干。”最后我把我的名字签好了，还没盖章呢，我就问严俊昌、严立学，让他们在前面带头的地方签个名。他们都说在户里签，户里签就户里签吧，我就在带头的地方签上自己的名字，盖上我的私章，所以在那张契约上有我两个名字。

这里边还有个问题，当时写到日期，问谁都记不得，大家都在各地要饭，一天到晚只知道怎么弄一口吃的了，哪还知道是初一还是十五？而且我们农村都记农历不记阳历。后来大家说，应该差不多快到阳历新年了，估摸着就是12月了，所以我就写的12月。过了两天，我在供销社看见日期是11月26日，往前一推算，才知道那天应该是11月24日，我们把日期写错了。

契约书写好后，我要求他们不要告诉家人，只有今天参加会议的人知道。如果有人问这田怎么搞的，就说分到户来耕作，一亩地做好了给记多少分。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好，就按照这样办。

所以我们就开始分地。小岗队有千百亩地，从一个队里头，去分一户一户的地是不容易的。我们就采取一个队划成两组，两组再划成四组，四组再划成八组的方式，形成爷们组、弟兄组，那还不好分吗？这不就等于到户了吗？所有能分的全都分到各家，哪家要是觉得没分好，我们再去处理。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矛盾，我们都想尽办法解决了。

这之后不久就要过春节了，有人来告诉我，说公家牛房的牛粪被人抢了。那牛粪堆了多少年都没人往田里挑，当时我一听就笑了，说：“可是真的？”他们说真的。我说这是好事，你们要挑也赶紧去挑。最后挑得连牛房的院墙土都被老百姓抢到田里去了，一二十年没看过这个效果，现在出现了，这就证明，群众的劳动积极性真的已经被激发了，这是好事。

于是我趁机招呼老百姓把小岗的冬耕田翻出来，春天好生产，不然到春天都变成荒草地，没法耕种。我鼓励大家去亲戚所在的生产队借牛、借犁子，把冬耕田给犁了。这个冬天小岗村翻出了几百亩地。

但是这个时候犁冬耕田，公社和周边的生产队就怀疑了。人家说奇怪了，任何地方冬耕田都没犁，小岗村今年怎么一下犁了几百亩地？而且借的还都是外队的牛和犁耙。但我们什么都不说。

我想，这一次我带头干，我的责任非常大，开弓没有回头箭，如果这种方法干不赢，明年我肯定要进监狱；如果干赢了，用事实向党汇报，可能我还有一线希望。只能赢不能输啊！所以地犁过以后，我真是愁得睡不着觉，一天到晚除了翻书，就在想怎么做。

后来有一天我无意中买了两斤花生粒子，父亲跟我说：“今年冬耕田犁出来了，没有肥料，种别的庄稼肯定也长不好，但花生没有肥料照长，过去种地，哪块地孬我们就种花生。”父亲的话提醒了我，我就一粒一粒数，按最保守的算法算了一笔账，算完之后我高兴得一夜都睡不着觉，我认为这是最有把握的，肯定能干赢。

第二天天一亮我就开社员会，把种什么、怎么种、怎么算账跟社员讲解了一遍。我要求他们每家最少一口人种一亩花生，多了也不反对。家里有鸡的卖鸡，有猪的卖猪，能变钱的都卖掉，去买花生种子回来，能种多少种多少。今年把小板凳卖掉了，来年卖掉花生的钱就能换一把椅子，这还不放心吗？大家都说好，都愿意这么干。最后借不到钱的连自己的供应粮都卖掉了，到处去买花生种子。我们那年一下子种下去300多亩花生，人均种了将近3亩地！

我们种的是春花生，到接近立夏的时候，那花生棵像大盘口一样大，一棵一棵摆得像旗子似的，连片几百亩。周边的群众都感到新奇，整个滁县地区也找不到这样的效果。有人反映到公社，公社就怀疑我们把地分到各家各户了，一次一次给我们施加压力，说我们一定是把地分了，那么小岗村所有的供应粮、化肥、种子、牛草、贷款等，凡是国家给的，一律不再享受，并且公社还要斗我96场，说我在搞资本主义。

化肥不给我，我就招呼老百姓在家搞农家肥；牛草不给我，我就想办法到别的公社去借、去赊。不给种子我可真没办法。那时候的种子在市场上买不到，全要制表到粮站去领。不给供应粮，家家都没有粮食烧锅。我就给群众开会，动员大家一定要自己解决困难。那时大人在田里干活，小孩拎着大茶缸小罐子，拴上绳，到周边要饭，要来饭就拎到田里给大人吃。

我们就是这样把几百亩花生种了出来。之后我就问上面要稻种，眼看打稻种的季节就要过去了，稻子在夏至后再种下去，就不结稻了。离夏至还剩3天了，我找严立学和我一起去找公社书记张明楼。到那里跟他好说歹说，我都给他磕头了，他就是不给，说他不会支持我搞资本主义的，并且还要批斗我。我就跟他吵了一架，最后，实在没办法，我就和严立学回去了。

我回到家里正吃饭时，严俊昌跑来，一把抓住我肩膀晃着说：“宏昌宏昌，赶快跑，上面恐怕来逮你了，你犯法了，有一辆小车在那停着，来了好几个人。”我说：“就算我犯法了，我往哪儿跑啊？犯法就犯法，我哪儿都不去。”正说着呢，来了个人，就是梨园公社的青年团书记，他说：“宏昌，后边有人找你，叫你去一趟。”我就跟他去了。

快走到地方的时候，张明楼书记指着我对一个人说：“就是他第一个搞分田到各户。”等我走上前了，他就跟我介绍说：“这是我们县委陈书记。”县委书记到农村，我从来没见过呀。陈书记说：“是你把田分到户了吗？”我稍微迟疑了一下，想跟他说真话，又怕他不允许，心想该如何回答他。

正迟疑的时候，他说：“我问过那边搓花生的妇女，那妇女说花生都是分到她们各家各户的，有这回事吗？”我说：“花生是小农作物，是分到各家各户的。”“不对吧？我听说你把所有的地都分掉了。”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就对他笑笑。他问我：“你这样分到户，能干好吗？”我说：“能干好，只要允许我这样干，我不但能干得叫老百姓不吃供应粮，不用救济钱，还要对国做贡献。”“你真能这样吗？你要真能做到，我三年不叫你对国家做贡献。”我一听，正合我意，就说：“陈书记你要真叫我这样干，我保证到秋天就有效益。”“那你要干不好呢？”“我既然能把它分下去，我就能随时收回来。”

后来他单独把我拉到一旁，说：“宏昌呀，你们这样干，我也知道能干好，但是现在没有这种政策，以前给你享受的牛草、贷款、供应粮的待遇，不能再给你们了，和政策不符呀，我看你就别要了。种子呢，我让张书记给你。”我说：“谢谢陈书记，什么都不给我，就给我一点稻种，我就满意了。”他说好，回过头对着张明楼书记说：“张书记呀，我看呀，小岗村他们的稻种你就给宏昌吧，再不给他，马上过期就不能种了。”张书记没有办法，说那好吧。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就把稻种挑回来了，连夜分到各家各户。

陈庭元书记临走时又说：“张书记，正好你们板桥区的领导也在，你就叫他干一年吧，他已经分到各家各户了，并到一起，账也不好算呐。”张书记说：“那他这个算资本主义啊。”陈书记就说：“好，我们就算他是资本主义了，我凤阳县3000多个生产队，他一个队搞资本主义他能搞到哪儿去？他不就是为了多收一点粮食，能吃饱饭吗？”陈书记允许我们干一年，给我们吃了第一颗定心丸，我们对他相当尊敬。

在县委、县政府、板桥区领导的关怀下，我们放开手干。1979年秋天我们获得了丰收，当年油料作物总产35200斤，卖给国家24933斤，而我们小岗村的实际油料任务是300斤，一下子就完成了百十年的任务。我们的粮食总产132370斤，相当于1966—1970年这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一下子卖给国家24995斤，实际任务是2800斤，完成了国家多少年的任务啊！以前我们生产队，一头猪都不能贡献给国家，这一年，家家都留1头猪，向国家卖了35头肥猪，实际任务是1头。所以我们这还不算踊跃对国家做贡献吗？上面领导来调查以后，肯定了我们的产量，说我们不是搞浮夸，是实实在在的还留有余地。

压力太大，县委也顶不住了

1979年，小岗村的人均收入达到400元以上。有些大户，一户就收全队过去一年的粮食。效益出来了，周边人一看，这小岗村一年有这么多的收入，人人都想这样分到各家各户干呀，所以大家都悄悄地瞒上不瞒下地学了我们小岗。

这样公社的压力就很重了啊。张明楼书记说，小岗像瘟疫一样影响了人家。紧接着《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登了张浩的来信，批判“分田到户”。再加上地方的一些领导思想不统一，最后逼迫小岗必须并起来。陈庭元书记表了态，他也顶不住了：“小岗是我同意干的，这一年成绩不少，就是国家的一些重点试验单位，也没有小岗这样好。小岗一年没要国家一分钱搞得这么好，但是，现在政策的原因，而且周边又暗暗地都学了小岗，怎么办？我也知道责任重大，小岗是我允许干一年的，大不了我再叫它并回来。”

但是我坚持说现在不能并。这个点子是我想的，天上这个洞是我戳的，现在不管怎么样，再大的错误，由我去顶。我坚持保留我的意见。所以之后板桥区委书记、副书记一天到晚盯着我、劝我。他们天天来找我，我就搪塞，老百姓还是相信我的多。虽然1979年5月我就已经被撤职了，但没想到老百姓还都听我的，他们说你不并我们都不并，结果全队都不愿意并。

1979年秋天，凤阳县顶不住了，周边的芜湖、定远、嘉善都学小岗也分了田，这股势头一直蔓延到和江苏的交界。压力太大了，最后没有办法，陈庭元书记来找我，做我的思想工作。我说：“陈书记，我既然这样做了，就不会再回头了。对与错，留给社会去评价。这一年小岗有这么大的效益，学小岗，哪个地方都会有这么大的效益，为什么不愿意这样做呢？”陈庭元书记最后说：“那你真不怕倒霉啊？”我说：“真不怕，杀头我都去。今天杀了我的头，将来还会有人像我这样做。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心门朝南了。陈书记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并，我也绝对不会连累你。你对小岗这么关心，我心里感激你。如果我倒霉了，你受牵连了，小岗人就是要饭也要养活你陈书记。”当时陈书记眼泪都掉下来了。

最后他说：“好吧，后天你到凤阳去一趟，你敢去吗？”我说哪里我都去。说完他就走了。我没给家里任何人讲。那天天还没亮我就起来了，挨个看看小孩，我意识到，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看完4个小孩，我就准备走了。

走到门口，我心里头始终很难过，我真要坐牢被杀了头，我这些小孩怎么办？虽然人家说要把我小孩养活到18岁，但人家也都要饭了，拿什么来养活你孩子？我强忍着眼泪，在门口走来走去。正好被我老婆看见了，我想想瞒她也瞒不住了，就给她讲了。我说：“我对不起你，我这趟去凤阳县，可能回不来了。这4个小孩，你们姊妹4个，一人给我带一个，一定要把小孩养大成人。如果说还有来生的话，我一定会报答她们（哽咽）。”说完这话，我老婆就哭了。我说：“不要哭，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但是我放不下你们娘儿几个，放不下我的父母，以后你一定要照顾好我父母，把小孩带出来。不要怕告诉孩子说我被枪毙了、杀头了，他爸爸没干孬种事！他爸爸为的是能让大家吃上一碗饭，不是为了自己！我该走了，再迟就赶不上车了。”我就这样走了。到了凤阳县，我直奔县委，吴庭美叫车把我送到了党校。

我一进去，陈庭元书记就介绍说，这就是小岗队的副队长严宏昌。我一看一屋子的人，七嘴八舌的，当场就给我定了性，说：“你是拉社会主义倒车，挖社会主义墙脚，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标准的‘现行反革命’。你还有什么话说？”

那我还能讲什么呢？我就只能跟他们辩论了，我说：“你说我是‘现行反革命’，从哪儿说起？你说我拉社会主义倒车，究竟社会主义的方向是什么？是叫人要饭，还是叫人对国家有贡献？我们贫穷叫社会主义，还是我们富裕叫社会主义？你的那个社会主义和我讲的这个社会主义，是互不相符的。我认为我在搞社会主义，你认为你们在搞社会主义，我有点想不通。”最后我就把小岗村的经过，从前到后这一年的效益，对国家的贡献，一条一条讲给他们听。他们摆不过我呀，我那是事实呀。那人就从座位上愤怒地站起来，把手一比量，说：“我们宁愿你们小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吃国家皇粮，也不准你们这样干！”有人说：“莫跟他讲了，把他送去吧。”就要把我送进监狱。我说：“你今天把我送进去，我心里也是不服的！”

我要求给地区打个电话，因为之前地委书记王郁昭和7个常委看了小岗村的整个状况后，在我家碰头开会。王郁昭表态说：“陈庭元能批你们干一年，今天我们地委就能批你们干三年。如果这三年，哪个说你是‘反革命’什么的，随时随地找我。今天我们在场的7个人，找到哪个都算数。你直接找人也行，打电话找也行。”那时他就在我那个小笔记本上写号码，写好了，交给我。所以当时我就非要给地委打个电话，我说打了电话再逮我也不迟。

我要拿电话，有人就把电话拖过去了，说：“你个‘反革命’，还用我的电话？”我说实在不给我打，我到邮电局花两毛钱打。他说：“你还有这机会吗？”我当时想，我是没这机会了，把我逮进监狱，我哪有这个机会呢？我就抢那个电话，一抢电话，有人就把电话给搂过去了。最后，蹲在墙根底下的陈庭元书记站起来说：“你叫他打一个试试。”王郁昭的电话我死记烂背在心里头，正好那天派上用场了。

没打通之前，我心里是七上八下的。万一找不到王郁昭，他们肯定把我搞监狱里去了。电话一打通，我心里怦怦跳呀，也不敢说话，心里不停地想，一直等那头说话了，我才跟他接上话。

“我找滁县地委王书记。”

“我就是呀。”

“我是小岗的严宏昌。”我心里这块石头一下子放下来了。

“你在哪儿？”

“我在凤阳，他们要把我往监狱里送呢。”

我正说着话，陈庭元上来，把电话抢过去了。王郁昭说：“我听说你们现在要逮他？暂时莫逮，我们下个月1日到省里开会，我们再碰头。等从省里开会回来，你再逮他也不迟，现在先把他放回去。”陈庭元挂下电话说，地委的确有这个意见，不能逮，王书记叫暂时把他放回去，等下个月1日，到省里开会后再说。大家于是都不吱声了。

我说：“陈书记，你叫我回去，公社还说我是‘反革命’呢，我还是不敢回去呀。”他说：“我马上跟你们梨园公社张明楼打个电话，你回去后，要一如既往地叫老百姓搞好生产。”因为我临走的时候，有很多老百姓不愿意播种了，化肥也不愿意朝田里撒了，他们知道我是“现行反革命”，马上要倒霉了，这田过几天也不是自己的了，马上要并回去了。

这以后我就回家了，到家已经十点多，娘儿几个在家哭呢，邻居都在我家坐着。正好这时我推门进家，大家非常惊讶，都问我情况。我说：“被地委书记王郁昭救了，但是到下个月1日怎么定我，还不知道呢，我这两天还能在家陪你们。”

我那时心里也没有底。从那天起，我就天天在家写小岗这一年的经过，写小岗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土改”，一直到我“包干”这一年的成果。我就这样一直写，没上过床睡觉，觉得时间不够，困了就趴桌子上眯瞪会儿，醒了再写。所以说，中央收到我那么多的材料，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接着陈庭元书记就派吴庭美来写小岗的调查报告，材料都是我提供的。我总认为他是被派来帮我打官司的，帮小岗人的“包干”打官司的，所以我天天在家里搜集材料，每天早上我起来送材料给他，送完就回来，再了解到有什么情况，我再送过去。

后来在省里的会上，吴庭美写的调查报告《一剂必不可少的补药——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被陈庭元交给王郁昭，王郁昭转给万里。万里一连看了三遍，看完之后，他就想来小岗看看了。

万里来小岗了

当时接到通知，说万里明天8点钟到小岗，我们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省委书记要来小岗，怕的是如果他不准我们继续干，我可能当天就要被带走。我那心里头始终堵得慌，七上八下的，不知道万书记究竟是什么态度。我跟妻子说，我的命运就看明天省委书记对小岗的态度了。如果不准“包干”，你也不要伤心，带着小孩慢慢地过吧，我明天肯定会被人带走。

我正说着，忽然有人敲我家门，我寻思这时候都11点多了，会是谁呢？起来开门一看，是我们板桥区委书记、副书记两人。

“都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来？”

“我们能睡着觉吗？明天万书记来，今晚提前来看看你。如果万书记不叫你干，这就是我们最后一面；如果万书记允许你这样干，你可能替我们说句话？说我们地方老百姓都愿意这样干，都要求要干。”

我非常感谢这两个书记，这么晚了，还来关心我们小岗的事，还嘱咐我明天怎么汇报。我说：“跟万书记汇报这事，你们放心，我搁家一天到晚写这些材料，这都是我轻车熟路的，叫我背我都背得出。万书记来我会实实在在地汇报，一点空话都不能讲，但是我有什么说什么，怎么做的我就怎么说，犯法就犯法，好也好，坏也好，我只说实话。”他们说：“对，我们今天来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你说实话，我们支持小岗的做法。如果省里不同意，哪怕你讲到北京，没有钱我俩给你出路费，我们工资也不高，一个月百十块钱，家庭还要生活，我们两个书记一人给你200块钱。”我听到这里，心里感到一阵一阵的温暖，真是说不出的感激。这么冷的天，又是半夜，板桥离我们十四五里路，两个人是急奔来的，那时连个脚踏车也没有，就是走来的，连茶水都没喝一口就走了，我很感动。

他们走后，我失眠了一整夜。第二天天一亮我就起来了，早饭也没吃，就在村里转。到了8点钟多一点，我就在最西头等着，看见从一辆黑色轿车上下来一个穿黄大衣的大高个子，我估计就是万书记，后面跟着市、县领导。我就朝前走去问：“首长是万书记吗？”他对我点点头说：“我是。”他跟我握握手。地方领导就介绍说这是小岗队的干部严宏昌。介绍完，我就指指我们村子，说我们朝那头走，欢迎万书记来视察。他问我是不是能随便看，我说：“万书记您随意看，您高兴看哪家您去看哪家，随便您看什么。”他说：“看起来你这里是真的，你去过大寨吗？”我说早去过。他说：“大寨是固定的一条道路，固定的一个地方，固定的有人带着讲解，你走在路上要看到有个岔路，想过去到那家望望，就插个小牌子写着游人止步，或者写着谢绝参观；见到小孩想问话，小孩不理你，直接就跑掉了，问到大人，大人像哑巴一样不搭话，你这就跟大寨不一样了。”我说：“万书记，随便您看，怎么看都不管。”

于是，万书记从西头到东头挨家挨户地看，一家都不落。他看的是什么呢？第一，看粮食。各家有多少粮，用手往粮堆里拨拨，用脚踢踢，看有没有造假，看得非常仔细。我解释说：“各位首长，我们这里不会有半点假，实实在在的，是什么粮食就是什么粮食。你看我们一家家门口堆的草垛，就是收庄稼的草呀，你看我们家门口的草垛大小能不能跟上过去生产队集体的草堆呀？”那些人看看说：“对啊，这一家家都是这么多草在这儿堆着，那粮食肯定假不了。”第二，看各家的箱子。万书记说，你们丰收了，是不是家家都添一点新衣服？箱子里放的都是什么？我说，过去要饭的时候，箱里什么都没有，一件一件的破烂衣服都搭在一根绳上，现在添置新衣服了。第三，看各家的锅，他要看看老百姓吃的是什么。又看各家的桌椅板凳，看得非常仔细。

因为是一户一户地看，看到最后就到我家了，万书记就坐下来了。当时我家里头就放了一张桌子，之前也没考虑到他一定会在哪家休息，所以临时把桌子搬过来放在中间，我坐在桌子那，坐西面朝东，他是坐东面朝西。这一张桌子就坐了我们俩，各级领导都坐在万里的后边。

我心里没有底啊，这跑了一圈，他从没跟我说过一句放心的话，我坐那的时候心里头怦怦地跳：万书记愿不愿意让我们这样干呢？万书记就讲了：“你不要怕，我这次来小岗呢，也是会议一散会就过来了，听说你们小岗搞了‘包干到户’，不管怎么样，我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小岗的情况，你把小岗所有的前前后后的经过，讲给我听一下。”我说：“万书记你要我从哪讲起？”他说：“你从什么时候记事，就从什么时候开始讲。”他给我一下把时间线拉得那么长，当时我脑子里就一懵，哪还想得起来什么思路啊，心里七上八下的，讲话都讲不成句。他说：“你想想，不要有顾虑，有什么你就给我说什么。”我心想怕也没用，于是稍微稳定了一下情绪，就开始向万书记汇报。我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土改”开始讲起，一直讲到1978年的“大包干”，1979年的大丰收，讲了将近3个小时。整个过程他只是听，一直不吱声。等我汇报完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早就想这样干了，就是没人敢。”

听了万书记的话，我心里的一块巨石陡然间落了下来，当时真恨不得跪下来给他磕头！我说：“万书记，谢谢你，谢谢你！”我的眼泪一直在眼眶里转，我想能听到这句话，最起码我这命也能保住了。

他接着讲到他在外国参观的经历，他考察了美国的农庄、日本的农庄和华人在国外搞的农庄，每家都有一排排的小瓦房，有的还有小拖拉机。当时听得我心里好羡慕，我们住的是篱笆墙、破草房，还东倒西歪的，瓦房、拖拉机我们想都不敢想呀！我说：“万书记，我们农村要能走到那一步，就好了。”他说：“你们会的。如果照这样干下去，你们不仅会有拖拉机，也会有一排排小瓦房。”当时听万书记这话，感觉像在做梦一样，我们没敢往这处想呀。

最后我跟万书记说：“我这样干，有人说我是‘现行反革命，拉社会主义倒车’。”他说：“有这回事啊？我们社会主义是要农民富裕起来，解放这么多年了，没想到农村还这么穷，我们都有责任啊！你们就这样干，县里叫你干一年，地区批你干三年，我批你们干五年！如果谁再说你是‘现行反革命’，这个官司你交给我，我来帮你打！”我又说：“万书记，还有其他人也想学我们这样干。”一听我提到这个，板桥区委书记忙凑过来，对万书记说：“其他的老百姓也想学小岗，怎么弄呢？”万书记说：“谁要学就学呗，只要对国家有好处，对国家有贡献，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谁愿学谁学，你们不要像唐僧对孙悟空那样老念紧箍咒，少念几遍紧箍咒他不就自然学成了吗？”

当时板桥区的两个书记就给他作揖了，说谢谢万书记！那一天万书记在我家的谈话，其实是冒着很大很大的风险的，当时中央没这个政策。他说：“我们要实事求是，今天我来看小岗，小岗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一点浮夸，我非常佩服，也非常满意，你们就这样干，我批你干五年，五年以后我再来看你们。”

12点多他们就要走了，车子发动后，一连停了3次，万书记下车叮嘱了我们三件事：“第一，你们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搞浮夸风啊。第二，你们一定要多养猪，农村要想把粮食生产搞上去，要多积肥料，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化肥厂啊。你们每一户一年最少养两头猪，肥料也有了，到时候向国家贡献一头，自己留一头过年，生活也改善了。第三，一定不能卖‘过头粮’啊！每家收多少，除了对国家的贡献，自己要多存一点粮食，不能为了粮食产量搞浮夸，把粮食都卖给粮站去充斤数，最后自己不够吃。你们要记住，任何人叫你们卖，都不能卖‘过头粮’。”我说：“万书记，我向您保证，一定实实在在，粮食生产我们搞好，养殖业务我们也会搞好，并且坚决不卖‘过头粮’，留足粮食改善生活。”他说：“你们的生活水平能提高，我就放心了。”后来，我们一直按照万里书记的教导组织生产，一不求名、二不求官、三不求利，我们就实实在在地干，能做到什么样我们就做到什么样。

万里说的话真的实现了

万里走的第二天，全凤阳县都知道了，老百姓自动学小岗，把土地都包干分掉了。因为万书记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啊，凤阳县农村的“大包干”得到了省委书记的肯定，我们的心也就定下来了。

但是困难还是有的。头一年虽说人均收入达到400元，但我们的生产资料相当薄弱，好几家用一头牛，住的都是破草房，很多年得不到修缮。虽然说当年大家都有点收益，但是小岗穷了20多年，每家都有很多债务要还，这一年小岗人把个人借款、公家贷款，全部还清了。我们向陈庭元书记申请了贷款和计划指标，买牛买化肥，他同意了。这年秋天，我们有富余的人家都买了耕牛和肥料，每家都有一两吨肥料搁那准备生产，所以底气也足了。

从那以后，小岗的粮食产量一年比一年高。1979年我们收了13万多斤粮食，1980年我们的粮食产量达到22万多斤，1981年达到了35万多斤，一点点进步，一年比一年高。从没有牛到有牛，从有牛到有拖拉机，从拖拉机到半机械化，再到全面机械化，小岗的粮食产量就这样一步步增加起来了，最高的时候粮食产量达到60多万斤。所以说在农业上，我们始终没放松。

在养殖方面，我们养了猪、鸡、鸭、鹅等禽畜，这部分的生产也没落后。另外，我们卖粮只卖余粮。今年收的粮食除了吃的，剩下的要一直留到第二年的粮食收下了，才把旧粮卖掉。我们就按着万书记的话实实在在地干，用5年的时间真的实现了他说的盖瓦房，在过去，这是想都不敢想的。

1982年我写了一封信给万里，他那时候已经是分管农业的副总理，我请示他，农民能否买拖拉机？过去私人是不能买的。他给我回了一封信，准我们买，但是需要计划指标。后来，我得到安徽省政府的支持，要来了计划指标，第一个买了四轮机a。所以一步步走下来，小岗村有了新面貌，万里当初说的话实现了。

那时我们想都不敢想会过上现在这样的好日子，包括当时按手印的包干契约会成为国家文物，哪敢想啊！那时就是为了吃饭，能吃饱饭，也能对国家做贡献，这是我们农民的心愿。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小岗能带头点燃中国农村改革这把火。我一直在想，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最后党的认可，没有当时这么多领导默默的支持，我把命丢了也做不成这些事啊！我在没有政策的情况下这样做，没叫我坐牢也没杀我头，对党、对这些领导，我能不爱他们吗？真是比亲情还亲呀！我唯一想的就是不能辜负各级领导的期望和关怀，只有把小岗的生产红红火火地搞上去，才是我能给他们最好的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