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谢明干，1934年出生，研究员、高级工程师。1957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57-1977年在第一机械工业部工作;1977年以后,先后在国务院工业交通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经济委员会调研室、经济综合局（任处长、副局长），国家物资部政策研究司（任司长，兼物资部新闻发言人、物资经济研究所所长)等，从事经济分析与政策研究工作。曾多次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以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等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1992年任香港经济导报社社长兼香港经导集团董事长。退休后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国经贸》杂志总编辑。

【文字笔录】

起草《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背景

  1984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掀开了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序幕，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这次全会，只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审议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文件。我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个决定，可以说是“三顺”的产物：一个是顺势而为，客观形势的要求；第二个是顺应民心，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第三个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当时全国的形势是怎么样的呢？可以归纳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潮开始掀起来了，农业、工业、城市都是一片热烈的改革气氛，急需有红头文件来指导与规范改革，回答改革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随着农村改革的展开，以及农村经济的发展，对城市改革提出更高的、更多的要求，比如，要求城市能够疏通好城乡流通渠道，工业品要更多下乡，农产品要顺利运出来，供应全国的统一市场；城市要更好满足农村需要的生产资料需求，工业品、农业科技、文教卫生以及人才、资金要更多下乡，等等，因而对城市有很大的触动。农村开始改革了，城市怎么办？我们当时说这是“农村包围城市”呀，给城市施加了很大压力，城市一定要改革，不改不行了。与此同时，城市也不是不动，一方面是农村的改革推动，另一方面是四川的企业扩权试点推动，使得城市“战鼓频催”，不得不把改革提上重要议程。

  第二方面，经过“文革”的折腾，反思过去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开始感觉到我们过去那种中央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的确是不合理。1978年12月邓小平说，我们要承认有一定的市场调节，一定要搞市场调节。1979年陈云也说，我们要有两种经济，一种计划经济，一种市场经济，计划经济是基本的、主要的。后来他把这个思想概括成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这样一个说法，实际上就是肯定不仅要有计划经济，还要有市场。

  第三方面，当时理论界非常活跃，空前的活跃，正面的、反面的，主张改革的、不同意改革的，纷纷自由发言，争论得很激烈。主流的思潮是要求扫除改革的障碍，端正改革的方向，把计划经济体制改为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

回忆文件起草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决定立即组织起草一个关于开展改革的文件，在下半年举行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讨论通过后施行，以全面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1984年4月，这个文件的起草组正式成立，参加的人有来自体改委、计委、经委、国务院研究室等部门，大概有七八个人。文件起草过程，现在回过头来看，是相当曲折的。大体上，整个过程可以分为以下两大阶段：

  第一大阶段，主要是我们起草小组自己议论，各抒己见，反复讨论修改，搞出了好几个版本的提纲。我们趁开“两会”之机，找了一些地方的领导人来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其中有上海的胡立教、汪道涵，广东的梁灵光、李建安，江苏的汪冰石，四川的杨汝岱、何郝炬，安徽的黄璜、苏桦等，听取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和对改革的看法。然后，我们又通知国务院一些部门一个个来座谈，这些部门有体改委、计委、商业部、科技部、人事部、教育部，国家物价局、国家经委，等等，请他们谈谈在这种形势下，他们怎么跟上，他们自己怎么改革。

  第二大阶段，到7月底8月初，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调整起草小组，从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调来了副主任林涧青等五六位同志，加上小组里来自体改委、计委的同志和我，组成了新的起草小组，林涧青、袁木是负责人。然后，让我们到北戴河，分别向当时在那里开会、休息的中央领导人征求意见。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意义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从10月13日到19日，先是报到、阅读《决定》初稿和分组讨论，10月20日开大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历史性文件。并且说，陈云同志有个书面发言，是肯定这个文件的，说它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现在是改革的有利时机，等等。结果，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最后文件就一致通过了。我们起草小组都列席了大会。文件通过后，散会之前，我听见坐在主席台上的邓小平问：“这个文件写得好啊，谁写的？”邓小平又说,“这个决定啊，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一个评价”。

  回顾这个文件的起草过程，历时半年，8易其稿，共17000多字，里面分10个问题。这个决定，在当时可以说既颠覆了在经济建设上一系列的传统观念，在理论和政策上也有不少重要的突破。我曾经写过文章归纳为八个“突破”：

一是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上，第一次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认为商品经济是同资本主义联系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把搞活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当成是搞资本主义这个陈旧观念，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够把经济搞活。

  二是在所有制结构上，突破了“一大二公”、“越公越好”的传统观念，明确肯定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要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发展多种经济形式。

  三是在经济的调节机制上，突破了限制、否定市场的作用的错误观念，也抛弃了过去那种“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明确“国民经济的计划只能是粗线条的、有弹性的，只能够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经济手段的调节，把大的管住管好、小的放开放活，达到重大比例比较适当”；“要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适当扩大指导性计划。”

  四是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突破了企业是“行政机构的附属物”、“把国有企业同国家直接经营企业混为一谈”的错误观念和把政府集中统一、包揽一切的做法。

  五是在企业领导体制上，突破了党委书记是企业第一把手、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传统观念，明确企业要实行厂长负责制，党委要积极支持厂长行使统一指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职权。

  六是在经济利益分配上，突破了“社会主义要平均”，“把共同富裕理解成为完全的平均和同步富裕”，“忽视企业、劳动者的个人利益”的错误观念，指出“平均主义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要“允许、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一部分企业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

  七是在经济结构上，突破了纵向联系为主、条块分割的原有格局，明确地区、行业之间要“打破封锁，打开门户，发展横向联系”。

  八是在对外开放上，突破了关门搞四个现代化，把引进外资、利用外资说成是搞资本主义这种错误观念等等。

  这样的一些突破，现在看起来是很明白很正常的，但是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却是很不容易的。这些突破，为以后1993年、2002年中央制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打下了基础，后面两个《决定》是这个《决定》的继续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没有第一个《决定》，就不可能有第二、第三个《决定》，那么也没有我们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大好局面。从历史上来看，应该这么肯定。有些同志说那是“老黄历”了，没有什么新意了。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那个时候能够出台这么一个《决定》，付出了多少艰辛的劳动，付出了多少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呀！确实是来之不易。直到现在，我还是“深有感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