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口工业区是怎么来的呢？这要从当时的交通部部长叶飞说起。叶飞当时去西欧访问，路过香港顺道了解交通部下属的在港企业招商局的运营情况。到了香港后，他发现香港经济发展蒸蒸日上，企业经营搞得很兴旺。而当时招商局在香港做得不好，还是死气沉沉，没有什么作为。香港寸土寸金，招商局想在香港发展，实力还是很差。叶飞就提议说，能不能在香港对面，在广东沿海找一块地方，搞一些和航运有关的工业？

那时候“文革”已经结束，各个地方的政府都在紧抓经济和生产工作，再加上当时广东一带“大逃港”现象比较严重，所以广东省也想把沿海的经济搞活，解决群众逃港的问题。后来叶飞将自己的想法与广东省委沟通，广东省委很支持这个想法。所以交通部和广东省联合打了一个报告给中央，希望在香港对面要一块地，建一些工厂和工业企业。中央很重视这份报告，正好赶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发展建设上来的决定，此时这个报告正好对上号。

最初想的就是建5个工厂，货箱（集装箱）制造厂、钢丝绳厂、玻璃纤维厂、拆船厂、氧气厂。结果拆船厂的滩地搞好了，但是拆船有污染，所以后来就没建拆船厂了；氧气厂建了；钢丝绳厂也因为没有钢，所以没建。

后来我们觉得可以建出口加工区，因为那时候很流行，包括我国台湾与新加坡都建了出口加工区，那么我们就想把这个地方也建成出口加工区。而建出口加工区这种想法跟建几个工厂比，就上升了一步。最后中央感觉可以搞成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试验区。好多人不知道，以为原来开始就是要建特区，其实不是，建特区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获得中央批准后，招商局很快在蛇口成立了工程指挥部。但指挥部的人大多是交通系统原来搞航运的，原来指挥部的总指挥、副总指挥，全是香港中远公司的人，对发展工业、建企业、企业管理不熟悉。所以交通部就在其管理的国内企业里选调技术干部参与到工业区的建设上来。

根据当时交通部的两条招聘要求：一是不能逃港；二是政治上可靠、为人正派，因此我从上海第三航务工程局被选派到了蛇口。我是1979年7月25日到的蛇口，来了以后，我主要负责搞港口建设。科里还有搞电力的、搞公路的、搞航道的、搞房子的、搞水利的、搞通信的等七八个专业型人员。我是科长，他们都是各管一方面。除了我们这些搞工程的，还有财务、人事、指挥等十几二十个人，人不多。我报到的时候，也就十六七个人，吃饭两桌人都不到，大家就围着一桌吃饭。那时我们住在蛇口公社的办公室，一个码头后面的瓦房，一下雨就滴滴答答漏雨。

我来后首先就是要搞码头港口建设，当时蛇口工业区规划里面要建600米的顺岸式码头，前期的开山填海已经开始了。1979年7月，为了打通五湾至六湾的通道，开始炸山填海，蛇口工业区基础工程正式破土动工a，后来大家一致称那是“蛇口第一炮”，当然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声“开山炮”。

之后还要做“五通一平”，所谓“五通一平”是什么呢？“平”就是平整土地，那个时候蛇口没有什么平地，基本上都是山坡，所以一定要挖山，要填海。“五通”就是要通电、通水、通信、通航、通路。但在当时的蛇口工业区，“五通”的任何一件事情都非常难。因为当时蛇口没有国家计划，你要钢材水泥，全部都是从香港进口，然后香港从外面进口。比如说通电，广东省自己的电力不够，经常停电。我们刚来的时候，指挥部从香港买了一台发电机，但是没人会用。广东供应不了电力，那我们只好跟香港电力公司协商，从香港买电，然后铺电缆过来，这个过程也不是这么简单，这要有人批准才行。通路也是有故事的，从107国道到蛇口有8公里路，当时委托的是广东省公路工程处来给我们修这段路。在路基搞得差不多的时候，就是不肯铺沥青，拖在那儿不做。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想我们请他们的处长去香港参观。后来我们没办法，就请了他们的处长去了香港，但是还是不行，他们还想要其他的，就是拖着不做。实在没办法，最后我们只好到省里告状，然后对那个处长做了处分，才把这个问题解决。

“五通一平”里面最难的是通信。当时中国对外的电信通道只有北京、上海两个通道，别的地方不允许有线路跟国际上连通。那我们在蛇口做出口加工区，需要引进外资，如果不能对外通信，外商怎么可能来呢？所以袁庚当时为了通信的事情没少到北京去沟通，这事情最后就上报到胡耀邦总书记那里，他做了批示，特事特办。相关部门这才同意我们引进程控机房，搞对外通信，这样才解决了通信问题。

讲到“五通一平”，还得加上建码头的问题，这里也有一段故事，就是“4分钱”的故事。当时我们和这个施工单位有合同规定，工期有奖罚，你提前一天我奖多少，推后一天我罚多少。施工单位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工人还是懒懒散散，工作效率很低。但是双方有合同，又怕我们罚他们，他们领导怎么办呢？弄了一个奖励的办法，这个奖励的办法是根据车队队长一辆车一天拉40次为标准，实行奖罚制度。根据这个标准，完成40车，一车2分钱，如果说40车以上，一车4分钱，所以“4分钱”的故事就是这样来的。全国后来各单位为了提高生产效率也开始实施奖金制度，但是国有企业我不知道他们的标准是怎么定的，到最后就出现滥发奖金的现象了。后来国务院就开始下文件，制止发奖金了。那我们这个施工单位也是交通部的工程单位，交通部给他们下命令不能发奖金，他们也只好不发奖金。司机原来有奖金的时候，一天最多拉到120车，多数人都在80车左右。这一不发奖金，也就拉三四十车。这一下子工程进度就慢了一半，那什么时候才能完工啊。我们都等着码头建好，把香港的材料、设备运进来，我们很着急。但施工单位也没有办法，根据当时的规定，就是不能发奖金。最后还是特区特事特办，这个事情才解决。

所以蛇口工业区在设立之初，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五通一平”上有许多难处，也有很多故事。

这期间很多领导人都来视察过，我印象最深的是1984年1月，邓小平同志来视察深圳、珠海、厦门这几个特区。搞得最好的还是深圳，所以他首先到了深圳，他在深圳大概看了两天。这两天主要看了国贸、看了旋转餐厅，还看了渔村。但是他没看到引进外资，也没看到什么工业，觉得没看到实质性的东西。所以后来到了蛇口，看了华益铝厂，还看了其他几个厂。他还上了微波山，在微波山上看了我们的码头、港口，也看了别墅区，还有一些住宅和工厂。到了11点多，邓小平同志到了我们办公楼7楼，7楼会议室有个大模型。袁庚就按照那个模型给他介绍蛇口工业区的情况。中午休息时，他跟我说要出去转一转、看一看。我就领他去了后甲板转了一圈，看了看，他蛮高兴的，他还很想再多看看。

蛇口工业区获批后，袁庚很快提出了一句后来全国闻名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来源于袁庚亲身经历的一件事。

袁庚在招商局驻港工作期间，与香港一家企业买了一栋大楼。当时签合同时已经是周五下午的2点钟。卖楼的公司负责人签完合同拿了支票就要走，急迫到什么程度呢？袁庚说，当时那个老板的司机就在楼下等着，车都没熄火。袁庚看到了他很着急，就说，我们买卖了一栋楼，这也算大买卖了，应该一起庆祝一下。卖楼方说不用，他们要赶紧把支票存进银行里面，下午3点以后银行就关门了，晚一天存就少一天的利息。

这件事对袁庚刺激很大，他后来多次讲到，香港人的时间观念和资金运作效率很高，抓得很紧。而过去，我们的国企没有时间概念，今天不行就明天，明天不行就后天，这种精神状态、工作效率还远远不符合发展的要求。

所以袁庚在蛇口发展过程中提出，如果工作没有效率，没有时间观念，不能很好地服务外商，那外商到你这儿来投资干什么？就算你人工便宜一点，地皮便宜一点，但工作却不出效率，不出质量，外商一样也是不会来的。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提出后，一些中央领导人到蛇口视察，袁庚都会问领导同志这句口号好不好。当时来视察过的领导人也没说好，也没说不好，都没有对这个口号有一个明确的态度。

到了1984年，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庆上有彩车巡游活动。当时深圳市和蛇口工业区做一个彩车。我们就做了一个突出蛇口工业区特色的彩车模型，希望展示改革开放后蛇口的发展成就和凸显蛇口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标志地位。当时袁庚跟办公室主任说：“能不能把口号打上去？”我说：“好，这口号是我们蛇口改革开放的精神，把口号放上去这样才完整。”我就给彩车制作厂家打电话，做了四块有人操作转动的牌子，一面是“时间就是金钱”，一转过来就是“效率就是生命”，彩车通过天安门的时候可以两面转动，各个方向都可以看得到。

彩车运到北京后，就放在前门旁边一个广场上，靠近天安门那一侧。当时参观的人很多，都围着我们的彩车拍照留影。我们那个彩车很特别，别人的彩车是体育的、纺织的、钢铁的主题，一看就知道是要展示什么。我们这个人家看不懂，但是又挺花哨和鲜艳，所以照相的人很多。再加上后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组拍到了我们这个彩车和车上的口号，蛇口工业区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在国内的影响力一下子就爆发了。

蛇口被称为改革开放的“试管”，这个“试管”还是时任国务院总理来视察以后说的。我们那时候才2.14平方公里，一块巴掌大的地方。所以总理就说：“你们大胆地搞，你们就是九牛一毛，杯水车薪，对国家来讲你们就是个试验田。”所以我们就叫它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试管”。这个“试管”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比方说成立管理委员会，我们为什么要成立管理委员会？我们希望中央给蛇口工业区权力，后来中央、省委、市委一起开会，决定给蛇口工业区县级权力。所以我们成立了一个管理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袁庚是工业区的书记，熊秉权是工业区的副书记、管理局的局长。管理局和工业区基本上说是不分家的。后来其他很多地方都用了这种模式，包括14个沿海开放城市用的全部是我们这一套——成立管理委员会。我们这些试验都是行之有效的，所以中国各个省、市，各个部委都到蛇口来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