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和我所在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b提出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的建议。后来中改院又相继提出“政府转型”的理念与一系列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逐步受到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被决策者所采纳。有媒体报道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始终是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客观地讲，中改院在政府转型方面的研究，对政策决策与理论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型

2003年SARS危机后，中改院开始关注基本公共服务与政府转型等重大课题。SARS危机暴露出我国公共服务体系中存在的很多薄弱环节。2003年4月29日，泰国曼谷举行了“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非典问题特别会议”，温家宝总理在会议上说：“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灾害，我们缺乏预防和控制经验，应对机制不健全，一些地方和部门工作不力，特别是中国人口多、流动大，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但目前非典型肺炎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当时，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性的突发事件，牵动全局、影响全局。举例来说，由于信息的瞒报漏报现象，加上市场投机行为的推波助澜，SARS危机时出现了醋、板蓝根等商品的疯狂抢购事件，甚至一瓶醋可卖到五六十元！当时，我国的“非典”疫情主要发生在城市，如果是发生在农村，鉴于当时农村医疗的状况，后果可能更加不堪设想。SARS危机反映出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中的某些具体偏差，反映出我国政府在公共卫生，尤其是农村公共卫生等社会事业方面欠账太多，政府改革的压力、传媒改革的压力、医疗体制改革的压力、社会改革的压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压力全面增强，改革的一些矛盾问题也渐渐凸显出来。

2003年7月12日，中改院在北京举行了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为主题的改革形势分析会。有的专家提出了不同意见，说政府不搞经济建设，怎么叫政府呢？政府就是经济建设的主体。我记得在这以前，有一次我在一个省会城市给处级以上干部讲课。讲完之后市长就把我留下了，对我说：“迟福林，如果政府不是经济建设型政府，还叫政府吗？我们这些人做什么呢？”我说，第一，我们的观点不是说政府不要搞经济建设，而是强调政府只是经济建设环境的创造者、是公平竞争的维护者。第二，我们“政府主导型模式”的思路需要转变。所谓“政府主导型模式”，我概括为以追求GDP总量为导向、以批土地为主要手段、以各种重化工业项目为突出特点、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以忽略社会建设为前提。我认为，要从SARS危机中吸取教训，最具实质性的行动步骤是加快政府改革，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2004年7月，中改院连续在北京举办了“经济转轨与社会公平——中国改革形势分析会”“以人为本 改革为民——2004年上半年中国改革形势分析会”等几次研讨会。2004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中改院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合作举办了“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政府转型与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为主题的第50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通过这些研讨，我在会上系统地提出了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观点。

那年，温总理组织部分经济学家座谈。在座谈会上我又提出了政府转型的问题，提出政府要担当起公共服务方面的责任，这个观点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2004年底，全社会形成了政府转型的共识。有一次我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提出了“政府转型的5个任务”：第一，政府职能转变的重点实现从优先于经济目标向优先于社会目标的转变，在指导思想上高度关注实践中突出的重大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第二，要改革投资型财政体制，加快公共型财政体制建设。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当时的财政体制存在结构性缺陷，总体上说，还是一个经济投资型财政体制。第三，要适应开放社会和履行公共职能的要求，从封闭型的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转变。必须建立信息公开制度，让全社会及时了解公共信息，由此提高全社会应对各类突发性事件的能力。我曾经说过，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央电视台有三个频道在做直播。那么面对“非典”这场危机，为什么不可以在中央电视台开设专门频道，一天24小时全面、现场、细致、实时直播宣传疫病防治知识，通报全国各地的“非典”疫情，让全体中国人能够迅速掌握、了解“非典”疫情的真实情况，做好疾病预防和治疗工作，以防出现因为信息闭塞导致的疾病进一步失控和无谓的恐慌？第四，要从行政控制型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真正实现法治政府。第五，要从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向统一、协调的行政体制转变，真正建立高效政府。在当时那种行政体制下，不仅某些经济事务存在条块分割的问题，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诸多社会事务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条块分割问题。依法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建立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体制，是我国政府改革的重大任务。

建言建立农村最低救济制度

从2004年开始，中改院建言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提出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等观点和建议。为什么我们会提出这些主张？当时我们去实地调研，看到的一些现象让我很震惊。我举个例子，2003年7月1日，我带院里的研究人员到海南儋州做农村土地问题调查。看到一家黎族，三口人，妻子生病卧床，儿子痴呆不能劳动，老头一条腿残疾。为了生活，老头把犁耙绑在残肢上，就靠一条腿赶牛犁地。老人到乡里申请救济补助，3个月只申请下来5元。我说改革开放20多年了，老百姓没有农村最低救济制度说不过去啊。老实说，我是很心酸和愧疚的。

2006年，我在西北甘肃调查，了解到一个情况，某地一个村子里有个村民公约：如果某家的病人医疗费超过2万元，就约定主动放弃治疗回家等死，因为2万元是他们借遍所有农户亲戚的极限。如果还继续医治，最终不仅可能救不活病人，还会使4~5户家庭同时陷入贫困！我当时听完心里很不是滋味。

回去以后，我在相关研讨会上几次提到这两个案例。我想，搞改革的大目标是实现公平与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但是在发展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同时，也要建立底线公平的基础制度。

因此，在中央召集专家学者讨论“十一五”规划时，我向中央领导人反映了这个问题。我们改革开放快30年了，农村最低救济制度是不是应该尽快建立起来？当时高层特别重视。3个月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从当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农村最低救济制度。这件事情出乎了我的意料，尽管城市和农村的保障还有不小差距，但建立农村最低救济制度就等于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

作为学者，参与中央决策讨论时，责任是沉甸甸的。我只能尽我所能，从了解到的基层情况中，把有价值的信息、情况及时反映上去，并且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我相信这对中央决策还是可能产生影响的。直谏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之一。改革研究者不是政策制定者。因此，改革研究者一定要顺应历史、抓住趋势、提出建议，并且设法推进。一个改革研究者决不能计较自身的得失，必须发挥改革谏言者的历史作用，这是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提出“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

2007年春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下简称UNDP）主动联系中改院，商议和委托中改院完成当年度《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的研究撰写。当时我们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将迎来30周年的背景下，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人类发展发生了哪些变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当时，经过前几年大量的实地调研，我们逐步形成一个基本判断：尽管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十分突出。与以往以解决温饱为重点的生存型阶段不同，我国已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30年的改革发展在总体上解决了私人产品短缺（温饱）问题后，公共产品（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我国开始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从我国基本国情看，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我国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就其制度建设对于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意义而言，可同30多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并将对中国人类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经过研究和商议，我们认为将报告主题定为“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5月12日，中改院与UNDP北京代表处举办了“2007中国人类发展报告顾问专家咨询会”。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梦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国务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宋晓梧、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等领导和专家。来自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科院、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30多人出席会议。会议由我主持，时任中改院副院长的殷仲仪同志向会议汇报了2007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项目进展情况。会议讨论了现阶段界定基本公共服务的标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2007年中国人类发展报告16份背景报告的提纲以及2007年人类发展报告的主线和概念框架。

这份报告的产生过程，我记忆犹新。2007年10月19日，我就《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项目的后期工作会晤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助理署长兼亚太区主任哈斐茨·帕夏博士。当时马和励先生a、丁雅珊女士b、侯新岸女士c、毕儒博先生d、俞建拖先生e也参加了会晤。会晤中，我介绍了中改院受委托撰写《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重点考虑的经济社会宏观背景以及中国基本公共服务政策、体制、制度和机制的创新需求，参与撰稿的专家教授分别介绍了《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初稿中8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经过深入讨论，双方同意在把《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初稿缩编成政策建议报告、干部培训参考资料和通俗读本的同时，加快技术性修改，力争在年内正式发布；并选定有代表性的省、市、自治区，及时启动省级人类发展评估报告项目。

报告的主题是“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整个报告分为4个部分。最后的结论是：建立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和体系，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中国人类发展的必由之路。就其所涉及的人口规模而言，在世界上是空前的；就其制度建设对于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意义而言，可以同过去30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相提并论，中国政府正在为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做出巨大努力，这将使得中国人类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

现在回想起来，这份报告耗时一年半，有10个部委16位专家参与，光研讨会就开了5次，背景报告做了16份。20日晚上，也就是报告发布后的第4天，我请参与写报告的20多位同事吃饭，有同事在饭桌上流下了眼泪。的确，为了写这个报告，我们付出了极艰辛的努力。筹备报告的一个多月，我们每天集中写作，没有人回过一趟家；每天晚上勉强能睡三五个小时，连续工作一天一夜的也不在少数，中间实在撑不住了，就在沙发上躺半个小时。我有20多天是靠安眠药强制休息的，焦虑得睡不着觉。大家都感到压力很大、责任很重。为了这份报告，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了相当大的心血。

让我们高兴和欣慰的是，我们的辛苦努力没有白费，报告得到了各方的积极肯定和鼓励。比如，马和励先生说：“我对参与本报告工作的所有专家学者以及迟福林先生带领的中改院的出色团队，为他们经过漫长而充满挑战的撰写过程所取得的完全成功，表示衷心感谢和热烈祝贺。”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评价说：“这份报告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课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针对性很强的政策建议，对许多领域深化改革的政策决策都有重要参考价值。”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认为，这份报告是对人的全面发展实现路径的积极探索，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政策决策和体制机制创新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11月27日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改院董事局名誉主席陈锦华在中改院上报的“关于《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08》发布会情况的报告”上也批示道：“我看了有关电视和平面媒体报道，感到很好。这件事需要有长远观点，持续做下去，精益求精，不断提高权威性，打造成精品品牌。中国和世界都需要这样的报告。要通过报告吸引、联系和团结海内外关心人类发展事业的专家学者。”

这些肯定，令我和我的团队倍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