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们给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在重庆进行城市综合改革试点的几点建议》，当时提出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建议，主要是从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出发的。我们认为，扩大企业自主权会有个“撞击反射”，也就是说，要发展生产力和企业，就要冲击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问题基本集中在大中城市。这些城市能够改革好的话，对解决上层建筑问题有很大的好处，对解放生产力也有很大的好处。

举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重庆市是嘉陵江和长江两江汇合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前重庆两江边上的朝天门码头上有成千上万条船，每条船都相当于一个商店，早晨起来热闹得不得了，包括重庆市的蔬菜，那时候到江边就能买到。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商店全部取消了，蔬菜也买不到了，重庆市只能开辟些蔬菜基地，老百姓买菜都成了困难。

所以我们认为，企业改革要和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但是要真正解决上层建筑的问题，还得推进城市改革。城市改革有两个功能，一个就是体制上的、制度上的改革，另一个就是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我们开始研究城市改革的时候，首先研究在哪些城市进行改革比较合适。当时国家体改委选的常州（江苏）、沙市（湖北），特别是沙市，绝大部分都是集体所有制企业。乡镇小企业折腾就折腾了，不影响大局，但是我们研究发现，要是光搞小企业，不触动大企业和重要企业，城市改革怎么能推进呢？经过考量，我们建议在重庆市进行城市改革试点。

后来薄一波国务委员带队去重庆考察，他们研究的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最后决定在重庆搞大城市试点。因为重庆不仅有中央管的企业（相当多的军工企业、航运企业、流通企业都在重庆），而且有一批干部参与过改革试点。

我们一伙人到了重庆，跟重庆市委一起研究如何开展试点，重庆市委非常支持。当时我们兵分三路：第一路是在重庆调查写报告；第二路是去常州、沙市了解两个试点的经验；第三路是在北京打听一下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的报告是什么意见。三路人马各做各的事情。后来我们碰头一起撰写报告，这个报告写了重庆改革的必要性、可能性，以及重庆进行改革所拥有的条件。我们在报告中特别强调要把改革封闭起来，在一个地方试，出了问题不搞就是了。

后来这个报告又转给了国家体改委，国家体改委就跟四川省、重庆市商量，把这个报告转成一个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以四川省的名义上报。我们建议同时搞两件事情：一是搞重庆市的改革试点，后来发展成计划单列；二是把永川地区合并到重庆。

接着我们要开大会讨论，薄一波同志带了20多个人，四川省政府的厅局长带了20多个人，重庆市的局长也带了20多个人，一共将近100人。在重庆开了差不多一个月的大会，大家讨论改革中怎么把中央、省、市拧在一起。比如，一些财政事项的交接，四川省的税收要上缴到中央，把重庆计划单列以后，重庆市的税收就直接上缴中央了，四川省缺了这一块怎么办？当时争论很多，但后来大家都达成一致了。

重庆城市改革概括起来就是计划单列。过去是四川省把重庆和其他地区的事情一起报到中央，现在计划单列，重庆市的事情包括税收上缴就直接报到国家计委了。后来又出台了两条政策：一条是凡是中央讨论经济方面的会议，重庆市都可以参加；另一条是中央发的省军级机密文件，重庆市都可以看。这样就等于中央直接管重庆了。有了这些条件以后，重庆发展得非常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