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对重庆市前前后后实行了三次计划单列。最好的一次单列，或者说最全面的一次单列，是从1983年开始的。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后，重庆市提出来要实行计划单列：第一，要全面实行计划单列；第二，希望赋予重庆市省一级的管理权限，只有这样，单列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件事情在国家的支持下，得到了解决。第三次计划单列实际上让重庆市变成了一个经济上的直辖市，即既有计划方面的权限，也有省一级的批准权限，促使重庆市在经济和财政税务方面发展得很快。总的来看，计划单列确实对重庆市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重庆被列入计划单列市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1980年以前，国内一些经济专家就提出来，在改革发展当中要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特别提出要发挥大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但是为了稳妥起见，当时只是在江苏、湖北选一些中等城市来试点。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一些同志，还有一些经济专家就提出来，把一些中等城市作为改革试点没有意义，起不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也讲，国家发展就要想办法搞活大城市，只有把大城市搞活了，起一个龙头带动作用，才能促进全国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大城市当中，工作关系最复杂的是重庆市。当时他们在重庆市调研的时候，就提出过：如果把重庆市搞活了，那么全国的大城市就都搞活了。为什么？因为当时国务院各部委在重庆市都有企业，如果能把国家能够下放的企业都放给重庆市，才有意义。因此，在重庆市搞计划单列就可以推广。

从1983年到2003年，这20多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搞活大城市有很密切的关系，这段时间国家搞了十几个计划单列市。1983年，为了搞综合改革试点，薄一波国务委员率20多个部委的同志来重庆市调查。当时薄一波同志到重庆市给干部做报告，还改编了唐朝诗人的一句诗：“十年离乱后，今朝又相逢。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他在重庆市调研得比较广泛，工业、商业，市和各区县的管理体制等都看了。当时重庆市出台了“工业五自主”“商业四放开”等措施。a“工业五自主”最明显的就是分配自主，除了生产经营自主以外，在分配上也给些自主权，实现多劳多得。“商业四放开”最重要的就是商业计划分配放开，这样就能减少一些多余的环节。举个简单的例子，在商业改革前，我们有一级批发站、二级批发站、三级批发站。重庆牙膏厂生产出来的产品被二级批发站收了以后，再分配到重庆市、成都市、自贡市、内江市。但是，重庆的牙膏不能直接在贵州省销售，如果要销贵州省，就要通过重庆的二级站再批发到贵州省的二级站，再由贵州省的二级

①　1980年，重庆市经委出台了“工业五自主”措施，包括生产经营、产品定价、劳动用工、内部分配、技术改造的自主。1980年重庆财办提出一个“商业四放开”概念，主要是让企业在经营、价格、分配、用工上有自主权。资料来源：《老主任揭秘重庆改革开放往事：修厕所走半年手续谈何发展》。

站批发到贵州省的地、市、州，然后再批发到县，环节很多。如果实行“工业五自主”“商业四放开”，就减少了许多环节。这就对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很烦琐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所以，薄一波同志很支持重庆市试点的事情，他回去以后向中央反映，重庆市这个点选得好，应该在重庆市试点，可以按重庆市的办法搞活大城市体制改革。

1982年，在一些城市都想列为计划单列市以后，重庆市也写了一份《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报到省里，并上报国务院。在重庆市做这件事情的有蒋一苇和林凌，还有市里体改委的同志，大家一起努力。重庆市的计划单列从发起到最后获得批准，应该说蒋一苇同志功不可没。最早是蒋一苇同志呼吁：应该选择更有代表性的大城市作为试点。他推荐了重庆。他当时频繁来往于重庆和北京之间，每到重庆来就讲要解放思想。他说，重庆改革除了国家支持外，重庆的干部也都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他和重庆的同志一起完成向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批准以后还要划分重庆市和四川省的具体计划中的数据，将其单列出来。我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把重庆市和四川省的各项计划指标分清楚。除了这个计划单列总体报告之外，还有计划单列各项指标的分割意见，都要送上去，都要达成一致。由于我们双方对计划单列的具体数字达成了一致意见，所以国务院很快就批了，同意重庆市计划单列。

在计划单列里边，最难的是财政单列。为了说服四川省，我们提出重庆市给四川省上缴的税收保持几年不变，在这个前提下进行改革试验。在时任财政部部长王丙乾、省领导和市领导都做工作的情况下，财政单列这一关算通过了。财政单列这一关一过，我们就放开手大干了。因为这就和按劳分配一样，自己多创收自己就多得，发展得会更快一些。

我当时在重庆计委，我们想，实行计划单列以后，重庆要高速发展，首先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如果基础设施跟不上，就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时重庆有个白市驿机场，这个机场四面环山，是以前国民党的一个空军机场。新中国成立后把它扩建了，但重庆雾比较多，一到冬天雾就笼罩机场，经常影响机场的正常使用。我们就想要重新选址建机场。为这事我找到国家计委，说：“我们要建个机场，你们是不是支持一下？”他们问：“建机场要多少钱呢？”我说2.6亿元。他们表示超过2亿元要国务院批，国家计委批不了。我说：“那你就给我批1.99亿元。”他们说：“你真想上，我们就批1.9亿元。”我跟市领导一汇报，市领导说：“你赶快同意，其他钱我们市里自己出。”所以那个机场就花了2亿多元修起来了。另外，还有通信问题，当时我跟邮电局的同志讲：“我们要解决通信问题啊，我们要用上最现代化的通信设备，我们不应该跟在后边。”有个市级领导跟我说：“小陈啊，人家美国有更新后淘汰的机器，卖给我们很便宜，你买那个。”我说：“程控电话好啊，程控电话是最现代化的，还可以传输邮件、信件。”他说：“我们不需要这么多功能，我们只需要打电话就行了。”我后来找了几个专家商量，大家还是一致认为应该迎头赶上，买程控电话。市领导比较开明，最后同意了。我们最早是引进上海和贝尔公司合资的程控交换机，最开始还不能多买，只买了5万轮装在市里。当时电话按级别管理，局级干部家里才能装电话。有天晚上市长有事找我们计委一个“秀才”——综合处处长白和金，白和金家里没电话，市长就半夜三更开汽车到白处长家里找他，可见当时通信的落后啊。那个时候我们装程控电话，采用的卫星地面站的一套技术都是按照最先进的、最现代化的标准搞的。在搞这个通信设备的同时，我们还引进了意大利最先进的交换机技术。我们把这些事做成以后，重庆市的基础设施又进了一步。

重庆市开始试点后，很多部属企业下放了。当时只有一个部委比较特殊，没有下放企业，这个部委就是五机部，其旗下都是些搞兵器的军工企业。后来国家计委又通知我们，要想办法搞军转民。市里领导很重视，要我们把军转民这事搞好。举个例子，嘉陵机器厂过去是生产子弹的，我们规划让它生产摩托车，后来发展得很好。綦江农机厂做车轮，重庆轮胎厂做轮胎，重庆制镜厂做摩托车的镜子，弹簧厂做弹簧。通过配套，我们的重庆摩托车很快就发展起来了。有次我在国家机械委开会，听见有人反对生产摩托车，说摩托车容易出车祸，我就给嘉陵机器厂的厂长打电话，说：“你赶快拿几辆车来给他们表演一下。”就在北京的国家机械委门口，我们进行了摩托车表演，把摩托车开得很快，然后突然把它刹住，摩托车在地上“吱”一下，就能停住。还有让长安汽车厂生产汽车——长安汽车厂在“大跃进”期间曾经做出过几部汽车，所以我们让长安汽车厂和日本企业合作生产奥拓小汽车，这样我们就把汽车搞成了。这两个突破以后，军转民生产电冰箱、彩电等，都发展起来了。所以在重庆市改革当中，能下放的企业统一按照重庆市的意见下放，不能下放的企业，在规划下还是想办法进入市场，把企业搞活了。

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挂牌。这以后，重庆市就能够直接在地区经济上做出自己的决断，也能够在地方性法规上做出自己的决断，加上重庆市主要领导同志很有改革的精神，所以发展得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