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通辽地方国企改革

我讲一个内蒙古通辽地方国企改革的故事。那时我在国家经贸委国企脱困办工作，有一天我接到通辽市市长赵双连的电话。他说：“我现在在通辽市当市长，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你能不能过来帮帮忙？”他的情况是这样的，他到通辽市时，当地的国企非常困难，通辽市是一个地级市，市里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当时除了电厂、邮局几个生活必备的企业可能还在正常生产以外，其他企业几乎都停产或半停产了，工人没有工资或者只发很少的生活费。政府门口都是上访职工，职工打着横幅——“我们要工作，要吃饭”。他去的时候，刚开始职工不知道他是市长，因此他还可以从正门进去。后来他经常在电视上出现，老百姓就认识新来的市长了，他从正门进政府大院就会被职工围住，迫不得已他只能从旁门进政府大院，可见当时的情况有多困难。

他认为，不改革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由于他在包头有过类似的改革经验，因此他提出了一整套改革想法，但在政府班子讨论时有不同意见。他说服不了别人，别人问他“有没有中央或自治区的文件”，他说“没有”。一般政府官员的理念就是：“必须有上级机关的文件我们才能做，没有文件，你怎么能乱做！”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就想到了我，因为我在中央机关工作，还是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他给我打电话，问：“你能不能来一趟？”我在电话里跟他说：“我手里也没文件。”他说：“没关系，你来一下，给我们介绍其他地方改革的做法，影响一下我们这些人的观念。”

我又找了一个专家，我们两个人坐一夜火车就到了通辽。第二天我讲了半天，专家讲了半天。我主要是介绍当时改革走在前面的浙江、江苏、湖南等其他省份的一些做法。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探索的这个做法，从实践上看，效果是不错的，是能够解决问题的。他们的情况跟你们的差不多，但人家通过改革，慢慢把问题解决了，走出了困境。当时我跟他们说，我们机关还没有出文件，我也不代表我们工作的单位，只是个人的体会，给你们做一些介绍，供你们参考。我们走了以后，我们讲的内容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大家觉得“他们是从北京来的，从国家机关来的，讲的这些也是挺有道理的，我们市长讲的跟他讲的差不多，看来市长不是胡说八道，还是有根据的，尽管没有文件，但是其他地方就是这么做的”。这对于后来推动他们达成共识起了一定的作用。之后，他们用了两三年的时间进行中、小企业改制，思路就是让企业走向市场，让职工走向市场。 

当时中央的方针已经是“抓大放小”，将中、小企业彻底放开，可以民营化、市场化。什么叫“产权置换”？过去政府对国企是承担无限责任，就是企业所有需要的东西都由政府提供，亏损了找政府，开不出工资找政府，没有原材料也找政府。“产权置换”就是把中、小企业的国有产权通过多种方式转化成民营产权。不少像通辽这样的地方采取了“两个置换”的改革探索方法。比如管理层持股、民营企业收购。产权变化之后，政府就不再对这些原国有中、小企业承担无限责任。通过这种产权置换，把国有产权置换成民营产权、非国有产权，促使企业走向市场。

还有一个置换叫“身份置换”。什么叫“身份置换”？过去老的国有企业，像我原来所在的国企，对职工的生老病死都要管。企业好不好，那是企业的事，每个月的工资都得给职工照开，这就叫企业对职工承担无限责任。“身份置换”就是给职工一笔身份置换的补偿金，职工拿到补偿金之后，身份就从国企职工的身份转化成市场化身份，职工要跟产权变动之后的民营企业重新签订劳动合同，那是市场化的双向选择的劳动关系，不再因为你是国企职工，企业就永远要管，工作不再是铁饭碗。这是当时地方改革探索出来的经验。

通辽就是这么做的，这批企业走向市场，自己到市场去开拓，然后生产符合市场需要的产品，慢慢在市场上讨生活，于是企业就开始“冒烟了”，开始有一批企业恢复生产，当然也有一批不行的企业破产了。有产品、有市场的企业逐渐活起来之后，政府管什么呢？政府原来是天天面对这种企业的困境，去给它们找钱、找原材料、找贷款，疲于奔命，市长相当于企业生产调度长。通过这样的改革，市长就不管这些事情了，而是管营造环境，管招商引资，管吸引外边的资金来投资，来发展当地的经济，或者帮助这些企业联系更多的外部资源，从宏观上去想办法。这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企业改制之后是不是一定变好？不一定。要看改制之后，企业的带头人和企业是不是能够适应市场。如果不能适应，就可能会被淘汰；如果能适应，就会越发展越好。这就是当时通辽的故事。其实，全国范围内的改革脱困都是像通辽一样过来的，通辽的故事是有全国代表性的。当时国内有四个城市作为改革的试点城市，包括河北的丰润、山东的诸城、广东的顺德和四川的宜宾，这是当时全国改革探索走在最前列的四个城市。从省份来看，浙江走在全国改革探索的最前列。因为浙江的国有企业本来就少，它位于东南沿海，国家的重点投资没在那里，但它还是有一大批中、小企业，所以浙江当时最先创造了“两个置换”模式，即“产权置换”和“身份置换”。“产权置换”比较好理解，“身份置换”是怎么来的？浙江的余姚是个县级市，刚开始国企被民营企业收购了，因为它的产权变了，所以产权置换问题就解决了，政府不再管它了，因为它变成民营企业了。后来有些民营企业经营不下去了，要垮了，这很正常，按说已经是民营企业的职工应该自谋出路，但职工不干，他们跑到市政府说，“我们原来是国企职工”“民营企业把国企收购了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国企职工，现在民营企业不行了，政府还得管我们，因为我们是国企身份的职工”。

后来，市政府才意识到改革只改产权还不够，还要解决职工国企身份的市场化转换问题。怎么办？因为政府把企业产权卖给了民营企业，民营企业给了政府一笔钱，于是政府就拿这笔钱发给职工，按照一定的标准，大概每年一个月的工资，根据工龄算，因为当时工资标准比较低，累积起来有2万～3万元不等，这样国企职工身份就了断了，职工今后就市场化选择了。浙江本来民营经济发展得比较充分，大家还是比较容易接受新观念，周围都是民营企业，国企是少数，所以职工觉得给了我一笔钱也算是了断，那么今后我就不能再找政府了，我应该去找市场，去应聘上岗。余姚最早遇到了这个问题，但又通过这种办法解决了，所以当时浙江就总结了“两个置换”的经验，后来就将这个经验逐渐推广到了全国。因为所有的国企改制，当时都遇到这两个问题，所以我去通辽给他们讲的时候，就讲了浙江改革的经验和过程，他们后来也是这么做的。所以通辽这个例子是有普遍性的，当时地市级及以下城市的国有中、小企业改革改制基本是这么做的。

山西左权县地方国企改革

我再讲一个山西左权县的故事。左权县是革命老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的地方，也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当时县里的班子刚上任，他们面临的情况跟通辽市差不多，除了改革没有别的办法。当时，“两个置换”就遇到一个问题——补偿金给多少？因为他们县的工资水平比较低，县里算了一笔总账：有多少国企职工，一共有多少存量的国有资产，然后都拿出来了，把所有的存量国有资产除以职工人数，得出政府能拿出的每个人的补偿资源：每人平均相当于8000元国有资产。接着将国有资产转成员工股份。除此之外，政府没有别的东西了。政府就征求意见，说工龄短的员工补偿不到8000元，工龄长的员工可能补偿1万多元。意见一公布就炸了窝，县里职工都不干。他们的道理非常简单：这么点钱就把我们打发了？市政府去跟职工对话，说我们不是不想给你们更多，而是我们没有了，我们政府能拿出的所有的国有资产就是这些。当然，如果你们大家不同意，我们也可以先不干，但是每年企业都在亏损，每年亏损之后能补偿的数额越来越少，比如说今年是8000元，明年就6000元，后年就4000元，再过2年就没了。而且我们是国家贫困县，国家转移支付只负责县公务人员的工资和必要的政府开支，国家没有一笔钱是给你们作为补偿金的，大家看看要不要干。大家一看只能干，因为不改就越来越少，大家觉得政府也是有诚意的，而且也觉得再这么下去不行，只能破釜沉舟。改制之后，企业分散突围，自谋生路。县里边的企业都很小，大多数人就理解和接受了政府的方案。

沈阳黎明厂改革

再讲一个央企的故事。军工企业沈阳黎明厂是飞机发动机厂，是当年苏联援建的156项之一。当时的厂长是林左鸣，他原来是成都发动机厂的厂长。因为干得不错，于是他被调到沈阳黎明厂当厂长。沈阳黎明厂当时是有几万职工的国企，非常困难，连工资都开不出来，职工只能领到生活费，而且还面临着国家给他们的重要型号任务。林左鸣临危受命，按照中央要求还要让部分职工下岗再就业，叫作“减员增效”。正好当时我去沈阳调研，去了黎明厂，见到了林左鸣，他跟我说当时非常困难，职工生活费很低，办公楼被几千名职工围着。林总就跟职工对话，讲中央的一些政策要求，跟职工一起想办法，研究怎么样能够渡过难关。当时动员职工下岗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下了岗人家怎么生活？据说林左鸣在成都发动机厂做下岗动员的时候，第一个下岗的是他爱人，自己爱人不下岗，你怎么去动员别人。在黎明厂负责这件事情的是人力资源副总，他的妹妹一样下岗，他任何办法都没有。当时，林左鸣一方面组织一部分职工下岗，另一方面还要组织职工去完成国家交办的任务。他也借鉴了其他地方的做法，把一部分辅助企业的职工组织起来改制，就是推行“两个置换”。当时林左鸣觉得用改制的办法让职工继续有工作，比下岗对职工要好，对企业来说也会更好。但这种做法，当时没有文件指示，而沈阳市地方中、小国企都在这么做。他去找地方政府，沈阳市政府说，你不是我们的地方国企，你是中央企业，我们地方政府有文件，地方企业可以这么做，但这个文件不适合你，我们没有权利同意你来执行这个文件。后来他说，你能不能给我开个函，就说知道这个事。我印象中是这样的，然后他就开始做这事了，这等于用改制的办法分流了一部分职工。打个比方，船要沉了，下岗就是穿件救生衣直接跳到海里，自己逃生，这就是下岗分流。改制分流就是“舢板逃生”。“舢板逃生”的生还概率要比跳到海里的生还概率高得多。当时我去的时候，他就问我这么做行不行，我跟他说：“确实没有文件，我们机关也在调研当中，还没有出台类似的文件，不过地方有这文件是可以做的。”我跟他说：“你可以借鉴。”对于这个做法，我实际上是表示支持的。

2002年，国家经贸委等八个部委出台了859号文件，即《关于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辅分离辅业改制分流安置富余人员的实施办法》。这个文件非常重要，把“两个置换”合法化了，通过中央文件、通过国家经贸委等八个部委的文件同意了这样的做法。

后来林总跟我说当时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觉得这个做法对职工更有利，对职工的权益、就业、生存更有保障，可以减少矛盾，而且也使得分流更容易被接受，但同时他个人承担了非常大的责任和风险。林总甚至说，当时很容易被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企业的国有资产通过产权置换，支付了职工的身份补偿金。虽然后来的文件同意了这种做法，但当时做的时候并没有这个文件，实际上他承担了国有资产流失的重大的风险责任。他跟我说，他当时甚至已经做好了撤职处分甚至坐牢的准备，因为没有文件而去做事在我们的规矩里是非常严重的事。他做这个事情，一方面希望企业发展得越来越好，职工稳定有收入，另一方面他心里总有非常沉重的压力，一直到2002年859号文件出台，这块石头才落地，他才觉得自己解放了。这就是担当，这就是以林左鸣为代表的那批国企老总的担当，他等于是冒着非常大的个人风险和担着很重要的责任去探索改革的。改革都是突破，规矩不是先定下来的，都是通过改革实践，慢慢总结出来之后才有文件，那么前面的探索者，要不然是“先驱”，要不然就是“先烈”，个人可能为此付出非常大的代价。

“长沙事件”

再讲一个地方国企改革的故事——长沙的故事。长沙在当时是非常具有改革探索创新精神的城市。当时长沙市委书记张云川是湖南省委副书记。他们为了改革也是借鉴浙江的经验，做“两个置换”，用国有资产置换来支付改革成本。当时859号文件还没出，他们觉得有风险，但他们又想做这件事情，怎么办？他们于是想了一个主意。1984年之前的国有企业的净资产仍然作为国有资产，1984年以后新增的利润转换成了净资产，把它界定为集体资产。他们出台了一个市委、市政府的9号文件，文件做了一个产权界定，将1984年之后的新增利润转成集体资产，用它去支付职工身份置换的补偿金，这就避免了用国有资产来支付的风险，或者叫政治风险。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文件出台之后，三个企业做试点，这件事情于是就被当地媒体报道了。有些中央媒体，像《工人日报》也报道了这件事，报道之后还让各地政府去学习，觉得他们找到了一个合法、合理的支付改革成本的方法，还出台了文件。

我当时是在报纸上看到的这个消息，我觉得这种做法是有问题的。当时邵宁是企业改革司司长兼脱困办主任，他是我的领导，我就跟他汇报，我说长沙的做法——出台文件，恐怕不合适，有问题。我要到长沙去看一看，看看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不能光凭报道。然后，我以脱困调研的名义去了长沙。到长沙以后，他们说确实有这么个文件，并把文件给我看了，我又去三个试点企业调研，实地看了一天。这三个企业中有两个企业是按照文件做的，一个是长沙水泵厂，一个是长沙电机厂。还有一个是友谊阿波罗公司，这是一个百货公司，他们没有执行这份文件，而是采用了另外一种做法。我看了之后晚上就在宾馆跟长沙市经贸委主任罗放良和长沙市委研究室的一个副主任交换意见，他们两个人是参与文件起草的。我问他们，你们的文件为什么要这么写？是怎么出台的？他们就把情况跟我说了，当时我说了我个人的意见。我说，你这个文件在理论上说不通，政策上不合适，实践上恐怕将来会出问题，会引起矛盾。于是我就谈了几点意见。我讲的都不是在北京商量好的，我到长沙来之前并不知道这边的情况，所以我也不可能跟领导去请示，我是在现场调研完之后，自己归纳了一下，跟他们说了一些个人意见，说完后第二天我就回北京了，因为主要目的是干这事来了。他们当时做了记录，后来他们跟我说，他们把记录整理成了稿子，送到了张云川等省领导那里。据说几个领导看完之后接受了我的建议，暂停执行文件了，内部就说不再扩大试点了。所以，文件就停止执行了。回到北京后我跟邵宁同志汇报，我说我当时看到什么情况，是怎么跟他们交换意见的。这件事情邵宁同志也跟当时国家经贸委蒋黔贵副主任汇报了。

时隔半年，有一天邵宁同志交给我一个任务。朱镕基总理批示责成国家经贸委和湖南省委组成联合调查组来调查长沙文件这件事情，国家经贸委是组长单位，湖南省委是副组长单位。领导就批示让我负责。领导知道我去过，已经熟悉这件事情了。我就拿着领导的批示，带了两个人到了长沙。调查结论跟上次差不多，我们就在长沙写了调研报告并报给市领导看，他们对报告没什么意见。回北京后，邵宁同志看完报告之后又将其送给了蒋黔贵副主任。由于全国各地都在学习长沙，因此后来蒋黔贵副主任在一个全国会议上讲了这件事。

这个案例说明我们那个时候是鼓励创新、鼓励探索的。当时国家经贸委一方面鼓励大家探索，同时又容错。只要纠正了，国家经贸委仍然会继续支持改革。对当时长沙的改革，总的来说，经贸委是支持的。而且我们对他们问题的分析也是非常客观的，这个实事求是拿捏得很准，这后来被称为“长沙事件”，当时在全国影响很大。

长沙友谊阿波罗企业试点混改

当时长沙友谊阿波罗企业被列为试点单位，但是它没有按照长沙市政府出台的文件执行，而是采取增量改制的办法，就是搞混合所有制改革。原来它是100%的国有企业，让增量进来，蛋糕就做大了，国有份额就从100%变成30%，但价值并没减少。当时这个企业是长沙的一个商贸企业，是个百货大楼，相当于北京百货大楼，职工有1000多人，经营很困难，是一个微利企业。企业总经理是胡子敬，他非常有改革创新精神。他的改革是一个增量改革的方案，希望吸引民营资本进来，因为当时缺乏资金，依靠银行贷款也解决不了问题。于是他就找了几个熟悉的民营企业家，说政府同意我改制，你们可以增资扩股进入我的企业。这个企业在当地的国有商业企业中算是比较好的。这些老板就问他：“胡总你希望我们投多少？”胡总说：“你们每个人投400万元。”民营企业老板问：“你出多少？”胡总说：“我是国企老总，我没有钱，我希望你们来出资。”那些民营企业老板说：“你不出钱，我们最多就出50万元。”又加一句话：“你出多少，我们出多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我们才放心。毕竟这个企业是你在经营。”

这就把胡总逼到墙角了。胡总希望民营资本进来，民营资本把球又踢给他了。然后他回家筹集资金。他原来承包的时候有些奖金，放在银行存着，是准备给孩子上学和赡养父母的，工资还有点结余，房子因为已经房改可以抵押。此外，他又找亲戚朋友借了一部分，算下来一共有两三百万元。一下子投进去两三百万元他老婆不放心，问他这个企业将来能不能分红，能不能把借亲戚朋友的钱还上，能不能把抵押的房子赎回来？你得给我说清楚，我才能把钱给你。企业算账有会计师，家里账没别人给他算，后来胡总就拿小计算器算了好几天。他自己计算预测将来改制以后，企业效益是不是会提高，是不是会有利润，然后按照他的出资比例，每年能分多少红利，红利能不能够还债。算完之后，他跟老婆说估计是可以的，效益会提高，用分红也可以还上这笔钱，也能把房子收回来。他老婆最后说反正你要改革，我也只能支持你，这等于把身家性命全扔进去了。

这个企业我跟踪了近20年，当时我调研的时候就去过，2000年到现在已经18年了。后来胡总跟我说，这个企业通过改制能够有多大变化，他当时也没有把握，但是无路可退。胡总在当地、在业内是小有名气的国企老总，他是全国劳动模范，是人大代表。等他出了钱，民营资本也出钱了，企业中层干部都跟着他一块出钱，筹了有将近400万元资金，改制之后的股权结构是国有股35%，员工持股30%左右，民营资本30%左右，大概是这么一个结构。他是董事长兼总经理，董事会是一个由国资委代表、国有股东董事及民营资本股东董事组成的公司治理结构。后来这个企业越发展越好，还上市了。大家想想上市之后资本增值几十倍，按照当时的股权增值几十倍，胡总账面上也是亿万富翁。后来我就问他，还是你当总经理，还是做商业百货，还是这些职工，还是这个地段，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大变化？他说过去我们做工作是凭着党性，凭着责任心，凭着良心在做工作，但是企业存在很多问题，我也非常无奈。比如说，有的职工下班的时候把东西就揣走了，你要找到他，他说这是你们家企业吗？他比你还横，很多事情是很无奈的，包括投资决策。改制之后，需要经过董事会决策，经过股东大会决策，那么我的身家性命在里边，职工的身家性命也在里边。我们就不仅出于一种责任心和良心了，而是利益的约束和激励，我们只能去做我们认为正确的事情，不正确的事情，不论谁说，我们都不会接受；而且我们会非常积极主动地开拓市场，积极主动地在市场中谋求发展壮大，投资决策及其选择都跟过去不一样了，职工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所以企业体制变了，机制也变了，企业有了好的企业家，也有了好的体制和机制。

长沙的友谊阿波罗公司是个典范。它的体制变了，机制也变了，变成了完全市场化的机制。国有资本不断地增持，各方面的利益都得到了保障，企业得到了发展。2011年，在中央电视台拍的《国企备忘录》第一集中专门播出了这个案例。一直到今天，友谊阿波罗这个企业仍然是发展得很好的，其混改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为什么说长沙友谊阿波罗是混改的典型？因为它是“真混改”。什么是“真混改”？一是做增量改革，二是股权结构要合理，国有股不能一股独大，要保证出资人到位，利益机制绑在一起，再加上民营资本进来，这样就组成了合理的股权结构，既相互制衡，又相互激励，相互监督。胡总说，国有股虽然从100%降到了35%，但是每年光分红的钱就已经是存量国有资本的十几倍。它的股权还在那儿，市值还在那儿，国有资本增值100多倍。而原来国有股权100%的时候，每年一分钱都分不着，还亏损。所以，长沙的混改是非常典型的，叫“真混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我认为这说得非常对，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国企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