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制定的用20年时间（2001-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纲领，在全中国人民中得到热烈的响应。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长期发展战略。分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起点、目标和前景，是认识现阶段中国发展基本走向的钥匙。

一、初步实现小康为中国提供了新的起点

小康和小康社会，是典型的中国化的概念。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和语言的隔阂外国朋友不大容易准确理解，但在中国并不存在理解上的困难。“小康”一词，源自中国公元前１１世纪至公元前６世纪的诗歌总集《诗经》。把小康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出自公元前１世纪成书的儒家著作《礼记·礼运》，是和他们所想像的远古时代“大同”乌托邦相联结和对应的一种现实的社会形态，是虽然不能做到“天下为公”但也政治比较清明、生活稍为安康的社会局面。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小康”从书斋走向民间，其含义发生变化，指的是家有余粮剩米的比较殷实的生活。中国是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的国度，历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往往从古代典籍中吸取思想营养而又为现实目的而加以改造。康有为、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把“大同”思想改造为向前看的未来理想社会状态。邓小平则借鉴传统思想，吸取人民语言的精华，赋予小康和小康社会以全新的意义，即温饱有余、日子比较好过、但还不富裕这样的社会状态，并且把它作为贫穷落后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经阶段。这不仅有重要的现实社会经济意义，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是饶有兴味的。

２０００年实现小康，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邓小平在１９７９年提出，把２０００年的奋斗目标确定为实现小康，这是对当时沿袭下来的“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再认识的结果。２０世纪末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这“四个现代化”，是１９６４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来的。１９７５年１月第四届全国人大重申这个目标。在当时“文化大革命”、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这个号召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但实际上是做不到的。事实是，中国改革开放２０多年来经济发展成就超出预料，现在“四个现代化”一个也没有实现。邓小平预见到这一点，放弃了２０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既定目标，而把这个目标设定为小康。这似乎是“后退”，实际是脚踏实地。在当时，这样做不仅需要对于中国经济的清醒估量，而且需要巨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邓小平关于小康的提法，有“小康水平”、“小康状态”、“小康社会”、“小康国家”等，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从温饱到现代化的一个必经阶段。在当时尚未摆脱贫困的中国，把解决全体人民的温饱问题作为现代化的起点，是正确的选择。从温饱到现代化，时间跨度很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重大差别，把小康作为必经的中间阶段符合经济成长的一般规律。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形成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解决温饱问题，９０年代末达到小康水平，２１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２０００年的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两番，人均达到８００美元。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这种重新定位，引发了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是促成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动因。２０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证明这种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积极而又稳妥可靠，符合中国国情，是正确的。

经过２０多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可以作出四点基本判断：

（一）国家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供求格局发生根本变化。按可比价格计算，２０００年国内生产总值是１９８０年的６倍以上。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由１９８５年的２．９３∶１变为２０００年的８．２７∶１；如果是原定的２０年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人均达不到８００美元。但是，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原来的预计，２０００年国内生产总值为８９４０３亿元，按当年汇率计算为１０８１０亿美元；全国人口１２６５８３万，人均８５０多美元。由于经济总量显著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长期困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商品供应普遍短缺的状况根本改观。市场供求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中国经济增长由供给约束为主转变为需求约束为主，并由此引起宏观经济政策带根本性的转折，即从过去的限制消费的政策，转变为扩大消费与改善供给相结合的政策。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许多方面经济政策的变化，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二）经济结构实现重大调整，工业化进程加快。产业构成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由严重失衡到基本合理的变动趋势。在农产品供给实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前提下，１９７８—２０００年，第一产业比重由２８％下降到１５．９％；在人口总量增加３亿的情况下，农业劳动者占总就业的比重由７０％降到５０％；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出口量迅速增加（１９７８年全国进出口总额２０６亿美元，２０００年初级产品出口额２５４亿美元），但在出口商品构成中所占比重由５０％下降到１０％，工业制成品比重由５０％提高到９０％。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制造业能力增强，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等“瓶颈”得到基本缓解。现代服务业正在兴起。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明显，高新技术产业成为拉动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总的判断，中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

（三）初步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２００１年底统计，全国个体工商业２４３３万户，从业人员４７６０万人，注册资金３４３６亿元；私营企业２０２．９万户，从业人员２７１４万人，注册资金１８２１２亿元。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是从中国经济改革初期沿袭下来的区分，两者都具有“私有”或者“非公有”的性质。现在，非公有制经济的增加值占ＧＤＰ的１／３，占城镇从业人员的３０％左右。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市场体系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显著增强。综合评估，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５０％以上，中国已经由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改革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中国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趋势，已经由封闭半封闭型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经济。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外贸依存度（进出口总额／ＧＤＰ）由１４．４％提高到４３．９％。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有１５年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待遇期，并不反映中国经济体制的真实状况。

（四）人民生活实现两步历史性的跨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９０年代由温饱到达小康。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５７．５％降到３９．２％，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６７．７％降到４９．１％。群众消费由追求基本生活资料数量的满足，发展到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消费结构从以农产品消费为特点的温饱型，进入以工业品消费为特点的小康型；服务性的消费在迅速增长。２．５亿农村贫困人口８５％以上已经脱贫，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由３０％降到３％。由国家统计局和计划、财政、卫生、教育等１２个部门的研究人员组成的课题研究组，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生活环境五个方面，确定了关于小康水平的１６项基本测评指标及其临界值。据此对小康进程综合评估，２０世纪末全国总体平均生活水平跨入小康社会的初期阶段，大约有７５％的居民初步过上小康生活，大约１３％接近小康水平，大约１２％离小康还有较大差距。千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祖祖辈辈关于小康生活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这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对于世界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上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按照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走了头两步，现在开始走第三步。这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新阶段。

“三步走”发展战略实现了两步，不等于走完了现代化全程的三分之二。前两步是２０年，第三步要用大约５０年。考察中国经济，要注意总量和人均两个方面。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居于世界第六位，假定保持近些年的发展态势，中国年均增长７％左右，其他国家年均增长２．５％左右，并且假定汇率不变，２０１５年前后中国有可能成为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位。中国ＧＤＰ占世界的比重，可能由２０００年的３．４％，提高到２０１０年的５．４％，２０２０年的８．４％。但是，按人均计算，中国现在还不到１０００美元，刚刚进入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ＧＤＰ要更多一些，但现在也还是中下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上的排名仍在１００位之后，和经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何况，购买力平价是有缺点的方法，现在世界普遍采用的还是汇率法，虽然汇率法也有缺点。

中国目前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

第一，小康社会是从温饱到现代化之间长达几十年的发展阶段，小康水平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过程，现在刚刚迈入小康社会的门槛，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相比，现在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

第二，即使低水平的小康，也还没有全面达到。２０００年农村还有３０００多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２００２年减为２８００多万。有６０００万人口虽已脱贫，但还是低水平和不巩固的温饱，生产和生活条件还很脆弱，容易返贫。城镇有２０００万以上的人口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城乡失业人数还相当多。还有更多的人口，虽然温饱问题得到解决但尚未达到小康。

第三，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以及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在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诸多方面，以及小康社会建设的各个领域，进展状况和达到的水平也不平衡。一般说来，吃饭穿衣的基本生存条件解决得比较好，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还比较差，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之间的矛盾还很突出。

初步达到小康，或者说，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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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民共享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

可以这么说：关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纲领，丰富和发展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实现了第三步战略部署与第二步战略部署的有机衔接，对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前期阶段作出了全面规划，为从小康逐步走向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有二重含义：一是覆盖面的全面，就是说，是使十几亿人口共享建设成果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二是建设领域的全面，就是说，不仅是经济发展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全民共享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基本任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一）经济增长速度：２０年翻两番。发展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和首要任务。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２０２０年比２０００年翻两番，年均增长７．２％。到２０２０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将接近３６万亿元人民币，按现在的汇率计算将超过４万亿美元。１９９５年，在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已经提出，２０１０年要比２０００年翻一番。根据对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和模型预测，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为７％—７．９％，其后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有所放缓。即使考虑到中国经济基数越来越大，考虑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２０年翻两番也是有可能的。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２年，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中国保持７．３％和８％的快速增长，更增强了人们的信心。当然，持续４０年保持高速增长是不容易的。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４０年平均达到７％以上增长速度的只有韩国（８．４％）、新加坡（７．９％）和泰国（７．６％），平均６％－７％的只有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平均５％－６％的也只有日本、印尼、土耳其、巴基斯坦和莱索托。中国再有２０年高速增长，也是４０年高速增长，无疑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２０年如何规划，一些重要指标如何确定，各项目标如何统筹协调和全面实现，制定发展规划要注意些什么问题，都是需要研究解决的。目前“十五”计划（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正在顺利实施，“十一五”计划（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已开始酝酿。到２０２０年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正在组织研究。

（二）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工业化，城市化，开放型经济。

１、基本实现工业化。这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面临两方面的情况：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要继续推进工业化；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不允许中国再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而且也有可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早期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工业化，稍后日本的工业化，以及２０世纪中叶以来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和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时代背景有很大不同。世界科学技术革命有重要影响，使中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与早期工业化国家在相同收入水平时有很大区别。世界范围内开放型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普遍建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对中国工业化的继续推进也有重要影响。中国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对工业化进程更有重要影响。时代背景和中国的特殊国情，一方面使中国有可能利用新技术革命的成就，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必须处理好技术先进性与经济合理性的关系，把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作为实现工业化的基本要求。既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和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重视传统产业的发展和提高。２０００—２０２０年，产业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产业的增加值在ＧＤＰ中的比重由１５．９％降至１０％左右，第二产业由５０．９％降至３０—４０％，第三产业由３３．２％上升到５０—６０％。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由５０％降至３５—３０％，每年下降０．７５—１个百分点，大体上相当于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的进度，应该是能够达到的。

２、加快城市化进程。这是和工业化相伴随的历史进程，其实质是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都是重要问题。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农村发展面临着如何逐步走向现代化的问题。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最大困难，在于人多地少，不容易形成规模经营。农村、农民和农业问题，在中国有特殊的重要性，但现在“三农”问题已经和过去不同，过去基本上是农业生产问题，现在实质上是“三化”问题，即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问题。解决农村问题需要从农村内部和外部多方面努力，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是推动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加快城市化进程。这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实质内容。中国官方文件用“城镇化”的概念，是为了强调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防止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人口大量拥入大城市所发生的“城市病”，不顾经济基础和经济效益盲目发展小城镇的倾向也是要防止的。中国过去长期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经济体制下推进工业化，导致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１９４９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是１０．６％，５０年代初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比较快，１９５７年城市化率达到１５．４％，而在１９５８—１９７８年的２１年间，只提高２．５个百分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限制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的政策放宽，城市化进程加快，１９８５—２０００年城镇人口增加２．１亿，城市增加３３９个；２０００年城市化率达到３６．２％，比１９７８年提高１８．３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０．８３个百分点。据最新统计，２００２年城市化率提高到３９％。因为起点低，现在中国城市化率仍比世界平均水平低１０个百分点左右，比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低３个百分点左右，说明发展潜力很大。在中国过去２０年９％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中，劳动力流动的贡献率为１６％左右，也就是１．５个百分点。今后二、三十年，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城乡分割是历史包袱，解决得好可以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因为政策更趋积极，人口流动更为自由，保持９０年代城市化率每年提高１个百分点的进度，２０２０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５５％左右，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占的比重降到３５－３０％左右，是能够达到的。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城市化可能会带来的混乱和不稳定因素，这是任何国家城市化进程中都难以完全避免的，需要妥善引导和管理；二是在城市化的长过程中，土地仍然是农民生计和农村稳定的基础，要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采取慎重态度。

３、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高度重视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问题。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政策取向。中国自古以来发展不平衡，今后发展仍将具有不平衡的特点。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地区政策几经变化，地区差距总体上呈扩大的趋势。西部大开发不是短期的政治突击任务，而是长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实质是如何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缩小地区差距的问题。有利条件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有可能用更大的力量支援落后地区发展，这几年国家在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大量投入，建设一大批交通、能源和水利工程，生态建设、科技和教育投入在增加，地区特色产业在发展，对外开放在扩大。不利因素是，不少地方自然环境恶劣，以及劳动力近乎无限的供给给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带来的特殊困难。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东西部地区增长速度的差距在缩小，“八五”时期（１９９１－１９９５年）是５个百分点，“九五”时期（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缩小到２个百分点，２００１年是０．５４个百分点，但还不能做出这种发展趋势能够长期保持的结论。近年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靠国债投资和中央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拉动的，怎样建立有利于保持西部大开发可持续性的制度和机制，是尚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按现在的划分，西部地区包括西南五省、自治区、直辖市，西北五省、自治区，加上比照实行西部优惠政策的两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和广西，国土面积占全国的７１．３％，人口２８．６％，ＧＤＰ不到１８％。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起步点在东部地区，最终落脚点是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在今后相当长时期，经济比较发达地区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现在ＧＤＰ超过１万亿元的有广东、江苏和山东，加上浙江和上海，占全国的４５％左右。经济发达地区继续加快发展，对于全国经济的发展，对于支持经济落后地区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如何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促进地区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有大量政策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研究。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是中国的既定政策，但解决问题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最近２０年还不可能缩小地区差别，而只能逐步扭转地区差别扩大的趋势。

中国已经把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１９９２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中国政府迅即制定了《中国２１世纪议程—中国２１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最近又制定了《中国２１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中国在争取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绩，面临的突出矛盾是：人口众多、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大量消耗、生态破坏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现行体制和法律、法规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矛盾，等等。

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到１０‰以下，实现了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转变，但因基数大，人口总量仍在继续增加，２００２年净增８００多万人，仍需坚持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数量２０１０年控制在１４亿以内，２０２０年控制在１５亿以内。目前６０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１０％以上，６５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７％以上，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迅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由此所带来的影响是必须面对的新问题。

中国人均资源相对短缺，虽然在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资源方面有显著进步，例如耕地面积锐减之势得到扭转，森林覆盖率在扩大，经济发展与资源相对短缺的矛盾仍很突出。要通过优化经济结构，采用新的科技手段，加强规划和管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南水北调工程和有力的节水措施将会缓解北方水资源的危机。石油资源不足必须通过国际贸易解决。现在年石油进口量７０００多万吨，２０１０年可能超过１．５亿吨，对世界市场的依赖程度将达到５０％，２０２０年进口量可能达到３亿吨。

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努力，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显著降低，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污染物排放总量还在增加，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尚未根本改观。奋斗目标是：到２０１０年，全国大部分地区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基本遏制生态恶化的趋势，重点地区的生态功能和生物多样性得到基本恢复，农田污染状况得到根本改善，森林覆盖率达到２０％，二氧化硫、工业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在“十五”时期（２００１—２００５年）大幅降低的基础上再下降１０％，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６０％以上。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需要长期努力。

４、发展开放型经济。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以开放促进改革和发展。中国认真履行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内解决贸易纠纷。中国对推进区域经济合作采取积极态度，已经同东盟达成在２０１０年以前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中、日、韩三国的研究机构将共同研究建立三国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及其影响。中国将继续积极吸收外商投资和发展对外贸易。对于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和对外贸易增长，国际经济界大多给予客观公正的积极评价，也存在若干误解甚至曲解。

例如，有评论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由此造成了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空心化。应该说，由于中国制造业有比较雄厚的基础，又有劳动力便宜的优势，巨大的市场潜力对外国投资者有吸引力，投资环境在继续改善，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下，中国制造业有可能获得比较大的发展空间。但中国现在还说不上是什么世界工厂。１９９９年，美国制造业占世界２０％，日本占１５％，中国只占５％，出口额远在美、德、日等国之下，且产品品种少，档次低，真正大而强的企业不多。２００１年进入世界５００强的中国企业有１１家，都不是制造业。中国出口产品构成中，加工贸易占５０％以上，中国外贸２００强企业出口值７０％以上是通过加工贸易实现的，实际上只是世界加工厂的一个生产车间。中国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这固然有利于发挥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但绝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威胁，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所谓“产业空心化”，是产业升级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对这些国家如果不是纯利无弊，至少是利大于弊。日本是普通制造业向中国转移比较多的国家，正如日本国际货币研究所理事长行天丰雄先生所说，日本全部海外生产占ＧＤＰ的比例只有约１５％，远低于德国的２０％，美国的２５％，实际情况是，中日两国的相互关系正以如下方式加深：日本向中国出口中级货物和资本货物，而从中国进口那些比日本成本低的部门生产的终极产品。中国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经贸关系也是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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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评论说，中国廉价商品是引发世界通货紧缩的原因。这是没有根据的。世界性通货紧缩的深层次原因目下众说纷纭，但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生产过剩、经济低迷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新技术普遍采用所导致的成本下降则是更深层次的原因。降低关税和开放市场使其他国家的廉价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是中国物价走低的原因之一。中国经济虽然发展强劲，但占世界经济总量不到４％，不足以对世界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内需拉动，净出口占总需求的比重很小，且呈下降的趋势，从１９９７年的３．８％降为２００１年的２．２％。何况，中国在ＷＴＯ规则下扩大对外贸易对其他国家也有利。中国实行进出贸易大体平衡的政策，大量商品进口为贸易对象国提供了日益扩大的市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２１世纪头２０年即使对外贸易和经济同步增长，２０２０年中国进口总额也将超过１００００亿美元。

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助推器。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对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世界ＧＤＰ增长的贡献率为１４％，仅次于美国的２０．７％。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竞争中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也面临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相关领域的竞争，只能在市场竞争中求发展。发展开放型是必然选择同时也蕴涵着风险，中国经济的未来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

（三）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实现２０年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按现在汇率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３０００美元左右，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城乡居民生活将有显著提高。也可以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大体上相当于从下中等收入的下限，发展到上中等收入的下限，即逐步脱离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进入到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经济发展新阶段消费的趋势，是消费领域的拓宽、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消费质量的提高，这些方面都蕴育着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外投资者可以从中获得大量商机。需要着重加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１、关注低收入者和困难群体。这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国消除贫困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增加的情况下中国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但如前所述，目前中国城乡还有近５０００万贫困人口（农村近３０００万，城市２０００万以上），加上处于低水平、不巩固温饱状态的６０００万人口，总数在１亿以上。这１亿多人口需要给以特别关注，尽快使之巩固地解决温饱问题，并逐步过上小康生活。继续推进扶贫开发，巩固扶贫成果，是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因为不仅贫困人口数量多，而且现在尚未脱贫的人口生存条件一般比较困难，仅农村贫困人口中因生存环境异常恶劣者，因疾病等重大灾害致贫或返贫者，以及残疾人，就各有数百万之多。在大量人口摆脱贫困的同时，经常会有新近失业或其他原因而进入贫困人群者。

２、积极扩大就业。就业是民生之本，中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解决就业问题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从总量上看，中国解决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劳动力就业问题，但现在仍然存在庞大的失业队伍。综合各方面的研究结果，目前城镇失业率，包括登记失业、下岗职工和其他类型的失业，总计大约在８－１０％。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城镇登记失业率由３．１％上升到３．９％，呈上升趋势；下岗职工再就业率由５０％下降到３０．６％，呈下降趋势。农村大约有１．５亿左右的过剩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中国政府采取许多扩大就业的政策并且收到积极效果，但据预测，２０１０年前适龄劳动人口年均增长０．６—０．７％，每年新增１０００万人，就业压力很大；２０１０年之后适龄劳动人口增长放缓，就业压力有可能逐步减轻。

３、完善社会分配政策。主要是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适当提高居民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即妥善处理投资和消费关系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消费率曾经明显提高，带有对过去长期“高积累、低消费”政策“矫正”的性质，但其后多年呈下降趋势，据世界银行的数据，２０００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仅占ＧＤＰ的４９％，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比较高的投资率是维持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中国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加速发展，以及维持高增长率的要求，是导致投资率高的重要因素，有其合理性；即使如此，目前中国４０％左右的投资率也明显偏高，理论界普遍认为提高居民消费率有比较大的空间。２０２０年提高到６０％左右，介于２０００年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５６％）和世界平均水平（６２％）之间，应该是可能的。这是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举措，也是开拓国内市场和保证经济持续增长所必须。如果政府最终消费率保持在目前１１％左右的水平，２０２０年投资率将在３０％左右。

二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即如何兼顾公平和效率的问题。虽然考虑到，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条件下，收入差距扩大有其必然性，以及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社会发展的均质性比较低，收入差距的扩大仍然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对收入差距程度如基尼系数尚有不同估计（注７），对政策取向也有不同认识。公众对收入差距扩大的反应趋于强烈，而政府面临公平与效率的两难选择，缺少强有力的调节手段。从发展趋势看，中等收入阶层将会逐步扩大，据社会学学者的研究，将从目前占总人口的１８％上升为３８％左右，每年增加１个百分点左右。

４、重视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新的发展观，体现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客观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的目标，包括社会保障体系、国民教育体系、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各部门正在积极规则之中；这些方面的建设不可能向经济发达国家看齐，而只能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而又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包括人民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尊重和保障，以及保证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社会秩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使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权利和生存环境得到全面改善的目标，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这些目标的实现都是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

（四）推进制度创新。中国２０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经济体制改革甚大。目前仍然处在经济体制转换时期，必然的情况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清除，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健全，市场经济本身所固有的矛盾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几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经济发展仍然经常遇到体制性障碍，经济发展仍然有赖于制度创新。新近国务院机

构改革撤销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任务的终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新的阶段，面临新的矛盾和压力，也带来新的推动力。在新的发展阶段，仍然要高扬改革的旗帜。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经过２０年的努力，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是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追求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面向世界贸易体系的、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这个目标，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开始的、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体制这种特定意义上的改革或者说经济体制转轨，就完成了。近期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金融体制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市场体系的建设。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制度创新，不限于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也包括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调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从单纯强调人的因素到强调制度建设是一大进步。人的因素当然是重要的，但制度更带有长期性、根本性和稳定性。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进程中，各方面的改革，各方面的成功经验，都要总结和上升为制度，从“人治”转变到“法治”，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各方面的制度建设，要吸取世界各国文明的有益成果，但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之路。这正是２０多年来中国改革所以能够顺利进行的基本经验之一。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发展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２０年，是巩固和提高现在初步达到的小康水平的时期，也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２０世纪的最后２０年，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２１世纪头２０年必将有更大的发展和进步。经过这个阶段的改革和发展，就可以为２１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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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景是光明的

对于中国经济现状和发展前景的评论，向来有乐观派和悲观派，时而这一派占上风，时而那一派占上风，闹得人们眼花缭乱。中国是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令人高兴的事和令人扫兴的事，积极的现象和消极的现象，都不少。表象的观察往往容易见一斑而不见全豹，攻一点而不及其余。在如此纷纭复杂而又迅速发展变化着的中国，甚至可以搜集局部的材料证明任何荒谬的观点。重要的是冷静的思考和全面的观察。

我们清醒地看到：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实现现代化，是非常艰巨的历史性任务，绝不是没有困难的，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国正在实现三个根本性的转变：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正在进行三个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或者说各方面制度的改革和健全。三个根本性转变，三个文明建设，都是极其艰巨的历史性任务，许多矛盾和困难都是由此而产生的。从近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目前大约有１５亿人口，是在产业革命以来２００多年时间内分批完成的，每一个５０年内新迈进工业化社会的人口不超过３亿。中国到２０２０年，１４亿以上人口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工业化，本世纪中叶１５亿以上人口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深刻的社会转型过程。这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跃，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变动。要顺利实现这场深刻变革，避免社会大变革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剧烈社会震动，必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保持社会稳定。中国在改革和发展进程中的许多政策和做法，都是基于这种考虑。

中国集中精力进行国内经济建设，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致力于世界和平与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和平建设的纲领，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是世界稳定的因素。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整个现代化进程中，需要高度关注国际环境的影响。在开放的条件下，国际环境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中国正在越来越深地加入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市场开放程度和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依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将越来越直接地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要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遇，同时对开放型经济发展所可能遇到的风险要有清醒的估计和应对的准备。我们对于面临的困难和矛盾有清醒的估量。

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困难和问题，也只有在改革和发展进程中得到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宏伟的，也是经过努力能够实现的。综合分析，中国经济具备持续快速增长的诸多有利条件，前景是光明的。因为：

——中国经济有广阔的增长空间。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现代化建设已经大规模展开，刚从温饱进入小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正处于经济迅速扩张的时期。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城乡建设的开展，产业结构的提升，都会造就新的经济增长点。新的技术革命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能性。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的调整，为我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有比较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过去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能源和交通“瓶颈”得到根本缓解，各种建设材料和机器设备供应充足且水平不断提高，加之可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装备，许多过去想做而做不到的建设事业现在能够做到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丰富的资源更充分有效地用于经济发展，这和过去物资匮乏的困难不同。

——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使社会生产力获得进一步的解放，为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体制保证。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将会在改革和发展中逐步得到解决。对外开放的扩大和水平的提高，将使我们有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挥比较优势和后发效应。

——具备支持经济发展的群众基础和人力资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求稳定、谋发展是人心所向。我国人口多，就业压力大，但劳动力资源丰富也有优势。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国民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大批科技人员和各级各类管理人员成长起来，在改革和发展实践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现在，中国经济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世界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中国经济发展的任务远比过去艰巨复杂，但现有基础和有利条件也是过去所不能比拟的。依靠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实现了这样的目标，中国经济就会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但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前，中国都还是小康社会；那个时候的小康社会，将是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也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的小康社会。中国讲了多年的现代化，现代化虽然在不少方面迅速推进，但因为经济落后，发展很不平衡，就总体而言，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初实际要解决的主要是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２１世纪头２０年实际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还有比较大的距离。在实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后，才有可能把实现现代化的问题更广泛更直接地提上实际议事日程，届时或许会逐渐淡化小康的色彩，更多地强调实现现代化这一面。无论如何，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