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对当时企业如何改革尚无系统的做法，但四川省委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通过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进一步解放生产力，逐步克服“吃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弊病；真正确立企业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和广大职工当家作主的地位；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产品质量要提高，品种花色要增加，工艺装备要改进，科研、技术要创新，经营管理要向科学化努力，以加速企业的现代化进程。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强调扩大自主权的试点必须和增产节约运动结合起来。因此，企业扩大自主权一般都是从发动企业职工讨论增产节约计划入手，确定增产增收目标，并宣布在年终完成任务后，在增产增收、保证国家多得的前提下，企业可以留下一定的利润，职工可以得到一定的奖金。宁江机床厂的干部和职工对扩权改革试点工作非常拥护，生产积极性很高，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中，就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利润普遍获得较大的增长。这是新时期中国最早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

在四川省委、省革委会选择的六个试点企业中，宁江机床厂是1965年由南京机床厂一分为二迁到四川灌县(现都江堰市)的，是研制、生产中小型精密机床的骨干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前，该厂生产的精密仪表机床品种基本齐全，主导产品已达到或接近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并且成为四川省的财税大户，在国内同行中也属前列。但是，由于宁江机床厂和全国所有大中型企业一样，完全按照国家统一下达的计划组织生产，材料由国家供、产品由国家分、技改由国家定、盈亏由国家负、工资由国家发，企业没有自主权，也很难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因此，宁江机床厂建厂以来年产各类精密仪表机床一直在五六百台徘徊。而实际上，该厂的生产能力远不止这个数，生产潜力很大。只要放开干，不用添人和设备，产量就会成倍增长。因当时单一的计划经济管理方式，割断了工厂与产品使用部门的联系，千百个不同用户的不同需求反映不到工厂来，工厂对产品的使用情况，用户的工艺需要和发展趋势也就无从把握，以致在一段时间中，一方面仪表机床积压成为“长线产品”；另一方面，不少用户特别是中小企业又分配不到，只好望“机”兴叹。

1978年9月前后，四川省委书记杜星垣到宁江机床厂召开座谈会，杜书记说：“我是来解放思想的，把生产搞上去，你们要些什么条件？ ”他提出要在企业中“松松五花大绑”，要解放思想，要有创新精神来改变企业的状况。时任厂长刘伦宝和党委书记赵传仁激动地提出：“让机电产品产需直接见面，改变物资部门对生产资料统购统配的管理体制。 ”他们一口气提了12条，归根到底一句话 ――要点权力。杜书记答应回去研究，尽快给予答复。

宁江机床厂的要求如愿以偿。1979年1月，在厂领导提出12条的基础上，省委下发了扩权14条。作为首批扩权试点企业之一，宁江机床厂有了销售权。此外，允许完成目标后，利润总额的7%留给企业支配，职工还可发奖金。中国工业经济体制改革的先声就此发出。

“既然有了销售权，为何不能够在报纸上打广告呢，把我们的产能全部发挥出来。 ”突发奇想的是时任总工程师陈善扬。陈善扬祖籍广东，家族曾有经商的传统，这使他想到了广告。

但是这个提议一出，厂内争议顿起。反对者表示“没有正式宣布过生产资料是商品，刊登广告会不会犯政治错误？ ”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文革”的印象尚未从人们的头脑中淡去，因此，登广告在我们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小事，在当时却是一个破天荒的举动。经过连续几个晚上的讨论，宁江厂党委最终决定：不仅要登广告，而且要登就登最大的，要登在《人民日报》上！宁江厂是中央企业，在全国性党报上刊登，效果更好。

出钱登广告也不是一帆风顺。时任厂党委书记赵传仁说，最初宁江机床厂通过一些渠道联系上了《人民日报》，得到的回信却是党报不能打广告。

但是宁江人没有放弃，接着找“娘家”第一机械工业部帮忙协调。很快，广告样本送到了北京。据时任厂长刘伦宝回忆，“请了我们的主管部门第一机械工业部送到《人民日报》去，他们在北京更熟悉”。

一机部部长谨慎地审阅了广告，由时任副部长的孙友余签发了广告方案。《人民日报》内部经过一番讨论后也决定摸着石头过河，同意刊登。从筹备到《人民日报》刊出广告，前后花了三个多月时间，广告费用8000元。

赵传仁说，“8000元在当时可是相当于宁江生产的一台机床的价格”。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广告的投入是值得的。

1979年6月25日，在《人民日报》第四版下部，接近四分之一个版面登载了宁江机床厂的广告――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生产资料广告。

广告图文并茂，主推“各种精密、高效单轴自动车床”，也卖“典型工件”，最醒目的是用大号字体宣告“承接国内外用户直接订货”。落款是“宁江机床厂”，以及“厂址：四川省灌县电报挂号： 3068”。

1979年8月5日《人民日报》特意在头版头条上刊载文章《产销直接见面供需双方满意》，明确支持宁江机床厂“以销定产”的改革之举。

广告见报后不到两个月，宁江机床厂就签订了1300台机床的供货合同，相当于原来全年产量的两倍多。广告的效力延续多年，“后来很长时间我们厂还是只有一个销售人员，因为根本不愁卖”，刘伦宝说。第一个广告让宁江厂从“吃不饱”变为“吃不了”，企业面貌与职工收入也飞速提升。“工人收入最高的每月工资奖金几百元，超过我这个厂长”，刘伦宝说。

宁江机床厂这一举动，受到不少人的非议，但却得到了中央、省委许多领导和广大用户的积极支持。薄一波高度称赞道：“这则广告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立了一功。 ”

正是这则广告，突破了数十年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思想禁区，以“国企要走向市场”的意义载入史册。

扩权试点的改革，大大激发了宁江机床厂广大干部和职工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工厂管理秩序井然，职工面貌焕然一新，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初步实现了有所发展、有所提高、有所前进。到1982年，宁江机床厂产量、利润双倍增长，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全面大幅度增长，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产品的产量从扩权前的500多台发展到1710台；工业总产值大幅度增长，扩权后三年年产值平均为2160．23万元，比扩权前三年平均年产值1165．53万元增加了85．38％。扩权后三年比扩权前三年实现利润平均增长一倍多，上缴利税增长近一倍，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并且增加了职工收益，工人的奖金比扩权前三年增长了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