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中国，无比热切地呼唤着民主和法制。“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掷地有声的讲话，拨正了法制建设的航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郑重地提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伟大任务，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开启了崭新征程。

1979年３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刚刚成立，就着手相关法律的修改和起草，创造了４个月制定７部法律的立法佳话，迈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步伐。

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7个重要法律。在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通过这么多的法律，是前所未有的，在中国立法史上堪称奇迹。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是中国对外开放方面的第一部法律。当时，与外国合作办企业还没有经验，法制不健全，外方担心他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在税收、期限、销售市场等方面顾虑重重。《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总结了历史经验和国内、国际的经验，用法律的形式把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固定下来，表明中国对外开放、大力吸引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决心，给外国投资者吃了一颗定心丸。

邓小平对这些法律的制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建国以来的29年中，我们连一个刑法都没有，过去反反复复搞了多少次，三十几稿，但是毕竟没有拿出来。现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通过和公布了，开始实行了。全国人民都看到了严格实行社会主义法制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