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江春泽（1935年3月-2021年2月），原名江泽春，祖籍安徽旌德，生于安徽安庆。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1965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1962年起在复旦大学经济系任教，1966年至1973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东欧研究所研究苏联经济。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江春泽致力于国际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是这一领域较早的拓荒者之一。1979年初，她提出要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模式;从1983年开始，着手撰写《比较经济体制学--经济体制择优的理论和方法》，并于199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成为中国当代比较经济体制学理论专著之一。1988年调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担任国外经济体制司副司长，专门负责国外经济体制比较研究。1994年担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中心重大课题协调司司长。江春泽1990年撰写的《计划与市场在世界范围内争论的历史背景与当代实践》报告，在改革政策决策起到重要参考作用。

【访谈时间】

 2014年9月

【文字笔录】

据我了解，鉴于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的所谓“凡是派”与“改革派”之争，叶剑英同志曾经建议中央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让不同意见展开民主探讨，以便统一认识。这个建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广泛响应，认为有必要专门召开一个会议来探讨理论问题，所以全会就通过了一个召开理论务虚会的决定。

1979年1月18日，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不到1个月，这个理论务虚会就召开了。由于理论本身就是“务虚”的，所以筹备组就把会议名称定为“理论工作务虚会”。但是实际上内容并不是探讨怎么做理论工作，而是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认真探讨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产生的重大理论问题，所以简称“务虚会”。会议开了很长时间，从1979年1月18日到4月3日。我当时作为全国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筹备组的工作人员被调了过来，参加务虚会的简报组工作。简报组接近秘书处，因此，我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有一些见闻。

据我了解，当时胡耀邦同志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因此由他来负责理论务虚会的筹备工作。这个会议是分两个阶段开的。

第一阶段是1979年1月18日到2月15日，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以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名义召开。会议领导小组的成员有胡耀邦、胡乔木、黄镇、朱穆之、胡绩伟、于光远、周扬、童大林、吴冷西、吴江、胡绳11人。然后分5个组讨论，每个组25个人左右。5个组的召集人分别是胡绩伟、周扬、吴江、于光远、童大林。另外还有20位特邀出席者，都是多年从事或者关心理论工作的老领导人，他们是冯文彬、冯定、张平化、张劲夫、吕正操、成仿吾、刘顺元、许涤新、李一氓、李卓然、李初黎、宋时轮、陆定一、吴亮平、陈翰笙、姚依林、郭化若、莫文骅、蒋南翔、薛暮桥。这些是我当时记录下来的名单。会议同时还邀请了中央和北京的理论、文化和宣传单位的100多位人士参加，像作曲家张光年、历史学家黎澍、文艺家林默涵等，还有龚育之、胡绳、孙长江、吴敬琏等理论工作者。

胡耀邦同志在开幕那天做了题为《理论工作务虚会引言》的报告，明确提出会议的两个目的：“第一，要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总结经验，可以总结两年，也可以总结十来年、三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年来，理论宣传战线有许多好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要把这些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总结起来，把思想理论上的重大原则问题讨论清楚，统一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来。第二，要研究全党工作重心转移之后理论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这两个目的是互相联系的。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也是为了向前看，把我们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使理论工作更加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在场听众因为受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压抑和迫害，在听到中央宣传部门领导人这样思想解放的讲话之后，无不为即将营造出新的理论工作环境而振奋鼓舞，所以都决心要为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发挥理论先导作用。这期间，1月27日到31日这4天是春节休假，有些理论家（包括于光远、王惠德等）顾不得休息，把家里的藏书、大部头的经典著作都搬到京西宾馆去了。他们一面精心地阅读，一面深刻地思考，会场洋溢着热烈讨论的氛围。

由于大家都亲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灾难，而党的十一大通过的党章仍然肯定“文化大革命”，宣称“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发生转折，所以，理论务虚会与会者首先就运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武器深入批判“文化大革命”。不少人指出，“文化大革命”煽动“打倒一切”，挑起“全面内战”，是一条极“左”的路线，其破坏程度在历史上是空前的。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口中喊的是“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行动中干的是向共产党全面夺权、向广大群众和干部全面专政。从批判“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开始，与会者也深刻反思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7年的政治运动，比如“思想改造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反右倾”和“四清”等运动中显现的“左”的倾向，以及指导经济工作的某些“左”的理论，如否定市场作用、否定价值规律、否定按劳分配、生产目的是为计划而不是为满足人民需求等，批判了这些谬论。

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大家的思想转变都要有个过程，当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有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思想很解放，在那个问题上可能就没有想得很深刻，没有想清楚。这一方面说明会议的气氛很活跃，做到了畅所欲言。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思想解放是一个逐步和长期的过程，就好像我们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说的，“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明确认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当时就争论得不得了，该决定是有很大的突破的，但还是有局限。因为商品经济毕竟不是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只是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封建社会后期也有商品经济。但是，市场经济是一个体系，特别是演变到现代市场经济。它已经加进了政府的宏观调控，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时代的“无政府状态”。它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安全阀”，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化”。

所以，思想解放有先有后，就是要不断地讨论，人们的认识要受各种经历、阅历、知识的局限，所以不同经历、阅历的人对问题的认识自然也不完全相同，思想解放在一定的时间阶段中有先有后、有深有浅是自然的。

理论务虚会上正式的小组会发言，一般都有书面稿，书面稿交大会秘书处印成简报。当时气氛很活跃，大家就不满足于分组讨论，还愿意在会后搞些沙龙，自由讨论，自由发言。有一次沙龙，好些老领导和老一代理论家都参加了。我临时有感做了个即兴发言。我发言的中心思想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道路可能是多样的，不一定遵循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不能把它看作是唯一的模式”，我随口列举了10多种国际模式，我认为要用国际经验比较研究的方法来寻求中国今后自己的发展道路。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曾参加过新华社牵头的“世界经济危机”课题和人民出版社组织的苏联经济资料编写组工作，工作基地是新华社的国际部和参编部，并有机会去中央各涉外部委查阅资料和面访，所以我积累了一些国外情况的研究资料。我根据这些资料发言说，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绝不是单一的苏联模式，而是多种多样的。现在世界上自称的社会主义模式就有几十种。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有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以及东欧各国的改革模式。西欧和北欧一些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也被称为社会主义模式，他们称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为共产主义模式。还有些发展中国家，也自称“社会主义”。我建议，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对世界各国的体制模式的理论与实践开展研究，以便借鉴和择优，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和道路。我还建议，在中国学术界创立一门新学科——比较经济体制学。在理论务虚会的那次沙龙上，由于我随口列举了若干种社会主义发展的模式，讲了我当时知道的一些实际情况，包括许多记者从一线回来讲的情况，在会上引起了轰动，许多“文化大革命”前的老部长和老一代的理论家如王惠德等，都称赞我“讲得真好”。有许多老干部被封闭了很多年了，被关在牛棚里，不知道外界情况，听到这么多的新鲜事，觉得茅塞顿开，认为很多事情有道理，应当重新思考。

第一阶段是思想比较活跃、开放的阶段，大家提出很多很深刻的见解，有很多见解在后来产生了实际影响。务虚会之初，叶剑英、华国锋、邓小平都很关注，经常看简报、听汇报。虽然理论务虚会主要是党内的领导层和知识界务虚讨论，但是社会上也议论纷纷，这种上下结合、体制内外呼应的形势，如果能够因势利导，我觉得有可能发展成为深入地探讨中国如何走上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道路的。但是历史的发展不可能直线进行，都是曲曲折折的。所以，在务虚会开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社会上各种矛盾就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射出来，各级党政领导如坐针毡，纷纷要求中央拿主意，并且要求理论务虚会不能再开下去了。于是，理论务虚会就在1979年2月15日暂时休会。这是务虚会的第一阶段。

3月下旬复会，第二阶段是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召开的，邀请了400多人。这个会议分两处进行：原来的参会者多为理论工作者，在友谊宾馆参加会议；新增加的多为党政干部，在京西宾馆开会。

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向理论务虚会全体人员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讲话。讲话一开始，他就对这个会议做了评价。他说：“这次会议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举行的。”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召开的这次理论务虚会上，大家敞开思想，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少值得注意、需要研究的问题，总的说来开的是有成绩的。” 这是一个总的评价，说明中央对理论务虚会是首肯的。但是，也在面临政局稳定的紧要关头，庄严地宣布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保证了在政局稳定的大前提下，顺利地继续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