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6号，海南举行建省办特区的挂牌仪式，我参加了，那是建省最高潮的一天。人山人海，拥拥挤挤的，呼呼隆隆的，我也在人堆里，就跟在许士杰后边。

从那以后来了海南，我就真的投身到海南改革开放的谋划当中。许书记当时交给我两件事情，一个海南怎么改？尽快拿出一个改革的总体方案。第二个以后我的重要讲话一定是你直接起草。那么我首先，是给许书记起草了几个重要讲话，比如说1988年5月海南挂牌以后，在香港举行了一个记者发布会，因为海南那个时候最重要的，想吸引港澳台和外资进到海南。我们的开放主要吸引外资，在80年代的时候。他说，迟福林你来给我起草。我说，许书记有什么要求？没有，你就针对当前大家提出的几个问题。我说，好。我连夜给他起草一份，我记得很清楚，“讲讲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应该四个问题或者五个问题。（包括）关于开放问题，关于小政府大社会问题，（政策）会不会变的问题。我起草完以后，我特别高兴的是许士杰一个字不改。许士杰是文人，对文字特别讲究。他在香港就拿着我这个东西，就照着讲了，一个字没改。这样我就知道他的意图，对改革开放高度认同。你可以看个1988年5月，讲讲大家关心的几个问题，消除了外面很多人疑虑。海南大特区“特”不“特”主要是三个自由，都在那个里面，（提出了）资金、人员和企业三个自由。

第二件事，他说要起草一个海南的总体改革设想。我当时请了中央党校的几位同学来，包括韩康，后来是在国家行政学院做副院长，当时还在中央党校，他还念博士还没毕业。我记得还有卢中原，还有几位一起来海南。我说，请你们帮个忙，他们也跟我一直联系。在这之前，我带着几个人在琼海县招待所待了一周多，几乎是每天晚上工作到下半夜三四点钟，完成了一个关于海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若干问题，至少1万多字吧。我给回来递给许书记，他说，你这样赶快征求意见。我就请韩康他们来修改。然后许书记就把它直接递给了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征求他们意见，他们评价很高。今天看来这是个很解放的文件。

当时日常工作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1988年，刚一建省4月份，中央公布了24、26号文件。大家感到这个文件很特很好，但是许书记和梁湘省长感到不大满意，说这跟中央说的三个自由还有很多差距，能不能想想办法，我们更开放一些。今天回过头来再看这两个文件，确实和比今天应该说更放宽一些，但是当时对整个开放寄予更大的希望，是按照自贸区、自贸港的方向去做。所以那个时候，我做的很多事情围绕这个。

在这个背景下，到底怎么做。梁湘省长下了很大功夫，他叫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起草了一个30条，其中有一条叫，“凡是在海南注册的企业都有进出口权”。就这一项政策，呼一下（企业）全都来了。那个时候进出口对海南是极大的事情，一堆的企业来了。因为这件事情触犯了当时的国家管理体制，所以不到一个月时间就被叫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