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9年9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他在1990年8月到1993年3月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的经历。这是一段改革的艰难岁月，所谈的若干大事，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本文是在陈锦华访谈整理稿的基础上编辑而成，供研究参考。

　　从1990年8月到1993年3月，我在国家体改委工作了两年半。时间虽然不长，但这段时间正是中国改革的关键时期。当时，国内对改革的争论很大，国外更是议论纷纷。我受命之初，由于1989年政治风波的关系，体改委的活动实际上处于停顿状态。可是大局又非常需要在改革上有所动作。在形势严峻、工作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我受命到体改委工作。

     为什么调我到国家体改委工作？

　　小平同志讲过，总理的屁股要坐在改革上。因此，国家体改委一成立，就由先后两任总理兼主任。我上任后，香港报纸反应强烈，认为我的资历不够。有的报纸刊登的大标题是“两华辅佐李鹏”（大意），即一个是邹家华，任国家计委主任；一个是陈锦华，任体改委主任。舆论沸沸扬扬，猜测为什么把我调到国家体改委工作，有什么背景，我自己心里也有点儿纳闷。

　　1990年5月下旬，国务院召开会议讨论上半年的宏观经济形势，李鹏总理主持。会议规模不大，包括总理、副总理和主要部门的负责人，总数不到20人。我当时是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会议通知我参加，我觉得很奇怪。会议开了大约一个星期，各部门都讲了相关情况和意见，还进行了讨论。散会以后，要我留下来，李鹏、姚依林与我谈话。李鹏说：“江泽民同志刚刚从上海过来，中央的事情很多，我实在忙不过来，我们想把你调来当体改委主任。”我当时很惊讶，根本没有想到，怎么会找上我呢？我表示没有思想准备，怕挑不起这个担子。我说：“你们看这几天汇报，大家说到改革的事，都是各说各的，都是要改革别人，不想改革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很难做，我担心搞不好。”姚依林讲：“正因为改革当中协调的任务很重，所以我们才想把你调来。”李鹏说：“改革还是要推进，改革中协调的任务确实很重，很多矛盾需要协调。”他讲得很恳切，并不是讲什么官话。我说：“我考虑考虑，如果我能做就试一试；如果不行的话，请你们让我仍回石化总公司。”李鹏说：“你考虑考虑，两天以后答复我们。”

　　大概隔了两天，我就答复李鹏，同意试一试。当时，宋平是分管组织部门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找我谈话。我说：“改革工作很难，现在面临的形势是，‘左不得，右不得，急不得，慢不得’。但是既然中央考虑我，我也只好来试一试。如果不行，你们让我回去。”宋平说：“你可以，我们还是了解你的。”

　　当时，我也在想，体改委主任这么重要的岗位，水平比我高的同志有的是，为什么要让我来搞呢？其实我和李鹏并不熟悉。我在上海当副市长的时候，跟他开过一次会，研究华东电网电力的调度问题，当时他是水电部的副部长。仅仅这一次，以后我们没有往来。我琢磨来、琢磨去，可能是这么几件事，让李鹏对我有点儿好印象。

　　一件事是，1989年底，台塑集团创办人王永庆来到北京，商谈在大陆投资建设大型石油化工项目。小平同志会见了王永庆及其家人。在会见之前，小平同志对杨尚昆等陪见人员说，对王永庆回来要采取非常积极热情的态度，建议李鹏正式表示欢迎王永庆来大陆发展，和他合作、合资办项目。但李鹏对这个厂子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决定亲自到福建厦门去看看，研究一下。当时，我是中石化总经理，石油化工是我们管的，所以他就要我跟他一起去。在专机上，他问我“六轻”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六轻”是“第六轻油裂解厂”的简称。轻油就是轻质油，是从原油中提取的石油化工原料。国民党在台湾建造了五个轻油裂解厂，都是垄断的官僚资本。从第六个开始，产业开放，允许民营资本进来，于是就有了王永庆的“第六轻油裂解厂”，简称“六轻”。李鹏一听就明白了。我觉得，这件事可能给他一个印象：这么复杂的事情能用三言两语就讲清楚了，说明我这个人脑子不糊涂。

　　另一件事，就是对王永庆的实力有一点不大放心，当时，王永庆还同时在台湾投资建设“六轻”，规模也非常大。我就委托日本一家银行帮助做一些调查。日本那家银行提供了一大厚本资料，对王永庆有没有能力建这个厂提了很多问题，还提醒我们，王永庆是个家族企业，他本人年纪大了，一旦有变化，家族里的纠纷会影响投资。所以，在李鹏征求我的意见时，我讲了向有关银行咨询的情况，表示：“还要再做些调查研究。”因此，有关方面对与王永庆的合作变得慎重起来。这件事情可能也给李鹏留下了印象，认为我这个人比较务实，不是容易昏头的。

　　与此相关的，还有一件事。1990年初，李鹏专门主持会议，听取福建省政府、厦门市政府汇报。福建省政府、厦门市政府把事情看得很简单，有点儿心急。李鹏让我发表意见，我就讲了工作的艰巨性、复杂性，不要低估。当时，福建在泉州与中石化合作建一个很大的现代化炼油厂，福建省和厦门市为了上马王永庆的项目，要把我们这个项目停掉。我坚决不同意，并强调说：“为了要跟王永庆合作，更要把我们的厂建好，这样在谈判中我们才有实力，有筹码。”

　　我估计，这几件事可能给李鹏留下了此人办事还牢靠的印象，促使他决定调我到体改委工作。当然，我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上海中央工作组、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的经历，特别是主持筹办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工作，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改革与发展的业绩都超过了预期，应该是选用我的业绩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仅凭个人机遇，是不可能把我调到国家体改委主任这个敏感而又重要的岗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