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谈谈第一个里程碑的经历。我经常说我这一生主要干了两件事，一件是倡导依法治国并推进它，另一件是提倡保障人权。依法治国这个问题应该就是在我和社科院同事写的一篇文章里最早提出来的。1979年，社科院举行了一个由全国600多名专家参加的会议，主题是“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实际上这个讨论会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基础上召开的，因此涉及经济改革、民主法治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等多方面的问题。在会上我和另外两名同志提出了一个题目叫《论以法治国》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学术界被公认为是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并且从历史背景、理论根据、观念变革、制度革新四个层面，比较全面地论证了我们国家必须实行以法治国。这篇文章的发表有一个故事：《光明日报》看到这篇文章挺好，就想登报发表。但是他又不放心，因为“以法治国”的口号过去没有提过，是新东西，所以就此征求了中央有关机关的意见，包括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意见。《光明日报》得到的回答是：这篇文章可以发表、观点可以采纳。在这个基础上，《光明日报》还有点不放心，说这个问题太尖锐了，能不能改一改题目。后来经过协商，就把题目改成《要实行社会主义法治》，把文章的基本观点都发表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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