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交所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中国股市现在的总市值约63.6万亿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深圳怎么想起来干证券交易所的？大家都知道，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开放。1979年4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在会上请求中央给广东省放权，进而先行一步。于是，中央同意试办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深圳经济特区担负着党中央和国务院赋予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

证券市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诸多要素市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创办深圳证券交易所是历史赋予深圳的使命。

1985年7月，李灏同志从国务院副秘书长的任上走马上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市长。第二年他又“两担一肩挑”，任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他到深圳的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就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有了这一个暂行规定，深圳就选了10家大型国营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

继1983年7月25日公开发行的“深宝安”股票之后，面向公众公开发行的全国第一只金融股票——深发展股票，就是根据这个暂行规定发行的。

有了股票以后，就必然会产生股票交易，于是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从1988年4月开始在深圳进行柜台交易。之后，金田、万科、安达、原野相继发行了股票，这就叫深市“老五股”。这深市“老五股”在“老三家”的证券部开始柜台交易，“老三家”中的特区证券公司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证券公司，它是1985年成立的，自1985年起进行国库券柜台交易。

1988年，上海成立了万国证券和海通证券。

1990年，上海成立了申银证券。

1990年初，深圳的股票柜台交易部已经有12家了。

早在1988年5月，李灏书记就带了深圳的一个考察团到英国、法国、意大利招商引资。他们在伦敦搞了一个深圳的推介会，就是想吸引外资到深圳来。参加这个会议的外国人都是大型基金的经理、大证券公司的老板，他们听了以后很兴奋，问李书记可不可以在深圳经济特区按国际惯例办一个规范化交易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给他们提供一个投资的机会：“你要引进外资，我们这些基金就有几十亿美元，你看你要多少钱。我们这些基金一般不直接投资实业，我们只能投资股票、债券这些。”

这次招商会启发了李灏同志。李灏同志从欧洲回到香港，就找了香港新鸿基公司的老板冯永祥，说了他自己的愿望：“我要在深圳建一个证券交易所。”冯永祥说：“李书记，你要搞证券交易所可以，一是你先要有股票，二是你得有售货员，也就是红马甲，接受客户委托买进、卖出的指令。交易所就是个集中交易的特殊市场，证券商就是特殊售货员，股票就是特殊的商品。这几个具备了，这个交易所就建起来了。”

李灏同志一听，心想：“我就那5只股票，就那12个证券交易部，办交易所要这么多人才，怎么做？”于是就对冯永祥说：“我聘请你当深圳市政府的顾问，请你协助深圳体改委起草深圳金融证券市场发展的总体规划。另外，请你派专家到深圳给我们培训人才。”冯永祥说干就干，迅速派专家从1988年6月到9月，用4个月的时间，每个月办1期，共办了4期培训班，培养了200多名金融证券人才。这也是我们后来创办深圳资本市场的人才。

1990年5月，深交所所有的筹备工作都已经完成了，我和王健等几个人于是到北京去报批。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管司司长叫金建栋，他听了我们的汇报以后说：“老禹啊，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太敏感了，这件事没人敢给你批，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我就跟金司长说：“金司长啊，这边挂个牌子卖肉的叫肉市场，那边挂个牌子卖菜的叫菜市场，我凑个热闹挂个牌子叫深圳证券市场，外国人看不懂。”金司长说：“老禹，你才不懂，我给你改的这个名字，我现在就能批。你做成功了以后可以更名嘛。”

不批深交所我们只好回来。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和当时的联办在上海的旧锦江饭店举办了一个题为“发展证券市场”的国际研讨会，也邀请我去了。我坐在座位上听，发现上海请了些国际证券公司和证券交易所的基金经理、会计师、律师、评估师，给与会人做证券市场为何物的“ABC”普及工作。于是我坐在那儿想：深圳证券交易所我都报到北京了，只是北京不给我批，你们现在连筹备组都没弄起来，无论如何你们不会跑到我们前面创建证券交易所。

我们有套蓝皮书叫《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1990年5月，深交所把这本蓝皮书赠给了上海，成为打造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借鉴”。这可帮了上海一个大忙！上交所创始人之一尉文渊说：“我们上交所的业务规则全是从深交所的蓝皮书中抄来的！”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借助深交所的蓝皮书，上交所要在1990年底开始集中交易是来不及的。说实在的，即便你不懂证券市场，只要你拿到了这本蓝皮书，按图索骥，你也可以打造出一个现代化的证券交易所。蓝皮书是我们给它起的名字，因为封面是蓝颜色的。它是怎么来的呢？1988年5月，李灏同志从香港回到深圳之后，给我们下达了一个任务，让我们把境外的公司法、证券法、投资者保护法、会计制度、会计准则、交易所章程以及各项业务规则等一整套的资料翻译过来，然后移植借鉴，于是就有了我们这套规则。当上海的领导人借鉴了深交所的蓝皮书后，他们就有了底气，就开始访问新加坡、加拿大，并在访问香港时宣布上交所要在1990年底开业！听到这个消息，我和王健都傻了，这个突如其来的戏剧性变化给了我们当头一棒！怎么办？我们只能如实地向市领导汇报，我们写了个材料，当面递交给了李灏书记，讲明上海怎样索取到我们的蓝皮书，然后又向国内外讲了要成立第一家证券交易所。

1990年11月22日，李灏书记带着郑良玉市长、张鸿义副市长，还有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的行长、副行长，以及市政府其他一些官员到我们深交所筹备组。李灏书记说：“我们今天是来拍板的！”我一听很高兴，我说：“李书记啊，你们今天拍板，我们明天就开业，我们万事俱备，只欠令下。”说实在话，当时我们内部还是两种意见，李灏书记、郑良玉市长、张鸿义副市长、我以及王健是坚决主张要开业的。于是我就说了：“这个市场是实验探索阶段，已乱到这个程度，深圳发展银行的股票白市卖到120元，黑市卖到240元，黑市白市并存，全国的百万人涌进深圳买股票，12个证券部都乱糟糟，几十个黑市交易点也乱糟糟的，如果该断不断，让这个市场继续这么乱下去，乱到最后不可收拾的地步，北京要找我们算账；反过来，如果我们把深交所率先开起来了，股市管理好了，既符合北京要我们加强股市管理的愿望，又给深圳股市未来规范化发展提供了条件，北京会说我们什么呢？”

在这个关键时刻，李灏书记、郑良玉市长、张鸿义副市长当机立断，利用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有先行先试、率先探索中国资本市场之路的特权，突破了当时那些“不适宜生产力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束缚，大胆地杀出了一条“血路”——深交所于1990年12月1日开始集中交易。

这里我要多说两句话，有人把这个叫试营业，叫“试”也行，不叫“试”也可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就是中国资本市场的试验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本质就是4个字——集中交易。我们到了北京，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不批深交所开业，这时深圳的股票柜台交易又乱成那样，中央调查组一个接一个来到深圳，一再强调要加强深圳股市管理。然而，只有把深交所尽快开起来，才是深圳股市的治本之策。

深交所从筹建到开始集中交易，一波三折。第一折，总行不批。第二折，开起来的时候又是悄悄地开。为什么悄悄地开？“姓资姓社”争论不休，再加上当时个别人使坏，说“深交所1990年12月1日开业，我们买盘、卖盘都不报到深交所交易大堂去，让它那一天是零成交”。第三折，有人跟我开玩笑，这是后来的话，说“你们可是黑人黑户哦，你们深交所没批文”。关于第三个波折我再讲几句话，就是好在深交所开始集中交易的时候，我们有红马甲、蓝马甲。你们只知道上交所有红马甲。红马甲、蓝马甲有什么区别呢？红马甲可以上板竞价或者打手势卖出买进做股票交易；蓝马甲也进了交易所的大堂，他们只负责把所在证券公司或者证券部接受的客户委托的买单卖单输入计算机，这是有分工的。当时深交所红马甲、蓝马甲总共40多人，这为深交所1990年12月1日的集中交易增添了一缕光彩。深交所来之不易！

刚才我讲到去北京汇报，“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不敢批，建议改名叫“深圳证券市场”，而我又不愿意接受。回到深圳以后，我跟王健讲，说来说去，就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所”字不敢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只要一提起证交所，年纪大一点的人就会想到旧上海滩的那个证券市场。那个市场的矛盾在《子夜》这本书中有所描写，旧上海从事股票买卖的那些炒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等等，总之都是负面的。加之在1990年，全中国从上至下，对于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创办的争论，集中在姓“资”还是姓“社”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争论相当激烈，一直没有定论。所以，总行就不敢叫这个“所”字出来。于是我跟王健说，咱们给它变通一下，叫深圳证券交易中心。最后一想不对啊，6月份就已经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底要开业，它都见报纸了，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敢还原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原名呢？虽然改了三次，但最终我们还是用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并在1990年12月1日开始进行集中交易。

刘鸿儒是中国证监会筹建人、第一任主席。他在2003年说，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在先，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营业在先。这话不仅尊重历史，而且符合国际惯例。刘主席所说的深圳证券交易所试营业在先，是指众所周知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1日开始进行的集中交易，“深安达”实物股票文物就是这一辉煌历史不可替代的见证。刘主席所说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营业在先，是指众所周知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于1990年12月19日开始进行的集中交易，“沪市老八股”就是这一辉煌历史不可替代的见证。很显然，深、沪两个交易所先后都做了同一件事情，即集中交易。集中交易就是说股票挂在交易所集中竞价买卖。各个证券商的红马甲都进入交易所，然后通过竞价的方式来代替客户或者自己的公司自营买卖股票，这就叫集中交易，有别于我刚才说的柜台交易。

深圳证券交易所是“先生小孩”，也就是有人说的“试”营业，我从来不用“试营业”这个词，我就叫它集中交易，这是本质。这一天是1990年12月1日，小孩就是在这一天生下来了；“后领出生证”，就是我讲的深交所这个批文，1991年4月11日总行给深交所补了这张出生证。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先领出生证”，时间是1990年11月14日；“后生小孩”，时间是1990年12月19日。刘主席讲的“深交所是试营业在先，上交所是正式营业在先”，非常准确地道出了深交所、上交所先后开始集中交易的历史真相。后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能够补给深交所一张批文，如同我讲的拍卖土地、搞外汇调剂中心一样，都是深圳先行一步，先行先试，试成了北京最后认可并推广到全国。今天在上海外滩看到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就是当年上海学习深圳的，只是当时叫作“外汇调剂中心”，后来更改为现在的名字。所以，客观地说，深圳、上海各拿了一个第一，即深圳证券交易所是“先生小孩”，也就是率先开始集中交易；上海证券交易所是“先拿到出生证”，而后开始集中交易。总之，深交所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大儿子”，这是不容置疑的！

这里要说明的是，深交所自1990年12月1日开始集中交易以后，就一直运行至今天，期间从未间断，也从未有什么“试营业”“正式营业”之分！只是在深交所于1991年4月11日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补发的“出生证”后，选了1991年7月3日这个好日子给深交所补办了一个“庆贺”。我们从来也没说过这一天是什么深交所“正式营业”之类的话。

深交所从筹备到开始集中交易，都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这个原则。深交所第一天只有一只股票集中交易，这只股票就是“深安达”股票。进入深交所集中交易的股票（当时是“深市老五股”），深交所要求必须先换成标准股票，也就是1股1元，而且这些标准股票要在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集中登记、集中托管，然后才能进入深交所集中交易。“深市老五股”当中“深安达”的盘子比较小，它最先完成了换成标准股票、集中登记、集中托管这些规范化的工作。1990年12月1日，本着托管一个、进来一个、集中交易的原则，“深安达”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证券交易所集中交易的第一只股票。之后，1990年12月10日，“深原野”也完成了标准股票的换发，并且进行了集中登记、集中托管。于是，它成为第一批在深交所集中交易的股票中第二只开始集中交易的股票。

上交所的“老八股”是一起推上去的。“老八股”在上交所交易一年多之后，才开始这样规范的。直到今天，深圳证券交易所所做的业务，都还是本着当年的原则——规范与发展并重。因为我有一个信念，如果不规范，后面就会有很多麻烦和毛病；如果不照国际惯例办事，国内外的行家就会笑话我们。所以深交所1990年12月1日集中交易就一只股票。说老实话，当时我们“深市老五股”完全可以一起推上去的，但这不符合我的理念，我不愿意违背这个原则，所以我宁愿一只一只地推，我把它们叫作第一批集中交易的股票。

什么叫股市“四个现代化”？就是股票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说实在的，深交所的这“四个现代化”在全球证券市场上都是领先的。这不是我的功劳，是深交所全体同仁的功劳，是中国人民的功劳。现在的80后、90后，他们的电脑、手机玩得很好，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开了户，走到全球任何地方都可以从事深圳的股票交易。现在境外的哪一个交易所能够做得到？做不到的！

说实在话，我们也学了国外很多先进的东西。比方说交易电脑化、运作无大堂化，这是纳斯达克（NASDAQ）1971年成立的时候就实现的，我们采取拿来主义，学过来了。通信卫星化是在我任深交所法定代表人主持工作期间实现的，这是我们深交所的发明。至于无纸化，有人说是中国人发明的，其实不对，1988年我们在翻译国外证券市场英文资料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在1987年实现了股票无纸化交收的最现代化模式，于是我们深交所再用拿来主义。简言之，深交所“四个现代化”中：交易电脑化、运作无大堂化学的是纳斯达克（NASDAQ）；交收无纸化，无论深交所还是上交所，都是学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的；唯有通信卫星化是深交所发明的，上交所后来也采用了。

我再补充一句，创办深交所太难了。难到什么程度，我举一个例子。比方说这本蓝皮书上面写得清清楚楚，“电脑辅助交易作业办法”，为什么说“辅助交易”呢？就是说这个还不是完全自动化，还要靠人做一些辅助工作。1988年我们开始筹备，1990年3月蓝皮书出来了。这本蓝皮书在印刷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用IBM4381大型计算机将股票交易的电脑程序开发成功了。

可是在1990年12月1日开始集中交易时，我们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以我和王健为代表，一定要实现电脑化；另外一些人就不愿意实现电脑化，而且他们是这样说的，“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先手工后电脑”。这不是发展规律吗？这不是挺好吗？挺有道理吗？但这实际上是阻止我们，不准我们当天把电脑推上去，所以上交所成了第一个推出电脑化的。说实话我高兴，但是它这种模式源于我们这本蓝皮书。到了1992年，邓小平第二次视察深圳时讲了“证券、股市，这些东西好不好……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这一番话后，股市热起来了，手工搞不定了。于是张市长找我：“老禹啊，要推电脑了。现在登记公司，每天登记都要弄到三更半夜，这样搞下去人受不了啊。”我们的张市长是一直支持我的，请不要误解我们下面这段对话。我回答道：“由简到繁，由易到难，先手工后电脑，先手工做着吧。”张市长就批评我了：“老禹呀，你不能再开玩笑了。”我说：“我没有开玩笑，电脑已经准备好了，马上就可以推出去，你给我命令，我马上就推出去。”我们推出去的不只是一个电脑化，接二连三，“四个现代化”相继都推出去了。

本来到1993年我们这“四个现代化”可以全部实现，但唯独这最后的一个“化”，即运作无大堂化留了一个尾巴。张市长向我命令：“老禹，没有我的指示，不许你擅自把大堂关了，你要给关了，那领导、外国人来参观什么呢？看你们一堆电脑？你们的电脑还是保密的，不让看，那让人家看什么呢？”到了1997年，大家都觉得这个交易大堂没用了，就把203栋交易大堂即最后一个大堂也关掉了。今年是2018年，21年前深交所就已经完全取消交易大堂了。但是到今天，你去浦东看看，上交所至今还保留能容纳3000个红马甲的大堂呢！深交所不但一直保持规范化，还采用世界上最现代化的运作模式。到了1997年，深交所在全球率先、全面地实现了“股票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跳跃式地达到世界一流水平，至今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可以说，我跟王健等同志一起把深交所建起来，在我当法定代表人时又和深交所同仁全面实现了“四个现代化”，这是我一生中最闪亮的地方，也是我引以为自豪的地方。但是我必须说，所有的功劳都是大家的，我只是其中的一员，我只是做了我应做的事、尽了我该尽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