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伟大成就，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魏礼群主任和迟福林院长组织编写关于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的一套丛书，非常有意义。2015年底，承蒙两位老领导盛情相邀，我承担了本丛书中关于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的一本论著。此时，也正是我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评价体系、实现路径与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71333001）将要提炼和汇编成果的收官之际。历史为现实服务，回顾旨在创新。在一年半时间集中精力完成本书的时候，仿佛也在完成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两书主题，关系密切，各有重点，写作时颇有交叉进行、相互充实的感觉。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紧接着，恩格斯深刻指出:“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疬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7-518页。）恩格斯深刻揭示了人类与自然的辩证依存关系。

40年来，在改革开放引领下，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社会结构明显改善，人民生活从解决温饱发展到总体小康，国际影响力大幅度提升，伟大成绩举世瞩目。但是，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待完善，经济发展的高投入格局急需扭转，环境与生态文明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用生命来维护。如果我们把水和空气都污染了，把大地挖得千疮百孔，把自然资源都消耗完了，把可爱的生物捕捉滥伐得无踪影了，我们的后代如何继续生存与发展？为了未来，为了子孙后代，我们必须让发展模式变成绿色的，把生活方式变成绿色的。绿色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根本区别在于，不再是破坏生态、大量消耗能源与资源的唯GDP经济，而是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与能源、有益于人体健康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经济。

党的十八大标志着党和国家走向新阶段。面临深刻变化的时代，迫切需要在改革与发展的总体战略上有创新和突破。建设生态文明与环保体制的现代化管理制度，把绿色发展作为国家的战略与发展理念，对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太重要了。

本书回顾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近40年时间里，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环境保护理念与体制是如何一步步发展与完善的。当然，也具体分析了环境、资源、生态如何一步步恶化，如何在保护下仍然被污染。环保体制改革与绿色经济国际合作是同时进行与相互影响的。环境保护在改革开放后，一步步形成了规范的管理体制，也形成了国际合作的机制。因此，本书既突出改革的作用，也突出开放的意义。全书共有五篇。第一篇分析1978-1992年这段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走上“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如何显现，又如何通过推进中国环境管理体制的进步而协调解决。第二篇主要分析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影响。时间跨度是1992-2012年。第三篇重点介绍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如何从国家管理现代化的高度，深化环保体制改革，使环保管理与绿色发展战略更紧密结合，绿色产业与绿色金融在国际绿色经济潮流的推动下快速发展。第四篇是对国内外绿色发展及环保合作的前景分析，力求解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意义、实现途径及中国的落实方案，分析了与国际绿色经济合作发展的路线图。第五篇借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展望未来改革方向，立足“天地水林”，对环境、资源、生态管理体制的创新进行了探索。“环境保护大事记”为本书提供了客观基础。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以上是从经济体制改革的大事件作的分类，力求突出环保体制与整体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中的协调发展。如果严格按照重大环境事件、重要环保决策、重点环保行动等典型因素来划分，我国环境保护的成长与完善历程大体应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点源治理、制度建设阶段（1973-1993年），流域整治、强化执法阶段（1994-2004年）和全防全控、优化增长阶段（2005年至今）。

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经历了几代人的艰苦奋斗，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这里谨向所有为中国环境保护事业作出贡献的人士表示深深的敬意。本书中列举引用了一些从事环保事业的领导与专家的观点与案例，从这些宝贵的观点中受益很大。环保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先生认真审阅了本书前两篇，提出了极为宝贵和具体的修改意见；环保部毛玉如处长编纂了“环境保护大事记”，提供了环保事业发展的历史轨迹。在此对二位环保专家的指点与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

还要感谢中国环境保护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的关心与支持。作为中方委员，我从国内外权威的环境、社会、经济专家们的讲演及与他们的交流中学到了很多知识，提升了环境保护与发展的知识水平，开拓了绿色经济的国际视野，深化了对各国环境规划与政策的了解。特别是2016年12月国合会第5届第5次年会，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为我完成本书前景与展望提供了及时的定位和重要资料的支持。

我于2001年从国务院研究室调入北京师范大学，之后成立了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所，后改成研究院，一晃已经16年。在此期间，我首先主持翻译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Ｋ.Ｊ.阿罗总主编的《经济学手册》中3卷本的《自然资源与能源手册》，较系统地接触了资源学科的前沿知识。提出绿色发展并开始较深入研究，则是在2009年学校成立了可持续发展985基地并聘请我担任主任后的事了。2010年，我主持完成并出版了国内第一本《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区域比较》，现在已出版了7本。这些年，围绕资源、环境与生态，围绕绿色发展，我在国内外作过不少调研，发表了不少论文与著作。这些研究，为我本次参加丛书关于环保体制建设与绿色发展课题，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基础。但这里更想表达的是：虽然曾作了很大努力，但仍有不准确甚至错误的引用与论述，希望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

最后，请让我引一段13年前即2004年在参加亚太环境记协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会上我非常感慨地说：“环保——是人对造物主的敬意！环保——是使时空永续、地球年青的伟大事业！环保——是我们对先辈的尊重和对后代的关爱！环保——是提高生活质量的理论，是经济学家对人类本性的引导、对优良生存环境的怀念！环境保护者——是人类永恒利益的卫士！经济可持续发展成本，是环保工作任重道远的预警！让我们为此贡献点微薄力量！”今天，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让我再用这段话来表达我内心深处多年的环保或说绿色情结！

摘自《复兴之路——改革开放40年回顾与展望丛书》之李晓西《绿色抉择——中国环保体制改革与绿色发展40年》，南方出版传媒，广东经济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