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发布的中共中央75号文件，提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正式确认了“包产到户”与“包干到户”（合称“双包制”）的合法地位。这一年底，全国实行“双包制”的生产队已占14.9%；到1981年6月，全国实行“双包制”的生产队快速上升至86.7%。“双包”已经成为一股强大的潮流在全国铺开。

1981年7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万里在听取了国家农委副主任杜润生汇报后，提出：“1980年中央75号文件已被群众实践突破，要考虑制定新的文件。”7月31日，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将刊有近期农村情况和农民反映的一期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批转给万里：“我考虑今年九十月要产生个农业问题请示，题目可以叫做‘关于搞好明年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请考虑是否叫农口的同志先酝酿一下，如杜（润生）再下去考察前，也可以找他谈一次。”随后，杜润生和国家农委组织大批干部赴各地进行调查研究，起草文件。

1981年10月4～21日，由万里主持，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胡耀邦在讨论中针对“包产到户”究竟“姓”什么的争论指出：现在有一个问题，文件需要讲清楚。这就是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并未动摇农村集体经济。把改革说成是“分田单干”，这是不正确的。责任制有了“包”字，就说明不是“单干”。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坚持土地公有，只是“包”给农民，就不是“分田”。

杜润生在会上发言：认识是逐步提高的，比如“包产到户”，三中全会是“不准”，四中全会是“不要”，31号文件是“深山区孤门独户可以搞”，75号文件是“三靠地区三靠地区是指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可以搞”，这正说明我们中央是按照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办事的，时间证明这样做是对的。这次会议逐渐取得了共识。

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公布，这是农村改革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1981年底，《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定稿。中共中央决定，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作为1982年中央1号文件发布，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文件明确指出：“目前农村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反映了亿万农民要求按照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来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强烈愿望。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这个文件的公布，彻底解除了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最后一道“紧箍咒”，突破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框，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肯定了农村改革的方向，在实质上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包产到户”在全国形成了不可阻挡的燎原之势。

1982年可以称为“中国农村‘包干到户’年”，1号文件正式肯定了这项改革由民间要求上升为党和政府的政策。这年年底，在全国506万个生产队中，实行“包干到户”的达到495万多个，占97.8%。这一年农业实现了丰收，全国小麦、棉花、油菜籽总产量分别增长14.8%、21.3%、39.2%。实践证明了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