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六条”的出台

  1977年6月，万里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主政安徽省的工作。他来了以后，对稳定安徽形势、发展建设安徽主要采取了几个重要措施。

  第一个措施，撤走“支左”部队干部。6月22日省委开会，他说：“现在安徽从省、地市到县各级领导班子基本上都是‘支左’部队的，所以首先要欢送全省几千个“支左”部队干部回部队，说明他们‘支左’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各地、市、县都要开会，只讲‘支左’的成绩，不讲‘支左’的失误。”并且规定一个星期完成任务。所以我们回来以后马上开会，请部队的领导吃饭，欢送他们回部队工作。

  第二个措施，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查清“四人帮”的有关人和事。全省掀起了揭批、查清“四人帮”罪行运动的高潮。对过去在“批邓”中存在的错误，领导要带头检讨，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第三个措施，调整各级领导班子，任命新书记。原来的省委常委15人中，有5人是“支左”人员，5人是“文革”中上来的“群众代表”，5人是被结合进来的老干部。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支左”人员、“群众代表”均回原单位工作，同时迅速把原来受批判、被关牛棚的大批老干部解放出来，从中选出几位为省委常委，组成了新的省委领导班子，接着又着手解决各地、市、县的领导班子。

  第四个措施，抓革命、抓生产。万里提出要以生产为中心，把安徽经济搞上去。8月1日，我到省里参加庆祝八一建军节的大会，省委第二书记顾卓新对我讲：“你们地报来的《关于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查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万里已经批了，你回去以后把那135篇报告，挑选几十篇比较好的印成一本册子，将来开县委书记会议的时候发给各地、市、县参考。”所以我回来以后就选了有代表性的15篇调查报告，连同地委的报告和省委的批示，并把我在6月3日召开的“落实农村经济政策”汇报会上所做的总结报告作为第一篇，印成一本册子——《认真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滁县地区调查材料汇编》，引起了很大反响。

  那么滁县反映的情况，是不是具有普遍性，是否符合安徽的实际呢？万里、顾卓新、赵守一等领导同志就下到全省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因为正好是小麦收了以后打场脱粒的时节，所以省委当时的调查就叫“麦场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滁县地区的报告符合全省的情况。因此就决定省里也起草一个文件，这就是出台“省委六条”的背景。

为了起草这个文件，省农委专门到滁县地区全椒县开了座谈会，了解滁县地区落实党的经济政策的情况，省委管农业的书记王光宇亲自主持这次会议。另外，他们也到其他地方进行了现场调查研究。

  11月，省委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各县委书记对省委起草的文件进行了讨论。万里说：“农业生产怎么搞好，管理怎么搞好，主要应当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抓农业机械化，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是人，是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人的积极性，一切无从谈起，机械化再好也难以发挥作用。调动人的积极性要靠政策，只要政策对头，干部带头，团结一切积极因素干社会主义，群众就会积极起来，农业就能上得快。”

  “在这之前，省委批转过滁县地区一个材料，省委和许多地、市、县委都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向会议提出了六个问题，供大家讨论，主要是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把政策搞好，把管理搞好，我们是一个方针——以生产为中心；一个规定——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b在这个会上基本没有什么大的争论。

  经集体讨论研究，最后会议通过了这份文件，文件名是《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即安徽“省委六条”。“省委六条”的主要内容是：允许各个公社根据不同的生产特点建立各种各样的生产责任制，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减轻社队和社员的负担；落实按劳分配政策；粮食分配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发展多种经营；开放集市贸易；等等。安徽新华社的张万舒同志说，“省委六条”基本上是以滁县的报告为基础写成的。

  1978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这是由姚力文c和省新华分社记者田文喜两个人写的，还加了编者按。

  邓小平同志特别重视安徽的“省委六条”，他对各省、市介绍了安徽“省委六条”的经验。在这个时候，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打电话到安徽，说要派人到安徽来学习经验。后来来安徽的广东省副省长黄静波同志一行听了省委的介绍后，就表示要到滁县地区看一看。当时我是滁县地委书记，接待他们到全椒县老观陈大队参观。大队的新、老书记向他们汇报了本村的情况。接着我就带他们参观老观陈大队，看老百姓的庄稼生长情况，看老百姓新盖的房，看老百姓的门口、平日晒衣服被子的架子上，晒着的很多腌的鸭子，每户有一二十只，还有过年时杀猪腌的猪腿、肋条等，他们看了以后很羡慕，因为那时城市里的很多东西都要凭票供应，如粮票、肉票、油票、糖票、豆腐票、花生票等。

  总之，当时安徽的“省委六条”影响很大。到地区传达的时候，老百姓听了一遍，有的地方还要求再念一遍。如来安县大英公社，原来在房子里开会，后来人越来越多，就转到院子里开会，念了一遍后，再念一遍。全椒县有一个老头听说有这个“省委六条”，很高兴，但他将信将疑，所以走了五六十里路到县委，问有没有这个“省委六条”，县委回应他“有”，并把“省委六条”的内容念给他听。他听了以后讲了一句话：“这就着了，毛主席的政策又回来了。”说明当时安徽的“省委六条”在全省、全国的影响是很大的。

全力抗旱，“借地度荒”

  1978年，滁县地区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旱。旱情从1978年的3月开始显现，春旱、夏旱，又秋旱，基本上没有下过透雨。所以1978年2月，省委任命我为滁县地委书记，对我来说是“迎头一棒”。当时旱情的程度现在都很难想象。我举几个例子：当时兔子、野鸡、麻雀都看不到了，连毒蛇都到山上有泉眼的地方去了。滁县曲亭公社有个老百姓养了一头小猪，小猪也要吃水啊，他没有办法，就把小猪用绳子拴了牵到集市上去卖，结果没人买。最后太阳偏西的时候，这个老百姓就把小猪的绳子解开了，拍拍小猪的屁股自言自语地说：“你走吧，你逃命吧。”有的地方种玉米，开始时长得很好，但后来出天花（雄花）的时候，经40摄氏度左右的太阳一晒，天花干枯了，由金黄色变成了白色的雄花粉，玉米没有了，结成粒了。王光宇书记原先到嘉山县（现为明光市）时，一大片玉米长得很好，后来再去时看到天花都败了，他落泪了。所以说，旱情特别严重，老百姓吃水都特别困难。

  新华社记者张万舒同志，写了三篇“动态清样”：第一篇《活着的人没有见过这样的大旱》，第二篇《政策稳，人心定》，第三篇《今年的损失明年补回来》。八九月间，民政部部长程子华、国务院救灾办公室副主任颜士庭，先后到滁县地区视察灾情。此外，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曾经两次到滁县地区视察。他到种小麦的地里用力一扒，小麦种子还没有发芽；到黄豆地里去看，虽然都长得很好，但没有结荚。万里同志说：“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但一定要发动群众发扬天大旱、人大干的精神，千方百计抗旱保粮，把损失降低到最小限度。”

  因此，滁县地区决定全力以赴进行抗旱。老百姓没有水吃，我们就送水下乡，橡皮袋子装上水，用车子送到各村。有时候老百姓看到送水的车子来了，他们就把车拦住，甚至跪在那里哀求：“我这没有水，你把水留在这里吧。”那个时候，凡是有水的地方都在抽水，抗旱队把省水电厅的80多台柴油机都要来了，水管子、柴油机一车一车地运到滁县地区。老百姓看了以后说：“乖乖，像渡江战役打仗一样，水管子老粗，像大炮一样。”通过这些设备，我们到处建立翻水站，水塘干了，就在水塘里挖口小井，底下有水，就把水抽出来。

  另外，万里同志曾当过北京市的副市长、市委书记，所以他就和当时的北京市顺义、大兴、怀柔、昌平、通县县委商量，让他们到滁县地区来帮助打井。他们来了以后，一看滁县是丘陵地区，不像北京是个平原，一打下去就有水，而且滁县地区有些地区是红砂层，红砂层没有水，要通过红砂层打到地下才能打到水。所以打井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我记得凤阳县城南公社打井成功了，老百姓高兴得不得了；在定远县，丘陵上面打井也出水了；打井队在嘉山县县城关镇东侧还打出了自流井，水一天到晚地流，水量虽然不大，但老百姓很高兴，老百姓吃水有困难的时候，就拿桶提一桶回来。这都是我亲眼看到的情况。

  当时万里同志看旱情这么严重，秋种种不下去，对来年群众的生活必然带来更大困难。他于9月8日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提出：今冬明春的关键是搞好秋种，不能让农村大片土地抛荒。如果集体种不下了，可以把地借给老百姓，他能种多少就种多少，谁种谁收，不计征购。经过常委讨论，这次会议形成了“借地度荒”的大胆决定：“一是在完成秋种计划之后，凡是积极创造条件扩种小麦的，其扩种面积明年收购时不计统购，由生产队自己支配。二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利用‘四旁’，一切可以利用的空闲地、开荒地多种蔬菜、蚕豆，也可以种粮食，水库周围可以撒播油菜，谁种谁收谁有，集体无法种的，也可以划出一定数量的耕地借给社员种。

  但政策出台后立刻引起了争议。有人说，集体不能种，那么个人就能种了吗？这不是单干吗？万里同志说，集体种不了的地，如果农户能利用他的劳动力，能种一点就种一点。如果秋种种不好，明年日子就不好过。万里同志强调，是集体种不下的，农户能种，允许他种。

  我们地委曾派干部下乡，要求每人口袋里、书包里装上一些油菜籽。你下乡去，看到哪个地方比较合适，你可以撒些油菜籽，将来可以长油菜嘛，老百姓可以吃油菜，有利度荒。当时很多水库都干了，有的老百姓根据“借地度荒”的政策，就在水库旱的上游撒了油菜籽。结果呢，第二年油菜长得很好。所以我们提出来个口号：“就是个大金娃娃也允许你抱到家”，谁种谁收谁有。

“三个秘密武器”

  1978年9月，大局已定，滁县地区旱情严重。滁县地委于是召开三干会，布置抗旱救灾的任务。因为那时候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进行了4个多月，大家思想开始解放了，所以有公社书记在会上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他说：“中国农业搞不好，为什么搞不好？难道我们这些公社书记都是笨蛋吗？我一个是笨蛋，两个是笨蛋，我全地区242个公社书记都是笨蛋吗？难道只有外国人能把农业生产搞好？只有大寨才能搞好？建议地委放手让我们干，干好了不求有功，干坏了，我们自动下台。”我认为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说明干部思想解放了，敢讲话。所以我就说：“你们有什么话都可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不要怕。”鼓励他们大胆地发言。

  结果呢，发现了三个秘密的典型。哪三个典型呢？第一个是来安县烟陈公社杨渡大队魏郢生产队，1978年春他们把生产队二十几户人家分成了两个组，搞“包产到组”。这两个组，暗中比赛着干。结果呢，1978年大旱之年，不但没有减产，而且由上年的8万多斤增长到12万多斤，油料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这是第一个典型。

  第二个典型是天长县的新街公社，他们把棉花“包产到户”了。新街公社不是棉产区，棉花种植面积较少，是小宗作物。眼看着棉花的苗要枯死，他们干脆把棉花“包产到户”，每一家分几垄子，老百姓早晨洗脸、刷牙都到田里去。所以这个公社的棉花苗没有旱死，秋后棉花比上年增产89.6%。这是第二个典型，也就是把小宗作物“包产到户”。

  第三个典型是来安县广大公社。这个公社实行了干部岗位责任制，干部下乡包队，规定一定的指标，即把粮、棉、油、猪、禽、蛋等生产指标分解成100份。秋后算账，凡是增产的项目，公社发给你一定数量的奖金。所以到秋后结算时，这个公社大旱之年没有减产反而增产。这是第三个典型。

  这三个典型，有人称它们为“三个秘密武器”。我在总结发言的时候充分肯定了这三个典型。

  会后，我临时有事到合肥，万里同志知道了，通知我到他那去谈谈农村的情况。这是我第一次和他面对面直接谈话，从晚上7点谈到10点多，新华社记者张广友也在场。我把滁县地区的农村情况和存在问题、抗旱救灾的情况汇报后，重点把这三个典型向他汇报了。万里同志听了以后非常重视，让我回去对这三个典型进行认真调查，写出调查报告，报到省委。所以回到滁县地区以后，我和陆子修、秘书崔传义到魏郢生产队对“包产到组”进行调查，新华社记者张广友到广大公社了解情况，天长县新街公社就委托天长县政研室写出了报告。报到省委以后，万里同志就让办公厅主任于廉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可以把这三个典型进行试点。经地委研究，决定每一个县可以在一个大队或公社进行试点。为此，地委在10月20日以“滁地发〔1978〕96号”文件向各县发出了通告。为了能正确理解三个典型的重大意义和在试点中应注意的问题，我亲自写了一个批语下发了。因为我亲自调查过，我认为他们这些办法都能够实现增产，对老百姓有好处，所以我支持他们。

  这个文件发出以后，在全地区引起很大震动。嘉山县管店区委书记出于好意，委托一个人带话给我：“你的胆子这么大，你怎么能公然提倡‘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你这是要犯大错误。”定远县藕五塘公社有人对地区农业局的局长说：“地委王书记胆子也太大，怎么敢搞这样的试点，早晚要犯错误。”但是老百姓很拥护，原来只允许在一个大队或一个公社试点，结果不是试点的公社也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组”和小宗作物“包产到户”。到了1979年3月，滁县地区已经普遍地搞起了“包产到组”。捂也捂不住了，你能试点，我不能试点吗？所以这个时候“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已发展到地区生产队总数的68.3%。在这种情况下，有少数地方在暗中搞了“包产到户”，名义上到组，实际上是到户。不久，就发生了“张浩来信”事件，使得搞了“包产到组”特别是暗地里搞了“包产到户”的地方，干部群众的思想一度混乱，人心惶惶。

“张浩来信”

  1979年3月1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安徽派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滁县地区全椒县委书记王杰出席会议。这就是所谓的“七省三县座谈会”。在这个会议期间，出了一件事：甘肃有一个干部张浩，写了一封读者来信，3月15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上刊登了，并加了编者按。信中说，“现在实行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符合当前农村的实际情况，应充分稳定，不能随便变更”“轻易地从‘队为基础’退回去，搞分田到组、包产到组，也是脱离群众、不得人心的。同样会搞乱‘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挫伤积极性，给生产造成危害，对搞农业机械化也是不利的”。编者按则说“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包产到组’的地方，应当认真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决纠正错误做法”。

  来信发表之后，安徽代表坚决反对，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安徽的代表也写了一篇读者来信，标题为《正确看待联系产量的责任制》，几天之后在《人民日报》头版的中间位置上发表了，《人民日报》也加了编者按，承认发表张浩的来信和编者按中有些提法不够确切。

  3月15日那天我正在嘉山县招待所，吃早饭的时候，我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送“张浩来信”和《人民日报》编者按，思想为之一震，急忙返回滁县。经过老嘉山公社时，我进了公社大队，问他们听了中央电台的广播没有，他们没有反应。于是我继续往前走，到了滁县的黄泥公社。一进门我就看见了公社书记蔡中芳，他张口第一句话就说：“你来得正好，我这里的老百姓听了中央电台广播后，人心惶惶，纷纷来公社问，是不是我们又要犯错误？人心不稳，对春耕生产很不利。”我同他们进行了短暂的座谈后就急忙回地委了。因为来不及召开常委会了，我要办公室主任陆子修起草一个电话通知，内容大概是这几条：第一，现在是春耕大忙的季节，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一律不变，不要误农时。第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都是地委决定的，完全符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如果有什么问题，由地委领导负责。第三，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究竟哪一种责任制形式好，秋后看实践的结果。第四，有关部门要继续做好春耕物资的调拨工作和供应。第五，各县委要通过各种形式迅速把通知内容传达下去，做到家喻户晓，做好群众思想工作。电话通知下达各县县委后，嘉山县委书记贾长志说：“现在是春耕大忙季节，就是刀架到我的脖子上我也不改。”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说：“我是王小二盖猪圈——一心门朝南，我绝不改变。”滁县县委书记冯骏回答说：“党的政策怎么能改来改去，不能朝令夕改，定下来的事情不能随便改，所以我们坚决不动。”听到这样的回答，我很高兴。

  3月16日，万里同志突然来到全椒县，在古河区委开会。万里有规定，他到哪里，事先是不通知的。县委电话报告给我后，我马上坐车赶到了古河。我进去时，区委的同志正在向万里汇报干部群众由于“张浩来信”引起思想波动的事情。等他说完，我就把滁县黄泥公社干群的反映和地委发的5条通知做了汇报。万里说：“你们现在还和‘文化大革命’一样，听了北京来电就坐不住了，不就是《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吗？你们为什么就这么慌？报社就好比公共汽车，你可以打票坐车，我也可以打票坐车。《人民日报》，别人可以写读者来信，你也可以写读者来信嘛。不管什么办法，只要能增产，对国家做贡献，集体多提高，人民生活能改善就是好办法。你们要知道，报社是不会管饭吃的，如果秋后老百姓没有饭吃，那我要找你县委书记、县长算账，我不会找报社。”大家听了万里的话，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接着他到了滁县，一路上我把滁县地区的情况做了汇报。吃过晚饭，已经很晚了。

  第二天我们从地区到天长县，路上经过来安县，在来安县城东郊，万里看了一户姓唐的养猪专业户。他家养了9头大肥猪，还开了个豆腐坊。他的豆腐做得好，县委食堂、县城里的饭馆都订他家的豆腐，生意不错；他用做豆腐的浆水和豆腐渣喂猪，猪长得很肥；他还承包了几亩地，用猪粪施肥，庄稼长得很好，日子过得很红火。万里看了以后很高兴，他说每一头猪等于一个小化肥厂，就是要像这样形成多种经营，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接着我们就去天长县。刚到天长县，万里就说要下车，之前安排的点他不去了。下车后他到了上庄生产队，家家户户门都锁了，只有一户门开着，在外面能听到里面敲敲打打的声音。我们进院一看，有两个木匠在干活，正在做家具、打橱子。原来这是生产队长的家。木匠说他们都在外头田里干活。把生产队长找回来以后，生产队长说，我儿子今年要结婚，我请木匠打几件家具。这个生产队长院子里种了一大片蒜苗，长得密密麻麻的，很茂盛。万里就问：“你这个大蒜为什么种得这么密，怎么长大蒜头？”队长回答说：“我这二分地，我准备靠它卖一二百块钱。为什么呢？我现在要间苗a，10棵一把，拿稻草一缠，能卖几毛钱，这是第一次收入；蒜薹出来了，我们把蒜薹拔出来，拿到市场卖一块多钱一斤，这是第二次收入；大蒜头长大了，要卖两三块钱一斤，这是第三次收入，所以我这能卖一二百块钱。”万里听了以后，说：“他这么一块地方的蒜苗可以收入三次，中国的农民是聪明的。只要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中国的农业一定可以搞好！”

  3月18日，我们又到了嘉山县涧溪公社。看大门的人说社员都不在家，都下农村搞“包产到组”去了，只有一个岁数大的公社副主任因患感冒在家休息。这位公社副主任来了以后说：“我们正在搞‘包产到组’。现在大部分都搞好了，只有少数生产队还在讨论。要经过老百姓讨论好多次才能把思想统一起来，所以现在正是讨论的时候，矛盾很多，但讨论完剩下的几个队很快就可以搞好。”我们听了很高兴。这个时候公社隔壁区委来了个秘书，一进门就对万里说：“你们来得正好，现在农村乱七八糟，思想混乱，吵得不得了啊。”我们问他什么不得了，他说现在都在争吵。这时公社副主任说：“只有争争吵吵，最后才能统一思想，这是很正常的。”我们离开后万里在车上对我讲，公社副主任是深入基层的，知道怎么讨论怎么好，那个年轻的秘书，他根本没下乡，光是听说，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

  到了嘉山县招待所，晚饭后，县委书记说，县京剧团为了配合国家恢复高考，编了一个剧本叫《唐太宗和戴胄》，想请万里同志去看戏，万里同志欣然同意。晚饭后刚一出招待所的大门，后面就有人喊，说北京来电话找万里。万里就回去接电话，原来是国家农委主任王任重打来的。王任重说：“现在北京召开的七省三县座谈会，分歧很大，特别是安徽的代表，反应很激烈。”万里说：“现在是春耕大忙的季节。不管是什么形式的责任制，即使是‘包产到户’我也同意，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是秋后算账派，秋后看结果怎么样，搞得好可以继续搞，搞不好纠正过来就是了。”王任重同意万里的意见。

  3月19日，我们到了定远与凤阳交接的地方——范岗公社，这里是大旱之年的重灾区。一进村家家户户都锁了门，突然看到一户门半开着，烟囱在冒烟，我们走进去一看，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正在揭锅盖子，蒸了一锅馒头，中间有两条“龙”，几个鸡蛋。万里问：“老大娘，去年你们受了灾，还有什么困难？”老大娘开始一怔，接着说：“幸亏政府政策好，发了救灾粮，没有什么困难，我蒸了两条‘龙’和几个鸡蛋给小孩子吃，可以辟邪。”接着我们到了公社，传达室的人说：“干部不在家，都下乡了。”万里问，能不能找几个老百姓来谈谈？传达室的人说：“可以到粮站去看看，来买救济粮的人多。”找来十几个人后，我们在公社召开座谈会，就讲搞“包产到组”和发救济粮的事情。这个时候有个青年人走了进来，他是上海下放的学生，他说：“‘包产到组’，我找不到组，人家都不要我，他们地方上的村东头、村西头，姓张的、姓李的在一起成立一个组，我和另外两户是外来的，没有人愿要我们，这怎么办呢？”万里说：“你找不到，你们3户一起干嘛。”他说：“那怎么行？一个组起码要5户。”我就说：“万里是省委书记，说话当然算数。”万里反过来说：“他是你们的地委书记，我们可以同你们县委和公社党委说一说。”听到我们这么说他就放心了。

  这个时候，有一个生产队的指导员站起来，他穿了一身旧军装，是位复员军人。他说凤阳有一种办法，比他们还好。万里问凤阳是什么办法，我就把凤阳“大包干到组”的情况说了一下。万里说那也可以啊。那个指导员就接着说，那他回去也照凤阳的办法改过来。万里讲：“你们已经搞好了，现在不要改，秋后你觉得凤阳的办法好，你们再改也不迟。”后来省委仿照滁县地委五条电话通知的精神发了一份“省委代电”，重申前言，各种形式的责任制一律不变。全省经济稳定了。

小岗村的“大包干到户”

  前面说到，在“包产到组”推开的过程中，有的地方暗中就搞了“包产到户”，表面上是到组，实际上是分到户了。其中凤阳县小岗村搞了“大包干到户”。我到小岗生产队看过，当时小岗队有20户人家，115口人，老百姓家里穷得什么都没有，而且村里一个男的都没看到，只看到几个女的。我问她们：“你们男同志到哪里去了？”她们回答：“他们都出去讨饭去了，没有回来。”我们就问：“你们为什么不搞生产？”她们只是笑笑不回答。这是我第一次到小岗的情况。

  小岗很穷，农民没有积极性，一到冬天就出去讨饭，后来在地区推广“包产到组”的时候，小岗开始就分了4个小组，但搞不好，以后又分了8个小组，也还是搞不好。因为十年“文化大革命”，小岗损失很大，是名副其实的“三靠队”：生产靠贷款，吃饭靠返销，生活靠救济。“文化大革命”十年来，国家给了他们11.4万公斤的供应粮，贷款和无偿投资近2万元，现有的几头牛就是无偿投资买的。所以穷到这个程度，最后他们就干脆“包干到户”了。有一天晚上，他们就聚在一起秘密开会，按了18个手印，并签了一份秘密协议，协议上说明，他们“分田到户”，如果将来被人家发现了，他们坐牢了，全村要把他们的小孩子养活到18岁。

  所以1979年的时候，他们就分户种地了。过去干活是排队一起干，现在他们是分户干，劳动的积极性很高，庄稼长得很好。周围村一看，说小岗怎么变样了呢？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最后别的生产队知道他们“包干到户”了，就一下子揭穿小岗了，说小岗搞“包干到户”，他能搞，我们也要搞，于是他们纷纷向公社提出要求。公社坐不住了，就对小岗进行批评，命令小岗还得合起来，不能搞。

  以后这事又告到县里，县委书记陈庭元来了，公社书记向他反映：他们搞了“包干到户”，这是复辟，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县委书记就说：“哎呀，小岗穷成这个样子，穷得已经‘灰’了，就叫他们试行一年吧。全县有3000多个生产队，就是他一个队复辟了，也没有关系，影响不了大局。”县委书记做了这么个表态以后，我也知道了。我就事先不打招呼，到小岗转了一圈，看庄稼长得确实不错，这做法确实很好。

  1979年10月，滁县地委在凤阳召开四干会，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开会，总结推广“包产到组”的经验。在这个会议前，我首先开了一个不讲话的现场会。什么叫不讲话的现场会？就是要大家到这个村的每家每户去看，看完之前不讲话，看他们的粮食囤子、锅灶、厕所、家庭设施等。可以找任何人谈话，找五保户a也可以。我们只规定集合回程的时间。我们首先看了城南公社岳林大队的岳北生产队，看得很高兴：找老百姓谈话，老百姓说家里粮食都很多；五保户安排得也很好。第二个看了大庙公社后杨生产队。这个生产队穷了很多年，年轻人找不到老婆，女子不愿意嫁到后杨队。生产队长杨锦宇首先给我们介绍了情况，然后带我们到每家每户去看。杨锦宇介绍情况时说，他们村搞了“包产到组”以后，现在有一个青年找到了老婆，他的老婆是四川人。另外呢，他说他家现在是“开门5块钱”：家里的粮食很多，养了五六十只鸡，每天能收五六十个鸡蛋，鸡蛋每天能卖5块钱。另外他还盖了一座新房子。

  看完回来以后，有的公社书记要求，能不能到小岗去看一下？听说小岗搞“包产到户”了。那时候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到那去看不就等于宣传“包产到户”吗?为了避嫌，最后我们决定趁着晚上，地委各部委、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到小岗看一看。那天我们在小岗从西头看到东头，每门每户都看了一遍。他们的粮食以前是每年3万斤，第一年“包干到户”粮食产量就超过了13万斤，棉花、油粮都完成了任务，所以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看完了以后，地委常委在生产队副队长严宏昌家随便谈了一下。大家都说很好，思想完全一致，对小岗“大包干”责任制表示支持。因此，我就决定允许小岗干三年，进行试验，干得好还可以继续干。

  就在这个时候，小岗人炒了一大箩筐花生，叫参观的人吃，参观的人怕违背群众纪律都不敢吃，结果他们只好把那花生倒在我们坐的大客车里。回来以后大家议论纷纷，说小岗“包干到户”，增产最多，就要求也搞“包干到户”。因为当时中央的文件规定不许“包产到户”的，所以，我在会议总结讲话时动了脑筋，变通了一下，说“包产到组”，三户就可以成为一个小组。实际上也就是父子组、兄弟组。会后，我打电话给省委管农业的书记王光宇报告了这事，他表示同意。

  所以我这一讲，一下子凤阳的许多生产队都搞了“包产到户”，而且给了个名字，叫“大包干”，并编了句顺口溜广为传唱：“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多剩少都是自己的。”这下子影响很大，县委坐不住了。因为不仅是公社反对，区委和县政府各个部门都有人反对。

  公社书记就说：“你们不收回来，我就不发救济粮，不发种子，不供应化肥等。”以此相威胁。小岗已经做起来了嘛， 威胁他也不干。结果12月下旬他们就把小岗生产队的副队长，“大包干”的带头人之一严宏昌（小岗唯一一个中学生）找到县委党校，对他进行批判，批他是资本主义复辟、倒退、走资本主义道路，说这是犯法的，甚至拍桌子威胁说要把他抓起来。

  这时严宏昌急眼了，就说：“你们批判我，我这个事情地委王书记知道，他们批准我们干三年。”审问他的干部一听：“啊，地委同意你们搞三年？”他说不信打电话到地委去问。接着他们就给我打电话。我接了电话以后就告诉他们：“是的，我在那开会时，经几位地委常委研究，我们批准他们干三年，你们不要再批他了。马上省里要开会，我会后再对你们讲。”所以就暂时放他回去了。

  接着省里在1980年1月2日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我在会上做了发言，发言稿的题目是《顺应民心，积极引导》。在发言的最后，我脱离稿子，要求省委给“大包干”报个“户口”，承认它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

  我发言后，会场上很惊讶，讨论时争论很激烈。有的人甚至说：“你顺应民心，顺应的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民心？”虽然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还是赞许的人比较多。到了1月11日，万里对会议进行了总结，万里很风趣、很幽默地讲到了“包产到户”。“孩子已经生下来了，他妈妈挺高兴，哎呀，可解决大问题了，你不给他报户口，行吗？那天王郁昭同志说了，孩子挺好的，给报个户口吧，承认它也是责任制的一种形式，许多干部去看过，都热乎乎的，但是回来以后又凉了半截。为什么呢？不合法呀，要批判呀，说它是资本主义。那根本不是资本主义，‘包产到户’不是分田单干，分田单干也不等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可怕。不是我们提倡，我们的态度是不能打击群众的积极性，群众已经认可了，苦苦哀求‘让我们干两年好不好呀？’那就只能同意，批准！”万里的讲话在省电台播了，并在《安徽日报》发表了。这一搞不得了呀！全省马上就轰动了，“省里都给报户口了”。当时是冬天，老百姓都在搞“冬修”（冬季修水利），回家后就“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在全省就普遍推开了。但是这个“户口”只能在安徽地方，还不能在全国通行。

  1980年2月，中央决定调万里到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委主任。在离开之前他到了小岗，由我陪同，他也从西头往东头走了一遍。最后在严宏昌新盖的大房子里座谈。他说，我早就想这样干，现在你们干得很好。严宏昌说：“别人说我们是复辟、倒退，今后我们还能继续干吗？”万里就说：“地委批准你干三年，我批准你干五年。干得好，你继续干，永远干下去。你们富起来都住两层的小楼，我就高兴了。以后谁讲你们复辟、倒退，这个官司由我万里去打。”万里讲得很干脆。后来万里从凤阳离开，到皖北去了。

做好撤职准备，但我问心无愧

  1980年6月1日，我去巢湖参加会议，因为去晚了一点，结果秘书送了一份文件给我看，即邓小平5月31日的一篇谈话稿，题目是《关于农村政策问题》，并且打招呼，只许看不许抄，说这是一个征求意见的稿子。我一看这个稿子对我们非常有利：邓小平在这篇文章里说，农村政策放开了以后，有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像安徽的肥西，增产很多。“凤阳花鼓”唱的那个凤阳县，搞了“大包干到户”，也是一年翻身大变样。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是不是不利于集体经济的发展。他认为不必担心，关键在于发展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了以后，低级的集体经济就会向高级的集体经济转变，并且提出了四个条件。我一看，顾不上“不许抄录”的规定，当即我就叫秘书抄了下来。6月2日晚上，我冒着大雨回到滁县。6月3日，我召开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会议，传达了邓小平那篇文稿，大家都很开心。

  到了8月，安徽省委就在合肥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汇报对“包产到户”调查的情况。在这个汇报会上，有个地委书记带头发言，反对“包产到户”，为会议定了调子。接着其他各地市一起反对，围攻“包产到户”。但有几个市委书记，说穷的生产队可以搞“包产到户”，富的生产队不要搞“包产到户”。六安地委书记徐士奇讲：“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明明知道‘包产到户’能够增产，为什么不让人家搞，和老百姓对着干？”他重复了几遍：“我们为什么要和老百姓对着干？”有的地委书记干脆不发言。这时，省委第二书记顾卓新说：“王郁昭你讲讲吧！”我被点名后站起来，说：“首先从理论上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原理，初中生都懂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但是贯彻起来是很困难的。我们老是改变生产关系，还没有搞几天就变，变来变去。根据我们调查，现在生产增产最多的就是‘包产到户’，其次就是‘包产到组’，再其次增产不多的和减产的就是原来的生产队。我的结论就是，队不如组，组不如户。”这时有领导气冲冲地讲：“难道集体的生产就不如‘包产到户’、单干吗？”我回答说：“那些生产瞎指挥，干活‘大呼隆’，就不如‘包产到户’。”接着我有点动情地说：“我们滁县地区，‘包产到户’‘大包干到户’面已经很大了。如果省委领导同意我们搞，我们就继续完善提高把它搞好。如果不同意，你就下个红头文件，不许搞‘大包干到户’。按照党的原则，党员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我改过来就是。我已经准备被撤职，但我问心无愧，我对得起党对得起老百姓。”我眼泪都下来了。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大家都看着我。

  在这种情况下，省委第二书记顾卓新就说了：“看来我们这个会议分歧很大，不好做总结了，我建议把邓小平那一篇《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稿念一遍，代替会议的总结。”这个时候省委秘书长就把那个文件拿出来，在会上念了一遍就散会了。散会以后，新华社分社的记者张万舒说：有人形容今天的回忆，是在王郁昭“舌战群儒”和徐士奇“苦口婆心”的气氛中结束的。

  当天晚上，我感觉肝有些痛，便于第二天到安徽医学院做了彩色B超的检查。医院一查，说我有脂肪肝，并且现在已经有肝腹水了。这一讲，我很紧张。就在这个时候来了电话，说省委第一书记找我，叫我到他家里去。在他家，他跟我讲了几句话：“你的工作不错，也有水平，不要因为这个事背包袱影响工作。”安抚了我一下。接着我就到省立医院了，经省立医院检查，说我有脂肪肝，但是没有肝腹水，所以我就放心了。

  回到地区后我继续完善提高“大包干”，把它搞好。后来，“大包干”得到了小平同志的支持，迅速在全国普遍推广，只用3年的时间，全国99%的社队都搞了“大包干”。这是广大农民的选择，其迅速在全国形成星火燎原之势。我记得邓小平有句话：农村改革是农民的伟大创举，发明权属于农民。这是农民的首创，我们领导只是把他们的经验拿上来条理化、理论化，然后再推下去。同时，我们不搞强迫，允许看、允许等。接着，农村突破了以后，迅速推动了城市的全面改革和开放。农村的改革解决了温饱问题，中国的粮食很快从3000亿斤发展到6000多亿斤，中国的贫困人口由2.5亿人一下子减少了50%，温饱问题解决了。最后，农村改革还推动了乡镇企业的发展，邓小平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短短几年，乡镇企业的产值就占了全国工业产值的1/3，推动了整个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另外，政策允许农民工在流动中就业，为解决中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和二元经济结构做出了贡献。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国际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也为现在的深化改革创造了条件。

  回顾那段历史，在参与农村改革时，我是一个基层干部。我认为，看准了的问题就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要不断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此外，在农村改革历程中，农村劳动力的问题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在农工潮刚刚兴起的时候，有些人说他们是盲流，不允许他们出来。当时我的态度非常鲜明，我认为他们不是盲流，这应该是解决二元结构的关键措施，应该支持他们出来。因此，我发起组织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我被选为首任会长。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是走在前面的。还有就是在扶贫方面，我当时推动中国扶贫基金会带头进行机构改革，改成招聘制，没有机构编制。另外，我提出扶贫项目不要搞得太多，要集中几个项目，要搞就搞成品牌，所以原来的几十个项目，最后只剩下5个，这5个都被打造成了品牌，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因此被评为全国5A级慈善机构。我也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的“中国慈善贡献奖”的奖杯和证书，同时获得了“中国消除贫困成就奖”的奖杯和证书。回顾过往，虽至耄耋之年，我仍倍感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