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粮食工作的三个阶段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粮食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粮食自由购销时期（1949年至1952年）。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粮食市场上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采用的是粮食自由经营的办法，由于粮食生产水平很低，粮食产需的矛盾、供求的矛盾十分突出。从1949年到1950年2月，不到一年时间，发生了4次大的物价波动。粮价带动其他物资价格全面上涨。但由于中央采取了许多坚决有力的措施，紧张动荡的粮食局面基本上稳定了下来。

  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中央人民政府机构的决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由章乃器任部长，范式人等任副部长，加强了对全国粮食工作的领导和宏观调控。据测算，1950年国营粮食收购数量占社会总量的23%左右。1950年至1952年，国营粮食收购和销售的比例逐步上升。

  第二个阶段，粮食统购统销时期（1953年至1985年）。这一阶段长达30多年。从1953年开始，国家进入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这一阶段商品粮的需求日益增长，但是粮食生产赶不上消费的增长，于是供不应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存在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增长了，虽然生产也在增长，但赶不上需求。统购统销实施前夕的1953年10月，全国粮食销量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1%，其中大米销量增加59.5%，而1953年9月收购量仅占计划的81%，西北地区只完成了计划的46%，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粮食供应严重不足。为了解决这个矛盾，经反复研究，中共中央于1953年10月16日做出了《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简称统购统销。当时统购统销政策有4个部分，包括：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由国家粮食部门控制粮食市场、粮食实行统一管理的政策。这4项政策实行时间长达30多年。总体来看，统购统销是在特殊的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对稳定当时的城市供应、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是，必须看到，这一制度极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长时间内收购价格被压得过低，形成“剪刀差”，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第三个阶段，粮食经营市场化的时期（1985年到现在），这是粮食工作发展的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新形势提出了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的指导思想，决定积极又有步骤地、稳妥地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推进粮食流通的市场化改革，分步实施，稳步前进，有计划有步骤地在全国推进。市场化改革分三个时段：第一个时段（1985年至1993年），1985年1月的中央“一号文件”，决定取消对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统购派购任务，但仍保留合同定购。文件指出：“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粮食、棉花取消统购，改为合同定购。由商业部门在播种季节前与农民协商，签订定购合同。定购的粮食，国家确定按‘倒三七’比例计价（即三成按原统购价，七成按原超购价）。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取消统购派购以后，农产品不再受原来经营分工的限制，实行多渠道直线流通。”第二个时段（1993年至2004年），1993年2月国务院颁布“9号文件”，即《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决定积极稳步地放开粮食价格和经营。这是经过了8年左右的时间，国务院出台的又一个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中央决定进入新的时期不再搞统购统销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搞活粮食流通。我参加了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和组织实施，1993年当年就全部放开粮价了，在此之前，食用油价格也放开了，这是中国粮食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第三个时段（2004年至今），2004年5月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决定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2004年全面放开收购市场、粮食价格，积极稳妥地推进以市场为取向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建立确保粮食安全的购销网络。

粮食统购统销时期蹲点四川农村亲身经历

  我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下乡搞征粮赈粮工作，八次到工作组，目睹和经历了一些真实情况。

  1953年，我担任中共四川省委统购统销工作队郫县工作组的副组长，在郫县新民乡搞统购统销试点。我和乡里两个干部在新民乡的金柏村蹲点，分管金柏、胜利、新象3个村的统购试点工作。当时我们感到的最大困难是高估产、高征购，去落实购粮任务时，上级下达的征购任务很大，而下边实际的产量没有那么多，根本完不成任务，工作组普遍感到相差太大，那时流行一句话叫“政策与任务的矛盾”。我们请示上级，是按政策办，还是按任务办？谁也说不清楚。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任务就是落不实，收不上来。工作组没有办法，只能召集村里各家各户的户主开会。我们事先和贫下中农说好，叫他们先报卖粮的数字，然后再叫存粮多的富裕中农自报卖多少，让大家来评议，贫下中农喊他们增加，反复讨价还价，一直搞到天亮，就用这个办法开熬夜会，把任务数报得差不多了，再散会。大家都是这样搞的，那时候没有别的办法。但是，春节过了不久，就有农户喊缺粮了。

  1960年至1962年，我又参加了四川省委农村工作团在川南富顺县的农村蹲点，贯彻中央对农村工作的指示，纠正“大跃进”、公社化、刮共产风，“一平二调”，搞穷过渡、高估产、高征购，以及大办公共食堂等造成的恶果。我先后在牛佛区回龙公社等地蹲点，住在农民家里。我目睹农民受极“左”路线影响而产生的极其困难的局面，亲自了解到连口粮、种子粮都征购了的现象。那时农民大量发生浮肿病，出现非正常死亡，我想请示上级“开仓放粮”，但是到区、乡粮库一看，粮库也空空如也，无粮可调。

  这一段经历对我们的教训非常深刻，终生难忘，我们作为共产党员，实在愧对农民。在认真贯彻中央一系列纠“左”指示，待到农村形势好转后，1962年夏天，我才调回省里。这一段农村蹲点的经历，与农民、农村基层干部朝夕相处，命运与共的经历，给我们一生最深刻的教训是：任何时候，千万不要丢掉祖宗多年留给我们的良田沃土！千万不要忘记十几亿人手中的饭碗！

彻底结束统购统销

  彻底结束统购统销，这是在粮食流通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在10多亿人口的大国，结束实行了30多年的统购统销制度，实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稳过渡，难度非常大，但意义非常深远。我国是世界上推行统购统销制度时间长、影响深、力度大的大国之一，工作波及面很大，稍有不当就可能引发供应链条的脱节，引发抢购的风潮，引发社会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为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做了各项准备工作。

为应对1984年大丰收后的周期性波动、粮食减产造成的困难，国家采取了措施促生产、保供应，探索经验。1984年大丰收后，周期性波动就来了。1985年粮食生产下降了560亿斤，粮食供应关系趋于紧张，这既有自然调节的影响，又是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而造成的被动。当时粮食销售也出现问题了，1985年提出用500亿斤粮食支持农业结构调整、休耕和发展饲料加工等，一下增加了500亿斤粮食开支。1985年、1986年两年在外贸上又出现了粮食出口大于进口的问题，1985年净出口64.4亿斤，1986年净出口23.8亿斤，以致粮食在1987年至1989年购销出现缺口，产区不愿调出，市场供应紧张。

国务院及时采取了一些相应措施，如从1987年起，对粮食收购实行“三挂钩”政策a，以支持粮食生产。这项开支属国家补贴，不进入收购价。这是我国在粮食史上实行价补分离的第一步尝试，受到了农民群众的欢迎。同时建立农村生产发展基金，从1986年起每年拨出10亿元专款专用，用于粮食增产。从1988年起，中央对地方又实行粮食购销合同包干和财务包干，一包3年，其中粮食订购合同任务稳定在1000亿斤，一定3年不变。

  经过1987年至1989年这3年的努力，粮食生产回升，供需矛盾趋于缓和。根据国务院调粮领导小组的建议，国务院批准，在合同定购之外，通过市场议购，专项收购一部分市场调节粮。之所以将其命名为市场调节粮，是为了把这一部分粮食转化为储备调节之用，并按照市场化方向经营，把它搞活，使之在市场上起到调控作用。这项任务委托中国粮食贸易公司按市场化方式操作，统一经营，粮权归中央，使用调拨由中央决定，起到了试验和探索作用。这是国家专储粮的前身，当时主要是在主产区收购，共收购粮食68.2亿斤，其中大米52亿斤，小麦7.8亿斤，大豆1.6亿斤，以后陆续用于贫困地区。1993年平抑粮价又使用了市场调节粮，对稳定粮食市场有利，对扶持主产区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财务费用上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些地方粮食部门欠款严重、拖欠贷款、吃中央财政的大锅饭等。这为国家专项粮食储备制度的建立做了可贵的探索。1990年9月，国务院决定建立专项粮食储备制度，这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它与当年7月国务院批准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成立，是粮食改革的两个关键措施。特别是以中央储备为核心、以地方储备为支柱、以社会储备为基础的全国粮食储备体系建立起来以后，粮食制度改革的底气有了，信心增强了。

20世纪90年代放开粮价

  1993年2月15日，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宣布放开粮价。放开粮价是关系千家万户、风险甚多的改革，搞不好会出现粮价波动、供应不到位等险局。当时统购统销几十年来积压在群众手中的粮票，有500多亿斤没有兑现，人们如果一兑现就会发生大混乱。这个难题怎么解决？本来这是平价成品粮，由于与市场价格存在价差，尽管国家规定粮油票证是无价证券，但在当时全国农贸市场无处不在的情况下，城市居民节约下来的粮油票可与农民小商贩交换鸡蛋、换价值相当的塑料制品等，它具有实际价值。当时我们粮食部到哪儿找那500多亿斤粮食兑现？国家专项储备粮才500亿斤，这难题怎么解决？有些学者形容这是统购统销“地震”震出来的“堰塞湖”，稍有不当就决堤、发生抢购，无法兑现，就会引起群众的极大不满，甚至发生闹事，发生大的波动。

  那时国家财政很困难，我们想是不是拿一毛钱一斤去补啊，但没有钱，一算开支至少要50多亿元。当时国家整个财政收入才一两千亿元，50亿元是拿不出来的。所以第一个考虑的困难就是这个。国家粮食储备局反复研究，决定稳定市场，尽量减少波动，让粮油票证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自然消亡”。这是一步险棋，于是一方面动员各地粮食部门和粮库、粮店充分满足老百姓的平常供应，特别是要做好对困难群众、弱势群体的粮食供应。另一方面由当时的国家粮食储备局发出通知，公开向群众宣布一条政策：粮食价格放开后，继续保留城镇定量人口的粮食供应关系，存入档案。群众知道了这条政策后很高兴，认为国家粮食仓库里粮食装得满满的，粮油供应正常，粮油供应关系还继续保留。这就给大家吃了“定心丸”，群众担心缺粮的心理也逐步趋于正常，粮票的敏感度也就慢慢淡化了，国家没有花一分钱就平安解决了这个问题。

  1993年“两会”期间代表用餐，第一次不用交粮票，同年5月北京市正式宣布取消粮票，其他省市也先后取消，粮票正式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我们改革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全面放开粮食市场、粮食价格

  进入21世纪，粮食形势又发生新的变化，在20世纪末，连续3个年头粮食总产量突破5亿吨后，各类粮食市场粮食供应充足，价格稳中有降。这时国内又滋生了盲目乐观的情绪，扬言储备的粮食可以吃3年等，于是又陆续出台了措施，做了过度的反映，如取消对南方早稻、东北春小麦的保护价等措施，加上粮食生产在5亿吨大丰收之后的周期性波动的影响，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从1999年的5.3亿吨，下降到2003年的4.3亿吨。这是改革后的第二次较大的波动，2003年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粮食总产量减幅最大的年份。

  鉴于这种情况，党中央和国务院从2004年开始，加大改革力度，在2004年决定全面放开粮食收购价格，逐步取消农业税，加大对农业粮食的扶植，迅速扭转粮食下滑的局面，到2007年粮食产量恢复到5亿吨。经过几年努力，2013年粮食产量又达到60193万吨，突破6亿吨大关，成为改革后的第三次大丰收。

  进入21世纪以后，又陆续发生冰雪灾害，“非典”侵袭，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的冲击，以及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等情况，我国粮食安全受到极大冲击，但由于我国粮食总产量在改革后翻了一番，由1978年的3亿吨上升到2013年的6亿吨，库存充足，同时还推行了粮食安全的省长负责制，充实加强了中央和地方储备体系，并建立了粮食应急保障机制，为我国的粮食安全体系增添了实力，因而能“稳坐钓鱼台”。

  综上所述，应当特别指出取消统购统销、放开粮食市场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变化。由于粮食是农业基础，吃饭是第一件大事，“开门五件宝，吃穿住用行”，“吃”是居于首位的，取消了粮食的凭票供应，结束了分配上的“票证经济”，解决了“吃”的商品的放开与繁荣问题，这样才带动了整个中国消费品市场的放开与繁荣，至今中国消费品市场可以说是琳琅满目，集世界名品之大成，应有尽有。历史表明，中国在粮食工作上做了正确的选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的粮食改革为13亿人口的大国构筑了可靠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民的吃饭问题，为世界粮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改革开放40年，堪称我国粮食工作的黄金时期，人民将永远铭记在心。